虽然各种自组织理论研究问题的角度各有特色，但却一致地认为，系统的循环是由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引起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而系统各子系统（要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在整体上表现为一定的循环形式。普利高津（1990）通过对化学振荡等自组织过程的研究，揭示了非线性及交叉催化循环作为系统自组织的基本条件的原理，他指出：“满足此种化学震荡出现的基本条件是自发的或者交叉的催化关系，它们的作用在于它们引导出现非线性行为。请记住核酸产生蛋白质，而蛋白质又导致核酸产生；蛋白质和核酸之间存在一种交叉催化循环。”经济系统中各种超循环就意味着存在非线性作用（张本祥，孙博文等，1996），并且，超循环结构的稳定性正来源于子系统之间的功能耦合造成的非线性（吴彤，2001）。因此，“自组织理论的相互作用构成循环的结论，深入地揭示了作为系统演化内部动力的相互作用，竞争和协同与系统循环演化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沈小峰，1993）。
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形成、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各种非线性作用的产生和存在，具体地表现为各种超循环结构的形成、发展、解构和重组，并体现出高新技术企业从彼此孤立向相互关联，从部分到集群整体的过渡形式。而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与环境的密切联系，以及集群内部专业化分工和要素的多样性、差异性为各种超循环结构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超循环论观点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由众多企业等主体（要素）构成，这些组织类似于超循环中的突变体 I1、I2 等，是形成超循环组织的经营实体。企业经营活动中相关的各种行为、能力、信息、技术等因素类似于复制酶 E1、E2 等，除了驱动企业自身发展外，还影响到其他企业和功能耦合的“催化剂”。在集群规模和个体数量扩张的过程中，新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出现和进入称为所谓的“拟种”。拟种可以是集群内从业员工新创立的、衍生的高新技术企业，也可以是外界迁移过来的。这些企业将会对原有循环结构产生潜在影响。在高新技术产业，新技术、新企业不断涌现，技术人员自立门户创办新企业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些衍生的高新技术企业就扮演着“拟种”的角色。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系统与生物系统的类比关系。
本质上讲，用超循环理论讨论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中非线性作用的主要观点是与其他非线性或集群相关的理论观点相一致的。从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 s）角度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种基本形式，正反馈具有自我加强，自我促进的作用，而负反馈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抑制和稳定的作用。超循环组织是这两种基本形式耦合而成的多重反馈结构。从产业集群理论看，迈克尔·波特曾指出，集群一旦启动和开始形成，“就会出现连锁反应，因果关系也很快变得模糊”（迈克尔·波特，2003），而且“会出现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迈克尔·波特，2000）。从社会经济网络理论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是处于市场和等级之间的企业网络组织形式，企业通过分工协作、共享资源或文化认同等行为相互促进，相互缠绕，实现循环互动。从国家（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看，创新系统实际上是一种网络结构的超循环系统，因为其包含多重关系，在政府、大学、科研机构和产业界之间构造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吴彤，2001）。而上述各种理论之所以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集群、创新）系统内存在的非线性本质，强调各个要素之间的功能耦合、多重反馈和循环催化的互动关系。
总体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中的超循环组织是多样化的，多层次的、丰富的，有不同的结合途径和表现形式。本书结合高新技术产业特性和上述有关理论成果，从四个视角来研究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非线性作用，刻画出集群超循环结构的结合途径和表现形式：
第一，从创新视角，研究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基于创新网络而形成的超循环组织；第二，从经济视角，研究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基于分工和交易而形成的超循环组织；第三，从资源视角，研究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基于资源共享而形成的超循环组织；第四，从社会视角，研究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基于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本而形成的超循环组织。
7.2.1 基于创新网络的超循环组织
在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远离平衡条件中，本书讨论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产业链和创新链模式，这还是一种逻辑分析意义的结构。在实际的创新活动中，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产品更新速度快，顾客小批量、多样化的需求特点，创新的模式从线性、程序化向非线性、复合化转化，不同的创新机构要实现创新目标，还有赖于彼此各个创新平台、各种创新要素的功能互补和耦合。
地理集聚的高新技术企业、大学、研究院所和科技中介机构等主体通过长期的交流和交往，可能逐步建立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进而促进产学研的互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技术、信息、资金和人才等要素的互动，创新系统与创新环境的互动，结合形成立体的超循环组织。而集聚在一起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分化、差异化和多样化为这种超循环组织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超循环组织的产生又强化了企业群远离平衡的趋势。通过在资金投入、技术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功能耦合而结合成超循环网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和中介机构产生非线性作用，推动技术创新呈现空间聚集的自增强趋势，进而显现出明显的外部经济性，包括降低交易成本、空间成本和生产成本，提高创新和技术扩散能力。
7.2.2 基于分工交易的超循环组织
高新技术企业往往只是从事产业链中的某一部分的分工活动，不可能孤立于其他企业而存在，需要与其他企业进行互补性的交易，相互支持，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同时，集聚在某个地区的企业由于内部的激烈竞争，促使企业之间向专业化、差异化发展（远离平衡），许多同行业企业从直接的对手逐渐转变为相互衔接的上中下游合作伙伴，为集群各个要素的关联互动创造了条件。在经济学上，交易费用和专业化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即专业化分工越高，生产效率越高，但是，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从超循环论角度看，这可以说是同时存在的影响企业之间产生超循环组织的两种作用相反的力量，一种类似于催化酶的促进功能，另一种类似于降解酶的破坏功能，不利于超循环组织的形成。但是，企业集群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理论在解释集群经济学原理时认为，集群由于企业空间集聚，有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魏宋华，赵雅泌，2002；蓝海林，贾建忠等，2002）。高新技术企业可以通过地理接近和频繁相互交往，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区位成本，增加信任与合作，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搜寻信息的成本。现有集群研究证实区域集聚的企业更易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增进分工，而分工细化则意味着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之间产生功能耦合，形成超循环组织，构建了集群的内部网络结构。
7.2.3 基于资源共享的超循环组织
从实践来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大都集聚于科技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周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可以共享城市的许多公共资源。企业集群的形成是和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密不可分的（符正平，2002）。地方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道路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包括技术创新与检测设施、教育培训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市场和技术信息、集体品牌和其他配套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单具有良好的公共资源还不够，只有企业发展与公共资源供给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引发集群自组织的集聚和发展。这种互动形成了多重的反馈回路，使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资源共享形成超循环组织，尽管这些企业之间未必产生直接的经济关联。通过资源共享形成超循环网络结构。单个高新技术企业与本地区公共资源形成供需关系后，企业得到有效的要素供给，可能降低企业的进入门槛和经营成本，而公共资源被使用使其可能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发展。这就在企业和公共资源之间建立了反馈和互动。当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分享公共资源时，没有直接关联的企业之间也会产生循环互动和功能耦合效应，这些企业还可能有直接的联系，进一步发展成一种多层次的、“葡萄串”式的超循环组织。
7.2.4 基于社会关系的超循环组织
相互接近的企业并不只是考虑彼此的经济利益，在反复和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成为一种必然现象。这不仅是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们作为社会人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这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跨越了企业边界，在企业之间建立了多重的反馈机制，产生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循环催化作用。就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而言，基于个人关系和社会资本的超循环组织可以从两个主要层面分析，一是企业家活动，二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活动。如前所述，交易费用降低有利于专业分工的细化，而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有利于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而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集群内的企业家协调活动。“在一定意义上，企业集群是以企业家个人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群体”（李新春，2002）。企业家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契约，通过个人关系和相互信任，通过相互学习模仿与创新等形式，在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也推动集群内相关企业的发展。同时，集群内专业技术人员的频繁流动带动了知识与信息（隐性的或显性的）循环流动。同时，原有企业的技术人员往往出走创办自己的新企业。这些衍生的高新技术企业先天性的承继了在母体时形成的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充当着超循环论中所强调的“拟种”的角色，通过竞争、选择和协同后，一些被淘汰，一些则取代老企业或者作为新加入者形成各种超循环组织并推动其向更高级结构演化。
当然，由于人际交往的复杂性和易变性，其超循环网络不易清楚地描述出来。不过，就像亲朋好友过年过节相互馈赠礼物以示亲情一样，集聚在一起的企业家们也常常通过各种看得见的形式来表达这种以相互信赖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和复杂的超循环网络。例如，出于人情和利益需要，集群内的企业之间可以相互参股的网络形式，形成了以投资为纽带的超循环组织，成为一种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的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