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于6月26日赶到长沙后，首先就去黄埔军校长沙分校。该校成立于1926年12月，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三分校。“马日事变”期间，军校被迫停课，校长石醉六为亲共的进步人士，只好自动挂冠而去，以避风险。军校呈现无政府状态。唐生智到校后，召集全体师生讲话，他首先宣布自己兼任校长，然后慰勉学生安心学习。他强调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革命的过程中，总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波折，最后胜利一定属于真正的革命者。他的讲话虽然抽象而又含蓄，但也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唐生智还要军校学生从“我的志愿”、“入学以来的感受”或“学佛后的受用”三道题目中任选一题，写成论文，限两天之内交卷，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一个叫黄克虎的学生在文章中对发生“马日事变”、长沙呈现白色恐怖的情形大惑不解。他还就军校的课程偏重军事学术而忽视政治理论学习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希望当局把军校办成培养既有政治觉悟、又能掌握军事技术的人才的摇篮。他交了卷以后，经一些同学提醒，才担心他的言论会招来横祸，正感到后悔。不料唐生智竟看中了他的文章，连续两次单独召见他，并情词恳切地勉励他把握时机学好本领，不要辜负国家的期望。不久，唐生智又以政府的名义，选送黄克虎和另外几位同学赴日本留学去了。
唐生智回到长沙之后，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声称在调查各方事实之后，知悉了“湖南事变”的原委。他认为事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加上投机分子推波助澜，寻仇报复，使事态扩大。而“留省军人目睹恶化，身受压迫，乃做自决自卫之谋”。从而把军人政变视为一种自卫行动。至于如何处理，他建议：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开除参加事变、组织救党委员会的仇鳌、张敬兮的国民党党籍；许克祥激于义愤，实误触纪律，请从轻记过一次，留营效力；其他人员请免予追究。武汉方面在接到唐生智的电报后，于第二天下午召开了政治委员会议。会上，于右任提出对于许克祥的处置未免太轻了。汪精卫则强调已将湖南事件交唐生智全权办理，“只要他能镇压下去，可以照准”。于是，会议批准了唐生智提交的处理办法。
唐生智之所以不敢对许克祥等反共将领处分过重，是有一定原因的。他知道“马日事变”是有背景的，得到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怂恿，而且，他手下的多数将领都倾向蒋介石。在反共气焰十分嚣张、众怒难犯的情况下，唐生智为了保全他的军队和两湖地盘，不得不十分谨慎，不但不敢过分管束他的部将，而且还想拉拢他们为己所用，而对工农运动的过失进行指责。正如李品仙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唐的清共主要是受了所属湘籍干部的影响。”
27日，唐生智、周斓令湖南省公安局秘密捉拿散发传单要求恢复各级党部与民众团体活动的工人、学生数十人。同一天唐生智又给武汉方面发了两个电报，提出了改组湖南省党部、政府的方案。一是推荐唐生智、周斓、李荣植、雷孟强、李毓尧、曹伯闻、黄贞元、尹松乔、冯天柱九人为改组湖南省党部委员，二是推荐唐生智、周斓、刘兴、赵墨农、冯天柱、李荣植、黄士衡、谢晓钟、曹伯闻九人为省政府委员。原有省党部、省政府的共产党员则被排挤在外。由此可见唐生智改组省党部、省政府的用意。武汉方面特别是汪精卫视唐生智的军队为依靠，对唐提出的人选一一照准，并指定唐为省政府主席。
29日，唐生智又两次致电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述整理工农运动办法。他在第一电中称，通观“马变”始末，一在工农运动领导失人，一在工农组织制度不善。为了惩前毖后，宜改弦更张，将各省县工农团体改由各省县党部指挥监督，以防松弛而加强联络。在第二电中，唐生智主张湖南工农运动循序渐进、分步进行。他将工人运动划分为这样几个步骤：（一）全省设总工会，并办一工运讲习所以造成工运人才；（二）工人较多的县设立县工会；（三）店员不隶工会，改隶商协。至于农运步骤，他是这样设想的：（一）全省设农民协会，并办一农运进习所；（二）先在大县设农协筹备处，办农运分会；（三）再在中小县设农运筹备处，办农运分会；（四）等省县培养出一定的农运人才之后，各县再正式组织农民协会。这些措施，相对于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来说，的确是一种倒退。武汉方面对第一电甚为赞许，对第二电也大体同意，并交湖南省党部酌情处理。这说明武汉政府也在压制工农运动。其实，从6月中旬起，汪精卫就一面纠集国民党中央党部非共产党成员，商量分共办法，一面笼络非共产党军官，要他们在军队中防范共产党人。
汪精卫、唐生智对许克祥等无关痛痒的处分，纵容了反共分子的嚣张气焰。6月28日，驻扎在武汉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了反共宣言，肆意诋毁工农运动，要求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总司令“明令与共产党分离”。何键还命其所部占领武汉的工农团体机关。与此同时，驻武汉的第十三军、第三十军也采取一致行动，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派出一个机枪连占领了全国总工会、湖北总工会，并公开搜捕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民众。
面对汪精卫集团酝酿分共、破坏工农运动的声势，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做出了种种让步，如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工农武装应服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管理与监督等等，希望以此去换取汪精卫、唐生智先行东征的许诺。可是，何键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毫无掩饰地宣称：“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意为C。P。（即共产党）东征！”对此，唐生智表现得无可奈何。他说他本来主张等南京打下后再讨论分共问题，“无奈这些纠纠武夫不听我的话，只听何键的话。所以最好还是C。P。顾全大权，自动地解决这个难题。”也就是说，最好的办法是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后来，他又对人说过：“当时迫于武汉政府汪精卫分共清党的压力，在何键、李品仙等亲蒋军人有强大实力的情况下，我不便公开表态。何键虽是我的旧部，却是反共的急先锋，早已与蒋介石暗地勾结。他们搞‘马日事变’，是为了‘反共驱唐，一箭双雕’。因此，我不敢打草惊蛇，影响军心。这是我处境极为困难的时候。”面对来自武汉中央和众多部将的威胁，唐生智不得不接受分共的决定。
紧接着，唐生智在湖南省政府纪念周会议上就明显地把湖南的混乱归咎于共产党，他说，“湖南以前种种惨劫，完全是在湖南的共产党所造成。在湖南做工作的共产党要负完全责任的。因此，这回改组湖南省党部，委员均由中央任命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办理。”在军队担任政治工作的国民党员如果“从前误入共派，必须自行报明。如不呈报，一经查出，一定加以严厉处分。”唐生智还强调要查明第三军事政治分校学生中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或西皮（即C。P。）分子，如果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违背了国民党的纪律，也一定要受到严厉的处分。唐生智试图把共产党员从政府和军队中清除出去。
在出席改组湖南省党部委员会议时，唐生智对国共两党进行了一番比较，并强调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他说：“我国民党忠实同志，是实行总理遗嘱完成三民主义，少数共产党则不同，他们是不做国民党的工作，做共产党的工作，并设法破坏国民党的工作。”这一结论与他原来承认共产党为北伐提供了有力支持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他感到遗憾的是，“从前国民党为共产同志所把持，差不多没有国民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员有很多的弱点，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借入党做官，无一点牺牲精神，只能说而不能做”，不愿做民众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共产党组织严密，工作努力，以国民党与之比较，相差很远”。与其说是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破坏国民革命，不如说是国民党自己不努力，自己断送前程。由此可见，唐生智虽然在党派利益上倾向于国民党，但在客观上对共产党的评价高于对国民党的评价，他对国民党真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为了振兴国民党，唐生智强调“要严密党的组织，实行党的纪律”，国民党员甚至非党员、官吏、军队乃至政府，都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唐生智试图仿照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来重整国民党，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为两党的根本宗旨相异。他就指出过：“共产党操纵阶级斗争，固属领导错误，但要消灭此种斗争，则要大家来做下层工作……使斗争和平消灭。”否认阶级斗争，这是唐生智辈与共产党人的根本分歧所在，也是两者分道扬镳的真实原因。
7月初，唐生智回到武汉后，找到第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彭泽湘谈话，他对彭说，长沙的情况和他原来料想的不同，许多军官和军官家属都找他诉苦，对中共有很大恶感，这种情况使他难于处理，希望中共中央有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彭问他有何具体办法，唐说还没有考虑好。实际上，唐在湖南已宣布分共。针对这种情况，彭泽湘认定“唐生智为了保持他的军队和权力，已经决定回到地主阶级阵营”，并把这次谈话内容报告给中共中央，中央也明确指出问题已到破裂关头，要加紧做好应变准备。
唐生智要分共，又不想直接向共产党方面挑明，就派他的部将刘兴去找彭泽湘，刘说唐对中共态度有改变，他认为这样不妥，但又未能说服唐，希望彭同唐详细谈谈。彭又把这一情况报告中央，陈独秀根据所得情报认定唐生智“已决定反共，采取什么手段，部下意见还不一致”，同意让彭去找唐谈谈，以便探个究竟。第二天，刘兴又来找彭，彭与之同去见了唐生智。唐转弯抹角，首先大谈反蒋问题，最后还是摊了牌，表示：他决定和平分共，不杀害一个共产党员；他本心不反共，但为了团结军心去反蒋，才决定分共，仍希望和共产党做朋友。
唐生智决定分共以后，反共声浪越来越高。中共中央为防不测，要求彭泽湘立即隐蔽，不久，彭经上海到苏联去了。当时，李达曾试图争取唐生智，并对他说“你最好同共产党一起搞”，唐唯唯诺诺，并未答应。唐既然未认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思想，也就不可能冒着被群起攻讦和丧失军队的危险去跟共产党合作到底。至此，中共中央对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原来拉拢唐生智、张发奎联合进行反蒋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见唐已表示反共，无继续合作希望，便试探张发奎的态度，不料张也感到绝望。而且，何键派兵以机关枪对准邓演达的住宅，摆开射击姿势，进行威胁。邓迫于形势，离开了武汉。
在此之前，唐生智第八军以及北伐前敌总指挥部与共产党的合作是颇有成效的，他自己也承认：“我所领导的北伐军中的基层骨干和‘党代表’，大多数是中共的朋友。从1925年至1927年，在湖南的许多工作，尤其是在工农运动方面，都是尊重中共湖南的负责同志的意见进行活动的，有许多报告和文件，都是与中共方面协商拟定的，有不少文件，就是中共朋友的原著。”
唐生智之所以积极与共产党合作，固然是执行了国共合作的政策，当然也不排除他对共产党的好感，但是，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不仅帮助他驱赵讨吴、发动工农群众支持北伐，而且在关键时刻支持他反对走向反动的蒋介石。但是，唐生智毕竟是刚刚从军阀队伍中走出来的，他迷信的是军队和地盘，而对共产党甚至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并不十分了解，更不可能完全接受、执行。他与共产党的合作是有限度的，一旦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推进到一定阶段，威胁到他的部队军官的切身利益，引起反动派的鼓噪时，他就自然而然地退回到自己的阵营。
由于唐生智态度的改变，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通过了制裁共产党的决定，汪精卫集团公开宣布反共，是为“七一五政变”。此后，武汉方面加紧在党、政、军各界清查、捕杀共产党员。7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各军务必在最短时期内取缔共产党。23日，武汉方面又宣布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于是，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至此全面失败，昔日革命的中心武汉已沦为新的反革命巢穴。
唐生智虽然不是分共、反共的始作俑者，但也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手握重兵的唐生智之决定分共，对武汉方面分共、反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口头上答应和平分共，实际上也卷入了“武力清共”的旋涡。7月底，唐生智曾赴庐山与汪精卫等密商“清共”方案。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共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武汉方面加紧“武力清共”，下令免除参加起义的叶挺、贺龙之职务，决定由唐生智抽调湘鄂驻军与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合力“围剿”起义部队。8月3日，唐生智、朱培德、程潜从武汉电请南京方面的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等派部堵截贺龙、叶挺起义部队。唐还与汪精卫等联名致电冯玉祥，说明武汉方面“清党”反共的经过，表白反共的态度。
紧接着，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宣布了共产党的“罪状”，借以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则派军队将叶挺、贺龙两部在湘机关解散，并俘虏叶部新兵一百二十余名。9月12日，中共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在毛泽东领导下，占领浏阳东门市，后被唐部第八军两个团及地方武装合力击退。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与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还调兵遣将围攻由安源入醴陵之工农革命军，并占领了醴陵。至此，唐生智已由原来的联共、拥共走向分共、反共。在这个过程中，唐生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但是他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政治立场的不坚定性已经暴露无遗。
在参与“清共”的同时，唐生智及其控制下的湖南省政府还进行了反苏活动。在1926年北伐军占领湖南之后，经广州国民政府同意，苏联在长沙设立了领事馆。领事馆在联络中苏关系、支援中国革命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武汉政府在决定分共、反共的同时，也迁怒于苏联共产党及其派遣的驻华顾问。1927年10月1日，唐生智主持湖南省政府会议，讨论本省外交问题。有人提出要查封苏联驻长沙领事馆，会议决定派人去进行交涉。10月3日，武汉方面以长沙苏领事馆“包庇共产党”及“密谋危害地方”为由，决定加以查办。于是，省政府据此强令苏领事馆人员限期出境。10月23日，省政府令长沙卫戍司令部派兵将领事馆查封，将领事馆人员“监护”出境。
唐生智等人所作所为，当时就遭到中共和以宋庆龄、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揭露。他们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背叛革命、毁弃三大政策的罪行，号召革命人民为“扫除蒋、冯、唐等军阀与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而奋斗。当然，唐生智部主力以后因忙于东征讨蒋等军阀混战，而未更多介入“剿共”战争，这也是应该说明的。
§§第六章 军阀混战两度下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