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学内容方面，耀祥书院和耀祥中学均有自己的特色。唐生智原打算把耀祥书院办成一文科高等学校，所以对文史科目比较重视。书院除开设当局规定的课程外，还自编文史教材，进行教学。讲授《四书》、《五经》，开设《古汉语》课程，要求学生背诵一定份量的课文。书院国文教材自成体系，多由教师自选自编。书院山长顾伯叙佛学功底深厚，但从不在课堂上讲授佛学。学生若有兴趣，可在星期天到附近的兴隆寺去听，不去也不强求。书院还开设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由于书院重视文史科目，学生的国文基础都比较扎实。1943年改为耀祥中学后，升入高中的学生，可免修当年部颁教材的国文课。该中学仍然保持自己的特色，开设的课程和普通中学也不完全一样。国文课对古典文学有所加重，并力求古为今用，注重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唐生智反对死读书，主张学以致用，大胆改革教学方法。要求教师授课，既区别于前清“八股取士”的方法，又区别于国民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方法，而采用讲学与考察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法。耀祥中学设立了理化实验室，让师生亲自做实验，学习怎样造纸、做肥皂，进行土壤分析等等。唐生智要求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并告诫他们说：“读书人鄙视农事是不可取的。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应当加以改变。”他还指出，“我们这样的人家，虽在农村，但没有参加农事活动。如果一点劳动也不搞，就会养尊处优，好逸恶劳，成为社会的寄生虫。”唐生智着意培训学生热爱劳动的精神。凡是耀祥中学的学生，入学时需带粪箕、锄头、扁担，而无骑马、坐轿来校现象。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入学教育吧。
耀祥中学开设了劳动课，开展教学与生产实习相结合的各种活动。唐生智在学校后面置地一千五百亩，作为学生实践的场所。其中，有一个八十亩地的苗圃和一个三百亩的农场。农场种植麦及豆类作物，苗圃培育果木幼苗。其他山地则种上柑桔、茶桐、松柏等。农场、苗圃有专业工人管理。学生在农艺师的指导下，可获得育苗、栽培、嫁接、修枝、施肥、除虫等知识和技能。校内还有一个占地二十多亩的蔬菜园地，一座豆腐作坊、一座打米厂、一座养猪场、三口鱼塘，让学生参加种菜、喂猪、养鱼。劳动课的开设，使学生不仅巩固了所学的书本知识，而且掌握了生产工艺技术，做到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培养了学生好学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
唐生智不仅要求学生热爱劳动，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经常带领学生去农场劳动，栽种果树。他还对学生说，中国是个农业国，要使农业经济发展起来，要靠你们这一代！在他的鼓励下，不少学生考上一些大学的农学系和经济系，涌现出一批农林畜牧技术专家。
唐生智还倡导学生深入农村山区进行调查研究，要求他们对本地区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山水草木、矿产资源、经济贸易等情况作实地考察，或采集生物矿产标本，或写出调查报告，或编乡土教材，使理论联系实际，以收学用结合之效果。
唐生智办学，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总结出宝贵的经验。他后来致信湖南省主席王东原，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他在信中称：“诚以教育为育人大计，生聚教训，即所以尽国民之天职也。尤应寓乡村教育于普通教育之中，并施以与乡村生计有关之职业教育，殊为必要。举凡本乡历史地理、生物艺事以及乡村人口物产、邻里墟市、商贷贸易、经济组合之调查，以及农作实习与建桥修路、造林种树等等，均须传授实际知识，而不以乡土旧有职业为鄙事。置于乡村环境之中，收其学以致用之效，此亦今日教育所须注意之事也。”唐生智这种重视乡村职业教育、提倡传授实际知识、强调学以致用的主张，是有很强针对性的，也切合当时形势需要，很有推广价值。
王东原以前是唐生智的部下，曾在1927年参与策划“马日事变”，此时已掌管湖南。他虽与唐不是一条心，但仍以旧属之礼回复唐生智，称：“前奉手示，训导周祥。至感关于普通教育中兼施有关之职业教育，诚为改进社会之良剂。我公高瞻远瞩，洞察时弊，敬当秉承宏旨，办求推行。”王东原表面上对唐恭维有加，实际上因忙于内战，早已把唐的建议束之高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