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初础
《大败局》两册是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力作，此人是我在《执悟》中分享叶檀的著作《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时提到的“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此人1968年出生，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即是他的力作。《大败局》成于2001年，《大败局 Ⅱ》成于2007年。
《大败局》之所以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20本书”，是由它所涉及的教案决定的。约三年前，我购得此书，连同前后购买的当时反映金融危机的不下二十本图书，一气读完。这两三年中，我又看了两遍，几次提笔想写点什么，终因心情沉重而放弃。近来有两则新闻触动我又一次翻开此书……
2013年4月，新闻报道：李经纬因病戴罪去世，李宁履行长子职责，协同一干名人为他送行。这个李经纬何许人也，即大名远扬的健力宝企业创始人，体操王子李宁的恩人，说他戴罪，是去世时，仍在服刑期内，令我唏嘘不已，令众多企业家唏嘘不已！
2013年3月，新闻报道：中国最大也是最早的一家光伏企业宣布破产倒闭，企业在江苏无锡一带，令我猛然想起，当年有一家知名企业——铁本，在江苏常州，此创业者戴国芳，最后也身陷囹圄，感叹终身。但在2006年前后，和铁本企业性质相同的宁波建龙钢厂，最终获得圆满复生。两者的最大不同点，就看当地政府的态度如何，出不出手相救。在中国，只要政府出面，很少有办不成的事。
回过头来，再来看看大家耳熟能详的被《大败局》作为经典教案的19家著名企业：秦池，没有永远的标王；巨人，“请人民作证”；爱多，青春期的错觉；玫瑰园，在没有路标的花园里；飞龙，被诗意宠坏；瀛海威，在大雾里领跑；三株，“帝国”为何如此脆弱；太阳神，逝水难追；南德，一个“堂吉诃德”的中国版本；亚细亚，激情燃尽“野太阳”；健力宝，“东方魔水”是如何变味的；科龙，一条被刻意错杀的龙；德隆，金融恐龙的宿命；中科创业，那个庄家狂舞的年代；华晨，“拯救者”的出局；顺驰，一匹被速度击垮的黑马；铁本，钢铁之死；三九，中药的“最后一次失败”；托普，十年一觉TOP梦。
这19家企业，当时可了不得，全国知名。要不以“大”知名，如秦池、三株、健力宝；要不以“奇”知名，如南德、玫瑰园；要不以“快”知名，如顺驰、铁本；要不以“新”知名，如中科、托普；要不以“杂”知名，如德隆、科龙……真像京剧脸谱，黑脸、花脸、青衣、小旦，各行各业，样样齐全。其中，唯有一人，乃“巨人”，史玉柱，令全国人民敬佩，当年欠下的巨人集团大厦几亿集资款，十年后他靠脑白金翻本，带上巨款去深圳，一一兑现欠款，此人此举，足以令人敬佩，此是后话。
这些知名企业，从起家到消亡，短的几年，长的十几年。这虽然和当时改革开放不久，法制、体制、认知的不完善有关；也和企业家本人的理念、理想、理解有关；更和对财富的追求，疯狂的逐利有关。
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伟大的广告大师克劳德·霍普金斯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所看到过的很多经营危机大都是因为下面这几种原因：做事太过分，在潜在机遇面前不够大胆，看不起保守作风而仓促行事，害怕竞争者可能比自己走得更远或爬得更高，所以自己不惜在一条未曾开辟的小路上贸然领跑。
吴晓波在分析这些企业的兴衰成败时，有这样几种观点非常令后人、令吾辈等深思，甚至玩味。
中国企业的共同的“失败基因”：
一、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意识。这些企业家的自身素质和品德往往无可挑剔，但他们极度蔑视民众智商，夸大其词，随心所欲，将市场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种种的蔑视、漠然和淡薄，最终必定会伤害到企业家自身及他们的事业。
二、普遍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企业家的工作是创造性地破坏。许多企业家缺乏对游戏规则的遵守和对竞争对手的尊重，他们天马行空，百无禁忌，最后导致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我记得前两年出版的官场小说《二号首长》中有一句名言：只要是人类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秩序是最重要的，只有遵守秩序，才能有各自的自由。官场如此，商场亦如此，社会更是如此。
三、普遍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中国企业家要真正成为这个社会和时代的主流力量，那么，首先必须完成一项工作，一项比技术升级、管理创新乃至各种超前的经营理念更为关键的工作，就是塑造中国企业家的职业精神和重建中国企业的道德秩序。
说到这里，我记起一桩亲身经历的佚事。
1996年秋季，我受人总行委派带队去山东检查国有银行的信贷违规经营问题。我们这一组正好要抽查潍坊市临朐县某国有银行的账务，县领导得知有检查组光临，欣然出面陪同。席间，该官员拿出一加仑桶，悄悄说：“这是正宗的秦池酒，平时，我放在床下，专门用来招待上级，秦池酒厂的酒大都是勾兑的，你们千万别喝，我们是全国贫困县，就靠这家酒厂，今年可以摘掉这顶穷帽子了。”好家伙，听得我们毛骨悚然，先前在家乡宁波，市面大量畅销的秦池酒，又便宜，又低度，大家交口称赞。哪知道是勾兑的！从那以后，我再没碰过秦池酒。
这就是道德、秩序和职业精神的失落。遗憾的是，过去了这么多年，市场上反映出来形形色色的各行各业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产品似乎层出不穷，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令人扼腕。最近，收到友人送的一本《野蛮生长》，是万通集团的冯仑写的，以他自己的创业史为出发点，以万科王石为榜样，其中也多次提及当年的中国企业家们的生存与死亡，读来也是感慨万千，受益良多。
一个激情年代的终结。失败是后来者的养料。这些“养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这代人值得思考的。
吴晓波对“中国式失败”的思考是这样的，“中国式失败”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法制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才能成功，这造成很多企业不时地运行于灰色的中间地带，企业家不可避免地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
这段话，概括了当时的中国商业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法制环境，俗话说：环境造就人。很多时代弄潮儿或者说时代英雄，无不烙有环境的印记。我以为那个时代“自由基”太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远远快于法制和人伦道德、社会秩序的建设。深刻揭示了“中国式失败”的实质内容，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认识现在。
“中国式失败”之一：政商博弈的败局。一是产权明晰化过程中的政商破裂。如前述的健力宝、三九等，但联想的柳传志是其中的高手。二是宏观调控中的利益分野。从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始，我国每隔3-5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许多企业如德隆、顺驰、铁本都因对宏观形势判断失误而马失前蹄。三是地方利益竞争格局中的牺牲者。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与民营企业想在中国经济中趁“国退民进”之潮占有一席地位的矛盾。
“中国式失败”之二：创业原罪的困扰。用这个宗教名词来拷问中国的企业界挺合适。一、企业“原罪”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必然产物，在变革时期，在法制及社会秩序不健全的时候，企业的“灰色行为”甚至“黑色行为”比比皆是。二、企业“原罪”是制度建设滞后的产物，甚至有时候，“原罪”是政商共谋的结果——一个要“招租”，一个要“寻租”，两下一拍即合。三、企业“原罪”是“监管真空”所纵容出来的产物。企业家为成就事业，往往突破并不牢固的制度防线，其结果往往是“成则英雄败则寇”，缺少对商业逻辑的尊重，缺少对游戏规则的遵守，缺少对商业道德的敬畏。由此，引申出第三点。
“中国式失败”之三：职业精神的缺失。其一，违背了商业的基本逻辑。绝大多数的失败都是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其二，企业家内心欲望的膨胀，商业总归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任何超出能力极限的欲望，都将引发可怕的结果。
生命如此，国家如此，企业当然如此。企业如人，也有生老病死，也有婚丧嫁娶，我们要在苦难中学习成长。掩卷之时，我常常想，假如要我推荐给企业老总们一部教材，《大败局》必将在其中之列。因为，在这些教案中，我们多少能知道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走过来的，多少能知道企业的兴衰成败成因有哪些，多少能知道对我们现在的企业有些什么启迪。
败则不败，苦难兴邦。
（作者系省农信联社宁波办事处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