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奥兹的作品，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不久。依稀记得有天下午，河南一位先生拿着一摞厚厚的以色列短篇小说译稿来到编辑部，寻找发表机会。因为我在研究生期间读的是东方文学专业，所以领导们便分派我阅读这些短篇，看是否合用。后来，《世界文学》出于各种考虑，没有选登这部分文稿。但到了1993年，河南人民出版社把这些短篇小说结集出版，这就是《以色列的瑰宝——神秘国度的人间奇迹：“基布兹”（Kibbutz）短篇小说选》，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原文编辑者正是阿摩司·奥兹，且里面收入了他的短篇小说《风之路》。第二次接触奥兹的作品，是在1994年，还是在《世界文学》杂志，做短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的责任编辑，那充满异域色彩的基布兹风情，激起了我对另一个神秘世界的遐思。
也许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力量，左右着人生与机缘，1995年，我竟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奥兹生活着的以色列。最初与奥兹见面，是在1996年冬天，在美丽的以色列海滨城市特拉维夫，当时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派遣到特拉维夫大学，边协助东亚系教汉语，边开始攻读希伯来语言和文学，并应译林出版社顾爱彬先生之邀致力于奥兹代表作之一《我的米海尔》的翻译工作；而奥兹当时应邀到特拉维夫大学讲学，听众们为聆听这位著名的以色列作家优美流畅的演讲，往往提前一个小时就赶到特拉维夫大学里一个容纳五百人的报告厅门口，排队等候。那次，他不仅给我讲述了自幼受父母影响，对遥远的中国大陆无限神往，还谦和地为我斧正希伯来文的某些读法。其中一句就是《我的米海尔》开篇第一段中的最后一句话：“我不想死”。尽管过去了十年，那幕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后来，我成了奥兹的一名忠实读者与翻译：《我的米海尔》中那短促、优美而充满张力的语言，《黑匣子》中那满蕴智慧的争论，曾经令我如醉如痴，重新找回了少年时代读中国古典诗赋、词曲的那种感觉。而作品那奇巧的构思、鲜活的人物、丰富的场景、幽深的寓意则更让我体会到文学的妙处。比其他奥兹译者幸运的是，我因为各种巧合，在2001年来到他执教的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奥兹的接触也便多了起来，在生活上也曾经承蒙过他的关照，而这些关照对于在以色列举目无亲的我来说，意义难以描摹。尤其是在翻译《黑匣子》时，他曾多次抽出上午授课前的一小时，在办公室里为我解决翻译中的难点，我也曾应邀到奥兹家中做客。但那时，尽管我觉得奥兹和蔼可亲，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师长，甚至可以说是朋友，但确实觉得他深奥莫测。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我与奥兹真正在思想上走近他、聆听他的心灵之音，是翻译奥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我在该书的《译后记》中写道：已故以色列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克德教授讲过，奥兹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充满诗意与张力的语言。正因为这种诗意与张力，造成翻译的极大难度。尽管笔者在翻译过程中曾经抱定一个信念：依赖希伯来文，力求表意精当；借助英文，力求理解准确；得力于中文，力求传达或切近原作之辞彩与精神。但不时感受到驾驭奥兹在年愈花甲之际完成的这部恢宏之作的艰难，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思想上，均不同于以前翻译奥兹《我的米海尔》和《黑匣子》时的体验。我不禁感叹，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均是作家经历、智慧、学养、思想等诸多因素的结晶，而我已经过了“无知者无畏”的年龄，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自己与奥兹之间的差距了。
这种坦白与自嘲，并不意味着放弃。在不断咀嚼揣摩、追问思索的翻译过程中，我感到他在一步步向我走近。向我，并通过我，向中国读者倾诉心声。尤其是2007年8月26日至9月8日奥兹访华时，我作为邀请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名科研人员，一直担任陪同和翻译，这无疑为我创造了更好地对奥兹进行感性了解和叩开奥兹心灵之门的机会。
奥兹是位善于描写家庭生活的作家，善于从日常生活里捕捉意义，他曾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写道，对于作家来说，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但是，身为负载着深厚历史积淀的犹太人，身处干戈不断的中东，奥兹严峻的目光从家庭投向社会，投向世界，又投向历史。既是在写家庭故事，又是在描写民族历史、现状与未来，以深邃思想家的笔触和人道主义者的情怀，既描述了犹太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及家园之于犹太人的意义，又对其他民族、尤其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苦境予以关怀。正是由于奥兹自己经历了苦难，深切地了解自己民族的苦难，才会深切地理解另一个民族的苦难。
生活中的奥兹非常平和、和蔼、亲切、旷达，在奥兹访华的两周里，每逢和奥兹在一起，都能使我忘记疲倦，让我感受到思想的升华与心灵的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