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以色列位于亚洲大陆两极，我们之间的了解也像隔着崇山峻岭。
“走近作家”篇收集了我自1995年初次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与初识希伯来语作家以来的12篇文章，包括作家故居访踏、作家访谈、作家写真与文本阅读、文学现象的追踪等等。同这些作家或其亲属的近距离接触与交流，也许能够给读者更为直观的感受，以把握希伯来文学的某些真谛。昔人已乘黄鹤去——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故居诺贝尔文学奖与犹太裔作家确实缘分匪浅。自1901年首届颁奖至今，已经有12位作家榜上有名。但是，唯一用希伯来文进行创作而荣膺此奖的以色列籍作家却只有阿格农一人。即使今天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失去了权威性，阿格农也堪称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我在以色列走访的十几位当今以色列一流作家，几乎不约而同，把阿格农奉为希伯来文学创作的典范。大学讲坛上，老师们无论长幼，均可背诵援引阿格农的作品，精彩之至令年轻的学子们拍案叫绝。正是带着对阿格农现象的谜团，我叩开了位于耶路撒冷特勒皮由特区的阿格农故居之门。
这是座带有花园、造型纤巧的双层小楼。据接待我的阿格农女儿（亦是阿格农专家）埃蒙娜介绍，该住宅建于1931年，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已使它显得有几分陈旧。以前用作客厅及起居室的房间，现已凿通，改作展厅，游人们可通过墙上许多珍贵的照片，一睹这位造诣深厚的大文豪在不同时期的风采。此外，展厅里还保留了阿格农在世时房间里的简朴陈设，书橱里陈列着阿格农的作品，墙角放着投影机，几个小学生正在观看阿格农生平与创作展览。
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二楼阿格农的书房及办公室。里面陈列着阿格农昔日用过的纸笔、打字机以及各类勋章、证书，最引人瞩目的当推1966年瑞典皇家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证书。阿格农不仅是位大学问家，而且是位大收藏家，经常到古书店去寻觅他的奇珍异宝，并把他的万卷图书分门别类：圣经类、塔木德类、后塔木德文学、各类祈祷书、中世纪诗歌、塔木德诠释、犹太律法学家对犹太律法做的释疑解答、布道文、哈西德派、民间文学、哲学、历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犹太复国主义、希伯来文学、意第绪文学、非犹太文学及德国文学、期刊杂志等等。其中比较显眼的是犹太神秘主义教派“喀巴拉”的经典《光辉之书》。这就是启迪过阿格农心智令其展开奇思妙想的源头活水。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昔人已乘黄鹤去阿格农生于波兰，即原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布克扎克兹城，原名施穆埃尔·约瑟夫·查兹克斯。从宗教及血缘关系上看，他出生在19世纪一个典型的犹太人之家，母亲家族属于闪米特纳盖德教派，即犹太教中坚持传统教义、反对18世纪中叶东欧的哈西德派教义；而父亲家族则同18世纪兴起于波兰、主张虔修与神秘主义的哈西德教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格农的父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拉比，这使得阿格农有机会在家中实践东欧主流宗教生活。阿格农在犹太会堂接受传统教育，跟随父亲及私人教师学习《托拉》（即《摩西五经》）、《塔木德》等犹太经典以及犹太启蒙文学，广采博览，通晓《塔木德》及其评注，熟谙犹太法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迈蒙尼德的著作以及犹太启蒙主义者的著述。同时又学习了德文，通过德文阅读东欧文学，为其日后创作中所蕴涵的神秘悠远的宗教文化意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7年，19岁的阿格农离开故乡小镇，踏上了远赴巴勒斯坦的征程。在巴勒斯坦，他与第二代新移民的拓荒者们相遇，那些人居住在简陋的帐篷里，忍受着疟疾蛇蝎的困扰，在荒地上开垦耕作，对圣地的新生活充满了希望。这种精神使阿格农深受感染，他虽然未亲身投入到劳动者阵营之中，但却深爱巴勒斯坦这一犹太民族古老的发祥地。当时，他住在位于地中海岸边美丽的雅法老城，并且谋到了一份教职，为文学刊物做编辑助理，用阿格农这一笔名，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阿古诺特》。小说以老式叙述口吻“据说”开头，描写了一个爱情悲剧故事，实际上是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探讨人的灵魂与上帝救赎、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小说的篇名“阿古诺”与作家笔名“阿格农”在希伯来文中是同一个词根，它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作家阿格农的诞生，而且也展示出阿格农同犹太世界的独特关系。与此同时，阿格农继续攻读欧洲文学，他抛弃了正统派犹太教的服饰与礼仪，经常去耶路撒冷朝拜。在这一时期，著名希伯来文作家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对他在巴勒斯坦创作的早期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当时，阿格农对上帝脚下这片土地的态度仍旧十分困惑、迷茫，遂于1913年离开他心目中的应许之地去了柏林，其真正原因至今仍令学术界迷惑不解。从1913年到1924年，阿格农一直在德国各地迁徙，漂泊。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的犹太神秘主义运动学者格肖姆·G。肖勒姆和犹太商、大收藏家萨尔曼·绍尔肯。与绍尔肯的邂逅相遇已经成为希伯来文学界的一段佳话。1915年，他们同去听柏林的哲学讲座，绍尔肯为小有名气的阿格农的渊博学识所吸引，阿格农又为绍尔肯熟谙德国和欧洲文学感到惊诧。在日后的交往中，慧眼识才的绍尔肯意识到阿格农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定会前程远大，于是在大名鼎鼎的绍尔肯出版公司尚未开设之时，便夸下海口，许诺说日后阿格农的任何作品均可以找绍尔肯发表。也许他们都没有想到，阿格农会在半个世纪之后一举摘下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绍尔肯和阿格农所签订的出版契约使阿格农今生能够专注于艺术创作，不至于流俗为出版奔波。但是也致使他丧失了所有的著作版权，注定他一世清贫。在20世纪20年代《致妻子的信》中，阿格农曾幽默地声称自己每写一段故事都在算计能换取多少报酬。即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也一样是个“吝啬的小老头”，未给子女留下丰厚的遗产，相反绍尔肯出版公司倒把阿格农的作品当成一个用之不竭的开源库。
德国期间的另一件大事是阿格农的父亲不幸去世，可阿格农却延误了奔丧，未能亲眼看到父亲下葬，这对笃信宗教的阿格农无疑产生很大震撼，乃至在他日后的创作中经常出现因延宕而错失良机的情结。此外，他与出身于学者及社会活动家家庭的漂亮淑女埃斯特结婚，安家汉堡，生一子一女。除置身犹太学研究外，还同著名诗人比阿里克及犹太复国主义者阿哈德·哈阿姆过从甚密，出席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不幸的是1924年，阿格农家中失火，将所有书籍及一部未竟的小说手稿焚毁。他的许多作品从此便蕴涵着毁灭与失落这一主题。
火灾过后，阿格农重返巴勒斯坦，定居耶路撒冷，一年后家眷随其而至。虽生存环境艰苦，但圣城耶路撒冷像道灵光赋予他温暖、力量及汩汩的创作文思。他重新恪守正统派犹太教，在精神上非常旷达超然，把家中失火解释成上帝对他的惩罚，原因在于他竟然忘记了以色列故乡。1929年，阿拉伯人发动大规模的反对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运动，阿格农的住房、图书、手稿又一次被毁于一旦，他于是在耶路撒冷特勒皮特区建起一座新宅，一直住到去世。而今，这座住宅已经有偿向公众开放。不到两个小时，我便碰到一组学生及一个参观团。看来阿格农虽然离去，但人们并未忘记他给现代希伯来文学带来的光环。
由于数千年间，犹太人颠沛流离，命运乖謇多艰，希伯来语在流失中几近消亡，现代希伯来文学从启蒙到复兴不过才有两百余年的历史。毋庸置疑，从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希伯来文学史上涌现出一系列伟大的人物：亚伯拉罕·玛普、佩雷斯·斯默伦斯金、哈伊姆·纳赫曼·比阿里克、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纳坦·阿尔特曼、尤里·兹维·格林伯格等，但无论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孤愤意识还是信仰上的危机，均无法与同代欧洲最伟大的文学家相比。直到阿格农，才以史诗般的艺术、深邃的犹太文化意蕴、精湛的技巧、睿智幽默的表现手法来反映东欧犹太人以及以色列犹太人的物质世界与人文精神，反映出犹太人国破家亡“哀人生之多艰”的苦难、信仰沦落后的迷惘与痛苦的个性体验，而且超越了这些表面主题的限制，探讨在现代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普遍性问题，使希伯来文学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同。
阿格农在第二次移居巴勒斯坦（而今的以色列）后，之所以只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是因为每当他读到《托拉》、《先知书》等用希伯来文写就的犹太经典文字时，不禁想起古代宝贵的民族财富多次被毁，犹太民族苦难深重，内心于是充满了悲痛，这悲痛之情使得他的心在颤抖。他在颤抖之中提笔写作，就像一个流放中的王子，栖息在自己搭的小棚子中，用上帝能够听懂的唯一语言，诉说祖述前贤的辉煌，慨叹今不如昔的命运。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给我们留下了长篇小说《婚礼华盖》（1931年）、《一个简单的故事》（1935年）、《宿夜的客人》（1939年）、只是昨天（1945年）、《希拉》（阿格农死后由其女儿埃蒙娜整理出版，1971年）；中、短篇小说集《大海深处》（1935年）、《两个传说》（1966年）、《二十一个短篇小说》（1970年）、《失去的书及其他短篇》（1995年）等；拉比训诫集《敬畏的日子》以及诸多散文和书信。综观这些作品，其背景多置于东欧，还有一部分背景置于在以色列，但即使是背景在以色列的作品，所表达的亦是颇具普遍性的犹太特征，而不是像以色列“本土作家”所体现的以色列特征。
记得九十年代中期在特拉维夫大学现代希伯来文学课上，老师十分推崇阿格农在耶路撒冷创作的短篇力作《黛拉》，国内目前能够见到的只有徐进夫的译本《黛拉婆婆》。《黛拉》写的是一位名叫黛拉的耶路撒冷老妇，已是百岁高龄，丈夫和儿子均已过世，她本人是一位虔诚的圣徒，她的家就像一个祈祷所。阿格农在她身上融进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在他笔下，这位高寿妇女正直聪慧，仁慈谦和，眼中流露着慈悲怜悯的神色，就连脸上的道道皱纹也显示着福慧安详的光彩；平日里，她不是去探视病患，就是去安慰穷人，是人们心目中的圣徒。她恪守传统的道德规范，不惜历经漫长的磨难，静默地等待救世主的来临。显然，黛拉已不是一个动人而又令人好奇的人物形象，而是那业已逝去世界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文中不时暗示出过去的伟大和现在的缺憾，这种暗示诚然带有某种狭隘的民族复古主义成分，但也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内犹太民族的文化心理，小说结尾，“黛拉丢下我们走了”，她的世界也已经远去。《黛拉》堪称阿格农的一个短篇力作。既勾勒出一位圣徒似的妇人画像，也是为传统的犹太人生活之道吟诵的一曲哀歌。作品发表之际，耶路撒冷老城在1948年阿拉伯和以色列人的交战中毁坏，黛拉的命运与犹太人的宗教、文化以及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作品技巧娴熟，颇富震撼力。
纵观整个现代希伯来文学发展的历史，相当一批希伯来语作家所致力探讨的不是“作为一个人的意义如何？”而是“作为犹太人的意义如何？”从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创作不仅是作家个性的表现，同时也是嵌在某种文化环境中集体人格的表现。阿格农是一位杰出的希伯来语作家，他用含蓄优美、意味深长的希伯来语表现悲剧与死亡、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等诸多主题，反映出犹太世界经历的种种巨变。尽管他从20世纪20年代就回到巴勒斯坦，并在1966年以以色列籍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典型的以色列作家，而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作家，一个在创作中蕴积了欧洲文化与犹太文化精髓的世界性作家。
阿格农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希伯来语作家。一般说来，现代希伯来语的源头主要是圣经语言，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希伯来小说家玛普的长篇小说《锡安之恋》试图尝试运用古体语言按照圣经精神与传说创作出超越时代的作品，但作家未曾生活在希伯来语语境中，所以语言上缺乏栩栩如生的神采；斯默伦斯金《人生路上的徘徊者》力图反映当代犹太人的生活，但是其语言构成比较错综复杂，虽然华丽但缺乏穿透力。直到比阿里克和阿格农时代，这种情形才发生改变：在他们成熟的创作中，语言形式不太引人注目，因为作家懂得如何利用语言来包容新的产品。我们知道，阿格农的语言传统主要来自圣经文学和拉比文学，还有德国浪漫派等文学传统，他的希伯来语不仅含蓄优美、意味深长，而且睿智幽默、妙趣横生，夹杂着大量的外来语，反讽意味很强，但在理解与翻译上难度很大，包括以色列文学系的学生有时都未免对阿格农望之却步。
阿格农是个现代人，他一方面渴慕和缅怀犹太人苦难的历史，同时又勇敢地面对各种价值互相冲突的20世纪。他的创作承前启后，上承圣经文学、拉比文学、启蒙文学与欧洲文学，下启以色列几代优秀的小说家，影响极其深远。继阿格农之后，我们不可否认，以色列出现了许许多多优秀作家。无论是以色列建国之初以摩西·沙米尔为代表的“本土作家”，还是“新浪潮”以来一领风骚、享有世界声誉的奥兹、约书亚、阿米亥、阿佩费尔德等人，乃至八九十年代以来活跃在文坛的大卫·格罗斯曼、梅厄·沙莱夫，均可谓各具优长。但是均不像阿格农那样在作品中博大精深地囊括进丰富的犹太学。也许将来，以色列作家会再度走向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台，但阿格农却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他的离去当然不仅仅是人去楼空，而且标志着现代希伯来文学创作中一个曾经有过的世界性现象的结束。
2000年9月22日晨，以色列著名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因患癌症在耶路撒冷病逝，享年76岁。阿米亥从4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先后发表了《现在和其他日子》等20余部诗集，以及长篇和短篇小说，戏剧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创作不仅在以色列深受欢迎，而且已被翻译成36种文字，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被称为20世纪优秀诗人。
9月24日，阿米亥的遗体被安放在耶路撒冷市政厅广场的平台上，来自以色列政界、军界、学术界、创作界的数百名代表来到这里向他们心目中的优秀民族诗人致以敬意，向阿米亥的夫人和子女表示慰问。他们当中有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卡察夫、总理巴拉克、议会发言人亚伯拉罕·伯格、内阁部长西蒙·佩雷斯、达扬将军，以及诗人纳坦·扎赫、达利亚·拉比考维茨、作家伊兹哈尔、约书亚、格罗斯曼、沙莱夫和文学批评家谢克德。率先发言的伯格称耶胡达·阿米亥是“以色列的奠基人”，那些信仰宗教的人通过他找到了通向上帝的途径。达扬将军和前内阁成员萨利德则选择军事意象评价阿米亥，萨利德把阿米亥当作解放希伯来文学战争中的一位重要人士，达扬则说阿米亥是位人道主义者，他了解这个国家最本质的三角关系，即“土地、鲜血和人”。巴拉克总理认为阿米亥“给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注入了新的意义”，他是“一位民族诗人”。作家梅厄·沙莱夫在结语中指出，阿米亥“让生活中的希伯来语言在诗歌的殿堂上行走”。阿米亥的女儿伊曼纽埃拉诵毕他的《身体是爱之本源》一诗后满怀深情地说：“你是一位杰出的父亲，也是一个杰出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你将永远活在我们中间。”纪念仪式完毕后，阿米亥被安葬在耶路撒冷的桑海德里亚墓地。一代伟大诗人将伴着他的城市耶路撒冷长眠。
我和阿米亥曾在耶路撒冷有过一面之交。
那是1997年前8月的一个下午，我从经常遭到封锁的希伯伦旅行归来，风尘仆仆赶到耶路撒冷的“宁静之居”（Mishkenot Shananim），应约同耶胡达·阿米亥见面。“宁静之居”位于耶路撒冷的中心地带，周围绿荫环绕，花香阵阵袭来，在蓝天游云的映衬下，仿佛令人走入画境，文人墨客多会于此，艺术氛围十分浓郁。“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诗人，耶路撒冷人由于希伯伦旅途中的幕幕险景令我惊魂未定，找到“宁静之居”后已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小时。工作人员告诉我，阿米亥在那里足足等了我20分钟后才离去。我打电话致歉，问他是否可以再给我一次访谈的机会。阿米亥沒有正面回答我，反问道：“你可以在那里等我20分钟吗？”我说：“我能。”
“是真的吗？”“是真的。”“那好，你等着，我就来。”谁知刚刚过了5分钟，他便站在了我面前。那一刻，我感到我们之间的距离近了。
做访谈固然无法排除许多程式化的东西，尤其是开始时的谈话难免拘泥于套路。可当我用“物色之动，心亦搖焉”为引子切入“灵感”话题时，他突然谈兴大发，将录音机挪到近旁：“灵感嘛，就好比你已经在心中存有某种东西，但是需要外界刺激你才会产生奇想。你看到了某种意象，它能够将其他的东西带到你眼前。就像我诗中所写的，成千上万的人都见过苹果落地，但只有牛顿将其上升为哲学（与科学高度），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接着他又讲起诗歌是一种非专业化的东西，从事戏剧、表演都需要学习，但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诗人。
在谈到他的创作所遵循的文学传统与外来影响时，阿米亥一如既往，强调他对《圣经》、《祈祷书》、《密德拉希》、《塔木德》中语言的借用，并让日常生活中的希伯来语在文学的神殿上行走。至于他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当然主要来自奧登和艾略特。我问他是否喜欢30年代以写哀怨感伤诗歌闻名的女诗人拉亥尔，他不由自主地称拉亥尔是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最出色的诗人，并想知道我是否学过拉亥尔的诗。我说我学过，她的诗确实写得好，就是命运太不幸了，阿米亥接过我的话茬儿说：“那是另一回事，倘若沒有生活的艰辛，就没有诗人了。”是啊，也许正是犹太人的特殊命运造就了阿米亥，令他创作出大量动人心魄的宗教诗、爱情诗、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反战诗，等等。
阿米亥出生于德国，自幼随父母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后长期居住在耶路撒冷。他著有大量的耶路撒冷诗歌，但他对于这座城市的态度却非常复杂。他毫不隐晦地说两千年来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恐怖与暴力，可人们为什么到此？这种行动真是既疯狂，又神秘。最近，他所安息的这块土地纷争四起，倘若阿米亥地下有知，会有何感受呢？阿米亥的确真实、坦诚，很富有人情味，他告诉我他的第二次婚姻非常成功，女儿19岁，儿子22岁，前妻所生的儿子已经36岁了，还有了可爱的小孙孙，那副陶醉的样子令人深受感染。
访谈结束后，他执意将我送至车站。直到如今，那渐渐远去的背影仍然依稀可寻，那和蔼平易的声音依旧在我耳畔萦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