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邀请，阿摩司·奥兹偕夫人尼莉于2007年8月26日下午三时许抵达中国北京的首都机场，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访华旅程。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外事秘书焦莉君、从事希伯来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的我，以及以色列驻华使馆文化处爱伟山等一行前去机场迎接。
这是自幼便对中国充满神往的奥兹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车子驶出机场，刚刚沐浴过第一场秋雨的北京，天高云淡，碧空如洗，给机场路两旁的树木平添了几多生机，为城中鳞次栉比的高楼揭开了灰蒙蒙的面纱。火辣辣的骄阳不见了踪影，秋风吹来阵阵凉意，仿佛给远方的客人送来温馨与关怀。一切都显得那么澄澈，透明，奥兹不尽赞叹，北京真是太奇妙了，以前他曾在梦中多次来到中国，而此时的他不知是梦是醒。当然，一路上我们简要谈到奥兹来华的主要日程，谈到他日前正在阅读的沈从文和莫言。
车子抵达国际饭店，刚刚走马上任的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先生已在大厅等候。接下来便是办理入住手续，不料，精神处于亢奋状态下的奥兹夫人此时发现自己丢失了护照。但用陈所长的话说，以色列驻华大使就在眼前，签发另一本护照易如反掌，所以大家并没有过于焦虑。后来，以色列使馆和机场取得联系，找到了她那本失落的护照。
晚上，外文所和使馆的两拨人马均已经散去，我陪同奥兹夫妇一起到夜上海就餐。在以色列读书时，经常和老师、同学们谈起奥兹，有人说他“善良”，有人说他“不幸”，有人说他“深邃”，有人说他“难以接近”，有人说他代表着“以色列的良知”，有人说他是“以色列的叛徒”。而我，与奥兹相识十多年，与他同在一个系同事四年，又相继翻译了奥兹的《我的米海尔》、《黑匣子》、《爱与黑暗的故事》等几部长篇，前后与之交谈大概几十次，相互之间也以好友相称，但在内心深处，我一向觉得奥兹尽管亲切和蔼，但确实深奥莫测。尤其那慈爱但不乏犀利的目光，能够将我的心灵一览无余，可我却难以说出他究竟有多深，有多远，在他妙语连珠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欢乐、苦难与无奈。最近一次见到奥兹，是在2005年春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完成博士论文、即将回国前夕，距今相隔两年半之久。而我在这期间，翻译了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为他笔下的人物欢笑，思考，流泪，慢慢地走近他，叩击他的心灵之门。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奥兹的中国行要说的话很多。我首先提出演讲稿问题。奥兹是个天才的演说家，但从来不肯提前提交讲稿，也许有朝一日他对诺奖评委也来这招，天晓得！他习惯上为自己草拟一个提纲，而后做即兴演说，常常博得满堂喝彩。奥兹来华之前，我曾应所里要求，向其索要演讲稿，但总被他彬彬有礼地拒绝。于是，从8月27日起，我便开始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在许多场合为奥兹做交传，第一场翻译下来之后，就不那么紧张了。
本来，我们已经为在社科院举办的奥兹作品研讨会和大讲座均请了同声传译，但是奥兹从京抵沪后就开始要求我为他做同传，我一再推脱，但他一再坚持，最后竟然说，“只要你不是太为难，我还是希望你做。我讲的都是我书中写的东西，你应该不陌生”。大家知道，同声传译不仅要求翻译者具有足够的背景知识，而且还要有专门的口译经验和技巧，而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免感到一种莫大的压力。而此时，所里的预算也开始亮了红灯，因此我更难以启齿推辞，只好应承下来。幸亏陆建德副所长鼎立相助，亲自上阵，凭着他深厚的英文功底和广博的学识，与我一同把这场没有演说辞的同声翻译硬撑了下来。
我还提到为《中华读书报》做专访的事，奥兹说他从来就没有笔答过任何采访，能够简短回答我提出的十个问题，已经算破例了。好在他答应晚饭后立即做来中国后的第一场专访，让我能够鏖战到凌晨三点后如期交稿，没有对朋友食言。说实话，奥兹此次来华，确实很配合新闻宣传工作。掐指细算，他在上海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文汇读书周报》、《东方早报》、《外滩画报》、《第一财经日报》等6家媒体专访，在北京接受了《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国际先驱导报》、《环球时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广州日报》等8家报刊专访，这还不包括我替《中华读书报》做的专访和新华社、国际台在以色列做的专访。不善拒绝的天性，使奥兹在华期间承受了巨大的工作压力，见到同仁在网上感叹“可怜的奥兹”，我心里不免感到内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为奥兹和广大新闻界朋友的肝胆相照，这次奥兹访华活动的媒体覆盖面空前成功，新华社、国际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环球时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中华读书报》、《新京报》、《文学报》、《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文学报》、《中国图书商报》等三十几家主流报刊纷纷发表相应的报道、专访或文章，它所彰显的不是奥兹本人，也不是社科院外文所一个单位，而是在推广外来文化、进而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崇高的事业。因此，无论对奥兹，还是对新闻界朋友，我都怀有由衷的敬重和谢意。
接下来是叙旧，奥兹夫妇开始询问我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形，以及人生某一阶段的特殊经历与感受，我在回答时避重就轻，迅速把话题引向奥兹作品，大到对作品中某一社会现象的理解，小到对某个词汇的选择，引得奥兹兴味盎然，由此似乎确定了我们在未来十几天谈话的主体模式，让我领略到，与大师对话，确实能使你忘记疲倦，而进入某种纯化心灵的境界；使你怡情，博采，增智，产生近乎培根所描述的读书感觉。最初那几天，奥兹很喜欢问我记不记得书中有这样几句话，如何翻译成中文的；记不记得书中有这么一个人物，如何理解；记不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词，用希伯来语怎么说，等等。我不擅长幽默，但有时很乐于自嘲。我打趣说，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学习文学希伯来语时，老师喜欢引用奥兹《黑匣子》中的几个人物的不同语言，引导学生体味典雅、拗口、直白、粗嘎等语言风格特征，而我的希伯来语，在为希伯来文学注入了张力与活力的奥兹面前，就像布阿兹讲的希伯来语（指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不擅修辞的毛头小伙说的话），逗得奥兹哈哈大笑，连忙给我打气。
在以色列驻上海领馆举办的一次英语沙龙晚宴上，我坐在奥兹身边，他又考问起翻译中的问题，比如，如何把《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两个传教士讲的圣经希伯来语翻译成中文，如何把俄语翻译成中文等等。我也谈到该作中某些长句子难于转化的问题。对面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绅士说，那你就要求奥兹在写下面一本书时，把句子写短点，让你容易翻译。奥兹又幽默起来了，说英文译者德朗士在翻译奥兹作品时，经常叫苦连天，为了翻译《一样的海》，专程到阿拉德住了三个星期，曾经向奥兹恳求，“你再写难句子时想想我”。
奥兹一向认为，了解一个民族最好的方式是读其文学作品，他也一向重视文学翻译工作者所起的桥梁作用。本次访华的亮点活动之一，即外文所举办的“阿摩司·奥兹作品研讨会”上，奥兹借助姚彬、杨卫东、乔修峰三位同传翻译的努力，对陈众议、莫言、高秋福、阎连科、徐坤、陆建德、傅浩、钟志清、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尼莉·科恩等学者和作家的发言（需要说明的是，作家邱华栋也提交了书面发言，并由外文所的同志翻译成英文）心领神会，而多数学者和作家主要借助中文译本阅读奥兹的作品，令奥兹不禁感叹：“人类最伟大的一项发明就是有了翻译工作”。他虽然在会上没时间一一回应每位发言人的讲话，但私下不时对大家的发言啧啧称道，对大家在百忙中前来与之交流深表感激，说这次研讨会令他刻骨铭心。尤其是与莫言先生一对一的交谈，更令他珍爱备至，称分分秒秒都感到愉悦。
身为作家，奥兹当然非常重视和中国出版社的交往。译林出版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一次性买下奥兹五部长篇小说的版权，使奥兹的作品得以从西亚的以色列到亚洲大陆另一端的中国旅行，使奥兹逐渐为中国读者所认知，所接受，令奥兹念念不忘。因此，奥兹值此次访华之际专门约见了译林出版社的编辑，并出席了译林出版社在涵芬楼主办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全国首发式暨读者见面会，用希伯来文朗诵自己的作品并进行新书签售。此外，奥兹还做客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与出版过奥兹作品的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王安忆、程乃珊、孙甘露等驻沪作家、文化界人士和媒体见面，并做了《身为以色列作家》的演讲。
奥兹在华期间，一共做了七八次演讲，尤其是8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新闻发布会上，他坦言自己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支持巴以双方在同一块土地上和平共处的主张，令我一颗悬着的心安定下来。尽管此前，我也知道奥兹一贯追求和平，希望巴以两国，甚至阿以两个民族在妥协退让的基础上达成理解；但是鉴于中东形势越来越复杂，谁知道晚年奥兹手中写随笔的那支笔会写下什么。在所有的演讲中，奥兹最为推崇的是在社科院做的“以色列：在爱与黑暗之间”以及在北京大学做的“以色列：爱与黑暗的故事”，学者们和学生们满蕴着智慧的发问和反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上海外滩5号针对英文听众做的演讲中，奥兹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主张遭到来自德国和以色列人士的质疑，他们悲观地认为，在那么小的一块土地上难以让两个国家的百姓和睦相处。而奥兹则坚持说，尽管那片土地很小，但对两个愿意和平地居住在那里的民族来说已经足矣。就像把一个房子分成两个不同的单元。因为有两家人要居住在同套一房子里，就得合住。
奥兹此次访华，还游览了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国子监等中国名胜古迹，并担任了社科院和本-古里安大学之间进行学术合作与交流的信使。用社科院副院长武寅教授在8月27日欢迎奥兹午宴上的话说，奥兹访问社科院犹如打开了金秋之门，我们将会看到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