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秋，唐生智经邓寿荃介绍，结识了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
顾伯叙，本名顾畴，号子同，法名净缘，密号正明，笔名谢畏因。1889年生，稍长于唐生智。祖籍江苏淮安，系明末清初大学者顾亭林之后裔。顾少时熟读四书五经，有爱国济世之志。后师从湖南傅绍岩，经史子集，诸子百家，诗文书法，均曾涉及。顾氏曾随傅先后在武汉、东北、湖南经营工业、金融、矿产，谋实业救国，后又赞助傅从事辛亥革命。世事多艰，顾愤世嫉俗，乃潜心钻研人生问题，涉猎佛道典籍，由学儒转而学道，精通天文地理五行阴阳之术。为探究人生真谛，又由学道转而学佛。
1922年，顾伯叙与梁融觉、李又日冉等人在长沙结社，开办二学园，作为学佛讲佛之处所。二学园原为梁氏之别墅，取《论语》学农、学圃二学之义为园名。顾氏沿用其名，而以维摩诘经二学赋予其新的涵义。二学园初创时，为维持清净，规定“入山门不言俗，出山门不言道”。入园者根据各自的爱好、习性选修法门。顾伯叙因习得多种法门，精通显密教法，被推举为二学园掌法。
唐生智治军掌政，颇感茫然，便往二学园求教，甚至请求出家为僧。顾伯叙白白胖胖，相貌堂堂，加上他能说会道，有一套说教的本领，仿佛道行十足。他说法布道，劝唐发愿，大慈大悲，救人救世，行在家菩萨道。顾以出世方式入世，认为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需要革命，劝唐生智要做众生许可做的事情，甚至支持唐打倒多行不义的赵恒惕，因而被别人视为“政治和尚”。唐一直图谋倒赵，二人一拍即合，于是，唐生智便拜顾伯叙为师，随之学佛，并取法名为法智。
唐生智手下有一支规模较大的军队，一直想寻找一种精神武器对之进行驾驭。他以冯玉祥军队“基督化”和南方革命军“赤化”为先例，决定将自己的军队“佛化”。于是，唐生智郑重其事地聘顾伯叙为军中特别顾问，并请他在衡阳主办了金光明法会，让第四师全体官兵两万多人集体受戒成为佛教徒，要求一律佩戴“大慈大悲救人救世”胸章，并信守“五戒”即：戒妄言、戒滥杀、戒邪淫、戒酗酒、戒偷盗。
唐生智本来生性高傲，目中无人，但对顾伯叙却以师礼相待，言听计从。唐部官兵都叫他顾老师。唐生智除了率领部将“定期在特别设置的佛堂听顾和尚说法之外，还披上袈裟跟着顾和尚从事修炼，并参加各项法会”。唐生智在身边供养了一批和尚，让他们给官兵讲经说法，对他们殷勤备至。唐还经常带领在衡阳的官兵到花药寺念佛，出巡时也随带和尚多人，每到一个地方便要大吹法螺，举行佛法演讲会及法会，且大多下榻古寺僧房。唐部一些将领虽不十分迷信，但对拜佛、念经之事也无意反对。因为其仪式“亦不过和基督教徒的祈祷和默祷差不多”。至于在阵前像诸葛亮借东风的事，“是绝对没有的”。
有人问顾伯叙，军队打仗是要大杀特杀的，佛教“戒杀”如何在军队施行？顾称：大乘佛法中的戒杀不是不许杀，只是不许乱杀，凡是违背天理、不合人道的都应格杀勿论，“以杀止杀”正是佛祖大慈大悲救世的法门。这种解释倒能为官兵接受。
唐生智的一些部将觉得：佛教五戒“以及天堂地狱罪孽轮回之说，虽属渺茫之事，若用之以维持军纪，用佛法、念咒来提高临阵的勇气，也颇能发生效力”。顾伯叙宣扬佛教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说法，“实际上也无非是要人立下救人救世的宏愿”，与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实际并无不同，只是他以宗教的说法和信仰仪式来灌输此种思想，更利用一般人的信神敬佛的心理从中引导，遂自然令人起神秘之感，无形中官兵的思想和行为便受到它的约束与指使”。有的部属甚至把唐提倡佛化的做法理解为“精神教育的手段”。可见，佛化教育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学佛以前，唐生智在私生活方面比较放纵。自从学佛以后，“自己律己就比较严肃了”，开始“按照佛法、义理从事修养，学习研究做人”。并以“救人救世”、“断恶行善”相标榜，劝令部属信佛。于是，他的部属在某些方面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唐生智如此偏爱佛教，并在军队中提倡佛化，真可谓一大奇观。当时，第四师就有“佛教军”之称，唐生智也被人戏称为“佛教将军”、“唐僧”。后来，则有人称之为“20世纪中国军人应用释迦牟尼的教义做军中精神教育的第一人，这与‘基督将军’冯玉祥可谓后先辉映”。
唐生智也以“佛教将军”自居，施行仁慈手法，笼络民心。1925年12月至次年1月，他出巡祁阳、永州、道州、桂阳、郴州、永兴、耒阳等地，曾贴出安民告示，声称自己出巡是为了了解老百姓的疾苦、监督检查军队的纪律、察看地方乡绅的好坏。并说：“我这次出巡……千万不敢劳动地方官民，招待供应，一切不受。所带官兵，我已再三告诫，不准拉夫，不准索要酒饭银钱，不准借取桌凳床铺碗盏被帐及一切器物。各处绅民，平日与我见面很少。你们心中要说的话，这回皆可与我尽情说出。你们所感受的痛苦，我能够解除的，必定尽我的心力，替你们去做。”最后，还强调：“此地平常驻军兵士，如有骚扰事情，不妨明白指出，我必定依法严惩。此地做官的，如有受贿埋怨情事，尽可据实报告，我必尽力铲除。此地劣绅土豪，平日依势凌人的，请告诉我，我能替你们除掉。”
出巡两个月以后，回到衡阳，见谣言四起，便引用古训“止谤莫如自修”，要部属加强学习和修养。他说：“如果吾人能够努力于道德上修养、学问上修养、精神上修养，则谣言自息，不必汲汲于辟也！”风闻省府严令裁人，唐生智身边的部属不免有些担心，恐怕自己被裁掉。这时，唐又笼络他们，以“共天下之人才，干天下之大事”为由，宣布“暂不裁人”，劝他们“尽可安心供职”，但“公余之暇，应努力于学问为将来做事准备。若有不规则行为，则亦必予撤免”。他还对部属说，他之所以劝人学佛，“全为救世救人，断恶行善。如有人名为学佛而实际上不修品行，则与不学佛等。若是未学佛者，而能端品历行，即与学佛一样。同事中有未请戒者，余亦决不歧视。盖佛法无人相，无我相，只问断恶不断恶，不问学佛不学佛。愿诸君努力”！唐生智把学佛解释为断恶修行，与加强道德修养结合起来，能让更多的人接受。
以后唐生智多次请顾伯叙从政，顾均谢绝。唐则助顾办两湖佛化讲习所、上海威音佛刊社等。唐生智在军队推行佛化教育的同时，对于一般民众及绅士，也“以佛教羁縻之”，即向社会各界提倡信佛。当时的老百姓大多信奉佛教，希望得到菩萨的保佑。第四师官兵全体受戒成为佛教徒，无疑对扩大佛教影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唐生智出巡各地时，不时散发一些钱粮给贫民，被他们视为“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菩萨。于是，在湘南一带，佛教“信奉者日众”。当霍乱病流行的时候，一般民众以为此种瘟疫系苍天所降，竟夜敲锣打鼓，玩耍龙灯，祈福祛祸。唐生智在民众中提倡佛教，为自己笼络了民心，他的军队被老百姓视为“仁义之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民众的支持。
唐生智不仅把佛教作为维系军心、笼络民心的手段，而且有把佛教教义当作政治纲领的倾向。湘南督办公署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机关报《南岳日报》，该报创刊词“明言反对共产主义，立言与戴季陶有相同处”。另一篇文章，则以佛教“三宝”（即佛、法、僧）与“三民”（即民族、民生、民主）并称，颇有些政治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