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关系是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社会经济现象归根结底要由它来说明，所有制关系的变动，支配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正因为如此，自所有制关系产生和存在以来，人们对于它的关注及其研究就始终没有停止过。
马克思特别重视所有制的研究，所有制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对所有制的论述散见于他的著作和文章中，特别是集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阐述了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认为有社会分工，就有不同所有制的存在，所有制作为经济形式的表现，与社会生产是不可分开的，任何社会生产都是在一定的所有制形式下的生产。每一种所有制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体的所有制。确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及其所有制的性质是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标志，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观点。而在当时条件下将推动社会进步的要求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的演进和变革同样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中，对所有制的认识是为探讨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服务的，不涉及所有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他们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本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至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如何建立未来社会的所有制，马克思并没有作具体的设计。马克思只是认为未来社会作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将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且要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理解余地。尽管在当时，恩格斯曾就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做过解释：“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但人们并没有将认识停留在对个人所有制只指消费品的所有的解释上，许多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作了自己的理解分析。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个人所有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种存在形式，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种具体化。其实，准确领会马克思的思想固然重要，但对于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而言，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谁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思想原意，而在于我们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来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问题。
前苏联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认识，长期存在着两种教条：一是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完全否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作用；二是把所有制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忽视了所有制内涵的丰富性，从而没有研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在前苏联解体之前，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种教条的弊端，他们大都认为集权模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进行改革。至于怎样改革，这些学者各抒己见，但最终仍未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其主流观点基本上还是传统观点。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研究在那里也就中止了。
东欧各国革命胜利后，都以前苏联为模式，建立了以国家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前苏联模式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因此，在东欧剧变之前，一些东欧国家的学者也在积极探讨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改革问题。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有：（1）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卡德尔的社会所有制理论。该理论对国家所有制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不应将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应在消灭私有制之后建立全社会劳动者的共同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应既不是任何人的所有制，又不是个人的所有制，而是既共同所有又个人所有的所有制，以共同所有保障劳动者从事劳动的权利，以个人所有确定劳动者的责任与义务。（2）匈牙利经济学家里斯卡的个人社会所有制构想。这一构想被称为“里斯卡所有制模式”。其核心是将社会所有的财产承包给个人经营。（3）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社会所有制改革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标志不在于一般的公有制，而在于生产资料必须为社会利益使用，生产资料必须由社会来处置。因此，他也将社会主义所有制称为社会所有制。然而，东欧剧变使得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部中止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所有制的改革全都半途而废了。这个问题也就只能留给仍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国家继续探讨了。
新中国成立后，也仿照前苏联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也片面地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大搞集体所有制的升级过渡，排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模式。由于这一模式严重脱离实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经济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就展开了对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讨论。但真正有针对性地探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革问题是在中国的经济转轨开始以后。
卫兴华1980年在《新湘评论》上发表《关于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论述了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的客观依据。1981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二）》，其中于光远的《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态度》一文对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认为要以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作为判断所有制是先进还是落后的标准。1987年厉以宁在《河北学刊》发表《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探索》一文，认为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及改革应采取的形式，归根结底是由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由我国现阶段劳动的性质，以及生产力水平制约的。认为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必然存在不同性质、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所有制，并由此组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些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上述观点无疑是极具创造性的。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学者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也不断展开，并形成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除了发表的大量论文外，此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蒋学模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1985）、有林的《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1986）、林岗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研究》（1987）、朱光华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管理体制研究》（1987）、晓亮的《中国所有制结构研究》（1988）、刘诗白的《论社会主义所有制》（1988）、曹之虎的《论所有制》（1993）、高海燕的《中国经济发展与公有制的变革及演化》（1993）、张晖明的《跳出所有制禁区———现代企业产权理论解析》（1994）、龚唯平的《所有制范畴论》（1994）、吴宣恭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改革》（1994）、樊纲等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1994）、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我国所有制结构变革的趋势和对策》（1994）、虞毅伟等的《中国的所有制问题》（1995）、宗寒的《中国所有制结构探析》（1996）、陆百甫等的《中国所有制结构重组的六大问题》（1998）、忠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论稿》（1998）、郭冬乐的《中国所有制问题探索与实践》（1998）、齐桂珍的《中国所有制改革20年》（1998）、万东铖的《所有制结构大重组》（1999）、唐未兵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研究》（1999）、侯孝国的《所有制革命———推向21世纪的所有制改革》（1999）、张宗和的《中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研究》（2000）、范恒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与方案》（2000）、荣兆梓等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通论》（2001）、涂文涛的《当代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研究》（2002）、王克忠的《非公有制经济论》（2003），等等。
经过25年的改革实践和艰苦探索，中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对于所有制的新的共识主要表现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应该是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应当允许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公有制为主体，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只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等等。这些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立和调整所有制关系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中国转轨过程中的所有制改革是以单一的公有制模式为起点，以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的形成为目标的。中国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最大创新，就是突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了所有制结构概念，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并存、共同发展。因此，对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及其结果———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存在的客观依据的研究，是中国学者所有制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阐释，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生产力说”和“市场说”。所谓“生产力说”，是认为现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水平、多层次、不平衡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和不发达决定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所谓“市场说”，是认为现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即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和非公制经济的发展。
应当说，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值得肯定的一面。“生产力说”正确地看到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看到了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都要适合生产力的要求。而“市场说”则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所有制之间的联系。然而，这两种观点又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或片面性。“生产力说”把生产力水平当成所有制形式确立的惟一条件和最终依据，忽略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从而也就忽略了所有制形式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这种观点无法解释这样一些客观事实：一是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主义公有制何以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比目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先进得多，却仍然确立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而言就是低水平、不平衡、多层次的，何以在“三大改造”之后、经济转轨之前没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三是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依据如果只是不发达的生产力，那么，现实中有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力比一些国有企业的生产力要先进得多，为什么它们还有存在的必要？还需要大力发展呢？至于“市场说”，它可以说明市场经济更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却无法解释各种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应有地位，尤其是仅从市场经济本身说明不了同样是搞市场经济，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以私有制为主体，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以公有制为主体？
既然“生产力说”和“市场说”都不能真正说明中国转轨时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形成的原因，那么，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朝这一格局演进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当代中国所有制结构的演进是在经济转轨的背景下进行的，我们对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考察就必须在经济转轨的总体行程中来进行。
经济转轨，也被称为经济转型，其总体行程实际上就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这一制度变迁过程时，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我们的分析思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新制度经济学进入中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随着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2）、《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4）、科斯等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1994）、埃格特森的《新制度经济学》（1996）、埃瑞克·G·菲吕博顿等的《新制度经济学》（1998）、诺思和托马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99）、张五常的《细农理论》（2000）和《经济解释》（2000）、柯武刚等的《制度经济学》（2000）等著作或教材的中文版在国内的出版，国内学者逐渐掀起了一股研究、介绍或批评新制度经济学的热潮。出版了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1992）、盛洪的《分工与交易》（1994）、张军的《现代产权经济学》（1994）、林毅夫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994）、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5）、黄少安的《产权经济学导论》（1995）、卢现祥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1996）、程虹的《制度变迁的周期》（2000）、吴宣恭等的《产权理论比较———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产权学派》（2000）、韦森的《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2001）、彭德琳的《新制度经济学》（2002）、段文斌等的《制度经济学》（2003）、汪洪涛的《制度经济学———制度及制度变迁性质解释》（2003）等著作或教材。还发表了一批相关论文，有的论文已结集出版。如周其仁的《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2002）、盛洪主编的《现代制度经济学》（下、2003）、段文斌主编的《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专题》（2003）等。国内学者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紧扣转轨经济的实际，由此形成了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1994）、盛洪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1994）、张曙光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1996、1999）、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996）、张宇的《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997）等一批以制度分析为主要方法的研究中国经济转轨的力作。
在介绍、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同时，国内有的学者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比较和综合，得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结论来。在这方面，由黄少安撰写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载胡家勇主笔的《转型经济学》（2003）］和贺卫等主编的《制度经济学》（2003）均做了积极的工作。盛洪在其为《现代制度经济学》（2003）所作的序言中，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做了比较，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无论是马克思的制度经济理论，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尽管二者观察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有诸多的差异，但二者在制度分析的视角之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能够达成共识的：（1）动态的、演进的社会发展观；（2）系统、有机的整体分析；（3）关于人的假定不是单一同质的“经济人”假设；（4）对真实经济世界的关注和对经济本质的洞察；（5）规范分析中包含有较明显的价值判断。
国内外学者有关制度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转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一个以往理论研究中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分析方法凸显出来，成为人们谈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政府行为转换和政治体制改革时越来越多地提及的话语，这就是制度分析。
当制度分析日益成为人们研究经济转轨所自觉运用的方法时，再回过头来审视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我们发现，其实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作为中国转轨时期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始就既不是生产力单向发展的结果，也不是单由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所有制改革，或者说所有制结构演进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目标的设定本身就决定着它是一个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综合作用的过程。因此，只有从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的角度考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我们才能真正揭示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这正是促成我对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进行制度分析的真正动因。
制度分析与其说是一种分析方法和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本书对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制度分析，就是要将所有制结构的演进融入中国经济转轨的总体制度变迁之中，从制度变迁这一独特视角之内，揭示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内在规律。
对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进行制度分析，其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所有制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揭示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内在规律，才能更好地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目标和方向。
第二，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对已有的理论模式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同时也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从制度分析的视角研究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将有助于推进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所有制理论创新的进程。
第三，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过程中的社会制度安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公有制为主体、文化传统、宪政秩序）与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错综复杂（诱致性与强制性相结合、多层次、多方位、多元化）都是十分独特的，这既为制度分析增添了难度，又为制度分析的理论研究和新的理论突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这表明，对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制度分析，既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着深远的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