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作为我国北宋初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颇有文武之才。他从政四十余年，曾三次拜相，为官清正，在宋太宗、真宗两朝建大功，立大节，特别是在擅渊之战中，做出不可估量的历史贡献。从他宦海浮沉的一生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其政治思想。
第一是尊君爱国思想。
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寇准自幼研习儒家经典之作《春秋》三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对他的影响相当深厚，因此，其爱国思想首先表现为忠君不欺，敢于直谏。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和，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此事中可看出寇准直谏的风格，这足以说明寇准忠于君王且敢于直言，为国家大事不惜一切，其爱国主义思想可见一斑。同时，爱国思想表现在寇准嫉恶如仇，执法严明，这不仅可帮助皇帝明辨是非，更为重要的是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北宋政权的巩固作出了积极贡献。
如淳化两年（991）春天，天下大旱，太宗召集群臣议论政事得失，大臣们都以天数来应付太宗的询问，只有寇准不顾太宗盛怒说道：“大旱之证，盖刑有所不平也”并当着文武百官，在朝廷上揭露出参知政事王污的弟弟王淮贪赃枉法之事，这种嫉恶如仇的勇气和胆量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也只有寇准这样对国家和人民有着高度责任心，心里只装着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疾苦的人才会如此嫉恶如仇，直言不讳，让皇帝能够明辨是非，秉公执法。其次，澶渊之役是寇准爱国主义精神的最高体现。在这场与宋王朝命运彼关的战役中，寇准力排众议，力主亲征，不仅赢得战争胜利，而且为宋王朝在澶渊之议的谈判赢得了底气。当时辽国大举入侵北宋，其战略目标是想夺取关南故地。双方谈判时，辽致宋国书的唯一条件都是集中在关南之地的归属问题上。而关南之地在军事上属于战略要地，一旦让给辽国，必将后患无穷。故真宗在寇准的极力劝说下不止一次的申明：“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决议，联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并且当面驳回辽国使臣收回关南的请求。由于宋朝以须维持两国疆界现状作为谈判的前提，并在此问题上毫不妥协，才使得辽国接受宋朝的议和条议件。在这件事情上，在众大臣都陷入悲观情绪时寇准挺身而出，想尽办法，挫败宋朝逃跑派的干扰，使得真宗得以顺利地御驾亲征，鼓舞了士兵的士气，为澶渊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增加了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砝码。这对于宋王朝而言，不仅摆脱了丧失北方地区的危险，而且使得中原之地免遭破坏，巩固了北宋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寇准功不可没。这集中体现了寇准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是以民为本思想。
寇准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他一生不仅为国家的安定团结贡献着聪明才智，而且心里始终惦记普天下老百姓的忧乐安危。寇准十九岁中进士，任巴东县令，因德才兼备，政绩突出，受到宋太宗的赏识，二十二岁便升任成安知县。当时宋辽战争频繁，丁役赋税繁重，蝗灾时有发生，地主豪绅对百姓敲诈勒索，民不聊生。他到任后，对积累多年的案件严肃认真的收集整理，微服私访，惩处了那些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官吏。处理完多年不平之案，寇准又强化了地方治安，并且发动百姓修堤筑坝，治理水患，灌溉良田；同时，大力发展农桑，减轻当地人民赋税，使成安县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百姓安居乐业。以上虽是一些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寇准为民爱民之举。另外，其在朝廷上大胆揭露参知政事王淮的弟弟王淮贪赃枉法、收刮民脂之事，却是爱民之极好例证。还有成安人民为了纪念寇准，在县衙内修建了忠爱堂，如今，人们又在成安县城寇公厅遗址上新建了寇公门，这些亦能看出寇准在人民心中久远的影响。
第三，寇准的军事思想。
澶渊之盟的订立，结束了宋辽两国长年的战争，开始长达百年的和平，这不仅巩固宋王朝的政权，而且使河北地区能够恢复发展生产，从长远看，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寇准为主一批大臣极力支持下的澶渊之役的胜利，就不会有澶渊之盟的订立。澶渊之役，代表寇准政治生涯的顶峰，也集中代表寇准一生的军事政治思想。
在军事上，寇准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辽军准备大举南伐之时，寇准就奏请真宗：“愿朝廷帅领，简晓锐，分据要害以备之”同年闰九月，河北边报的告急文书，一夕五至，寇准却压而不发，“饮笑自如”真宗得知之后大惊，急忙派人询问寇准。寇准胸有成竹的说道“陛下欲了此事，不过五日尔”其办法就是让真宗御驾亲征，鼓舞士气，以此击退辽军。可见其胜竹在胸，知己知彼的军事思想。但因为群臣意见不和，推迟了进驻澶州的时间，让辽军乘机打了一些胜仗。
针对辽兵日渐深入，双方交战各有胜负的情况，寇准又不失时机地上书《论澶渊事宜》，提出用兵之计，精密部署作战计划，如让沿边杨延郎、田敏诸部，会同定州王超主力，令魏能诸部，“逛俪东下，傍城牵制”，这样敌军必然会有后顾之忧，不敢轻举妄动；而天雄军一律加强防卫，以遏敌南下；并且指出真宗驻扎擅州，号令诸军，从而“回合控厄”可谓了然于胸的运筹之力。真宗采取了寇准的这一系列主张，赢得战争的主动权。九月中旬，辽国分兵两路，向深州、祁州（今河北安国）推进，十月初六，抵达瀛州（今河间）城下，萧太后亲自督战，仍不能攻克，相持十多天后撤兵。十四日，辽军攻陷祁州，同时宋军大举攻入辽境，辽军遭重创，但辽军主力继续南下，深入河北腹地，此时宋朝上下震惊，参知政事王钦若和陈尧史分别奏请真宗移驾金陵和成都，真宗委决不下，征求寇准的意见，寇准指出御驾亲征的必要性。
澶渊之议，寇准为宋辽的谈判赢得了底气。当时辽国大举入侵北宋，其战略目标是想夺取关南故地。双方谈判时，辽致宋国书的惟一条件都是集中在关南之地的归属问题上。而关南之地在军事上属于战略要地，一旦让给辽国，必将后患无穷。故真宗在寇准的极力劝说下不止一次的申明：“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决议，联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并且当面驳回辽国使臣收回关南的请求。由于宋朝以须维持两国疆界现状作为谈判的前提，并在此问题上毫不妥协，而且使得中原之地免遭破坏，巩固了北宋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寇准功不可没。
寇准第二次拜相，是因为向真宗献天书，这件事对他的名誉有极大的损害，他的门生也劝他不要上京拜相，以保持声誉。然而，从他决定献天书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决定要再次担负起这个天下之责，这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追求，而他最后也就在为这种追求而争斗的漩涡中消逝。欧阳修对寇准的评价是：“莱公之责，由老不知退尔”老不知退，确是寇准招祸之由，但老而知退，又岂会是寇准呢。
第四，是寇准入世的思想。这常表现在他的诗歌上，在他进士及第之前，他有《塞上》诗，诗云“春风千里动，榆塞雪方休。晚角数声起，交河冰未流。”
“征人临迥绩，归雁别沦州。我欲思投笔，期封定远侯。”
这首诗己充分表现出他早期对功名的渴望，当然，这也是专制时代一般士子的心愿。他中进士后，知巴东县，在任上，他又有一首《春日登楼怀归》诗，其中两句非常出名：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这两句诗写的是眼前之景，但他的胸怀大志亦喻入诗中，时人根据这两句诗，以为若得用，必济大川。寇准又有一首《和向相公见寄》的诗，诗云：
玉殿登科四十年，当时交友尽英贤。
岁寒唯有君兼我，头白扰持将相权。
当时向敏中在朝为相，寇准则出为使相。虽然同是称相，但使相的权力却远远比不上宰相。这首诗充分表现出他对相权的眷恋并表达了他重新执政的愿望，入世之心，由此可见。
史料大量记载寇准豪侈的事迹，也有很多节俭的例子。有学者认为，这种矛盾行为兼于寇准一身，实与其受禅宗思想影响有关。事实上，与僧道交往，是宋代士大夫的风尚，寇准一生与僧人打交道的机会也甚多，从中吸收禅宗思想一点也不奇怪。他曾对人说过：“母氏言吾初生两耳垂肉环，数岁方合”，自疑尝为僧，好游佛氏，遇虚窗静院，惟喜与僧谈真。而他本身“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第，入勤则寄僧舍”，常与僧人谈真，又寄居僧舍，这样耳濡目染，的确能让他感悟到禅宗的思想。
寇准与僧人的交往，还体现在诗歌的创作上。他本人一生虽在政治上奋斗，但也是一个诗人。“准以风节著于时，其诗乃含思懊婉，绰有晚唐之致。然骨韵特高，终非凡艳所可比。”这是后人对他诗歌的评价。《湘山野录》记载了寇准与僧人惠崇探讨诗歌的事：
寇莱公一日延诗僧惠崇于池亭，探阉分题，垂相得《池上柳》青字韵，崇得《池上鹭》明字韵。崇默绕池径，驰心于杳冥以搜之，自午及哺，忽以二指点空，微笑曰：“已得之，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韵俱不倒，方今得之。”
自午及哺，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寇准在这段时间，既是考究诗词的韵律，又是跟这位高僧参禅悟道。寇准的道家思想并不如儒、释二教那么明显，但也可以找寻一些蛛丝马迹。首先，他并不拒绝道教的占卜问卦。寇准十九岁中进士的时候，就去看过相，善相者曰：“君相甚贵，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终。若成功早退，庶免深祸。盖君骨类卢多逊耳。”另一次是张士逊中举之时，张士逊曾说：“某举进士时，寇莱公同游相国寺，前诣一卜肆。”从两者言语中可以看出，这两次均是寇准主动问卜。
其次，他并不反对真宗在天书封祀中的某些行为。当时举朝昏昏然，都支持天书封祀，寇准也不例外。如果说天禧三年（1019）献天书是为了重执相权的话，那么有一些活动他是支持进行的，最明显的就是泰山封禅的事。
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决定泰山封禅之后，刑部尚书、知陕州寇准表请从祀，寇准要求跟从真宗上泰山祭祀，这表明他对这件事是赞成并支持的。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内出丁谓所贡芝草，列文德殿庭宣示百官，从寇准所请也。”这是对祥瑞的支持，当然，也有可能与寇准当时跟丁谓关系比较友好的原因。
寇准的第二次拜相，是因为向真宗献天书，这件事对他的名誉有极大的损害，他的门生也劝他不要上京拜相，以保持声誉。然而，从他决定献天书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决定要再次担负起这个天下之责，这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追求，而他最后也就在为这种追求而争斗的漩涡中消逝。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思想，不会只是一种单纯的思想，而应该是同时接受儒释道等多种思想。但是，在他们接受的众多思想当中，应该有一种表现比较突出的，成为他的主要思想，这种主要思想，在他日常处理事情、生活习惯和言行举止等方面都会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其他的思想，也是有迹可寻的。
寇准的主要思想，当然还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思想。他入京为官不久，就能力陈边事，言其利害，得到太宗的赏识。之后，他又曾经多次力谏太宗，甚至“挽衣留谏”，使太宗把他比作唐朝的魏征。后来到了真宗时期，他又在曹州一役之中力主抗辽，保证战争胜利，促成澶渊之盟，这些都是寇准为有宋天下创立的赫赫功绩。后人说他“刚严俊明，督厚正直，非义不蹈，非忠不迪。开补治具，桓桓智力，指陈机宜，侃侃容色”，认为“准之功，伏波尚父之功矣”这些评价，都正好表明，寇准是一个积极入世，切望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士大夫。
寇准的入世思想，还表现在他对权力的渴求上，这一方面是他刚直性格引发的专断行为，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想通过获得政治权力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在他当枢密副使的时候，他通过揭发王淮不法之事来打击其兄参知政事王沔。王沔倒台后，他又把矛头对准王沔的大舅子宋白。
其实，以寇准的性格，是不应该高居相位的，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得出来，并且曾经规劝他。寇准知开封府时，王禹偁之子王嘉佑曾对他说：“以愚观之，丈人不若未为相为善，相则誉望损矣”其理由是：“自古贤相，所以能建功立业、泽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鱼之有水，故言听计从，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负天下重望，相则中外有太平之责焉，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鱼之有水乎？此嘉枯所以恐誉望之损也。”寇准亦深知自己的性格，于真宗不能如鱼得水，他回答王嘉枯说：“元之虽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识远虑，殆不能胜吾子也。”似乎说明寇准也深知自己的思想性格中的缺陷。
与寇准关系十分要好的杨亿，也是崇尚佛法的人，有史料记载：“明州天台教主礼法师，高僧也，聚徒四百众，以往生净土诀劝众修行。晚结十僧，修三年忏，烧身为约。杨大年慕其道，三以书留之。”不知寇准是受杨亿影响，还是出于自身也对佛法有一种崇敬之情，他对这位高僧也“荐紫服以留之”。如果没有一定的交情，或者对佛家思想没有一点接受的话，寇准是不会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