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夏天，我第一次在特拉维夫哈雅康河畔美丽的绿色角对第一位登上英国图书排行榜的的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进行了访谈，由于技术操作有误，我几乎抹去录音机中他谈话的全部内容。任何人都无法想到我当时有多么遗憾，我只能默默地坐在绿影婆娑的池塘边凭记忆写下了他谈话的片断。这样一来，关于大卫·格罗斯曼的《犹太作家：把手指放在伤口上》一文延宕了三年多之后，才在《环球时报》编辑的敦促下成文并发表（见《环球时报》2000年11月30日第二十版）。
我也没有想到，2001年自己竟然有机会重返以色列攻读希伯来文学博士学位，又在2001年夏天有机会与大卫·格罗斯曼在绿色角再度见面。他比四年前显得有些苍老。俗话说，忧能伤人。的确，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一个用希伯来语写作的作家，一个有着良知与正义感的人来说，终日生活在恐怖事件迭起、周边烽火连天的国家里，是无法摆脱其沉重的忧思之情的。我们的谈话首先延续着四年前的主题，那时，格罗斯曼对我说，他们只生活在现在时中，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也无法为子孙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可谓朝不保夕，每写下一句话都认为是自己留在世界上的最后文字。
而今，在巴以冲突愈来愈烈，无人能够预测未来的情形下，格罗斯曼更加忧心忡忡。他的长子依照以色列兵役法，正在服兵役，当坦克手，危险性很大。格罗斯曼和妻子终日为长子的命运牵挂，同时为一对正在学校读书的年幼子女的安全担心。两个孩子虽然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但是格罗斯曼夫妇从来不让他们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上学。中国的父母马上想到这是在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情况则截然不同，这是以防万一。万一孩子们乘坐在同一辆车上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每天，格罗斯曼最关心的就是新闻广播，想了解是否有什么新的意外发生。一向文思敏捷的他竟然将按计划3周内完成的小说拖了4个月。用他自己的话说，“写作目前很困难。我们不是生活，而是活着。我周围的人没有人能够愉快地生活。对动荡的现实你不可能闭上眼睛袖手旁观。要听新闻，要了解犹太朋友和阿拉伯朋友是否遭遇到什么危险。要同政治家们会谈，要写政治文章，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本来不止这些。”但作为人，作为犹太人，作为儿子，作为父亲，他别无选择。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格罗斯曼的忧思在他看来，多数以色列人想和平，但不愿意做出让步，这就使得和平的道路举步维艰。如果和平的道路过于艰苦，如果双方互不信任，如果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式，有时人们甚至希望爆发战争，所以从现实向理想的过渡中间不知会经历多么漫长的岁月，需要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不久前，他同奥兹、约书亚等著名以色列作家在拉马拉附近会见了一些巴勒斯坦知识界人士，这如同他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难民营采访一样，同样是需要勇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