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视全球近现代以来的改革，基于历史和国情，对中国最具相近性、可比性的是俄罗斯改革、日本的改革和土耳其的改革，还有当代东欧、越南等国家的改革。各国改革中选择的目标模式、操作方式以及国情背景都是可以比较的，而且可以在比较中看到镜鉴，获得启迪。
一、目标和道路可以比较
迄今为止，世界上除了西方走上的现代化道路，再无第二条成功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因此，近现代的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面向现代化，走西方人首先走的现代化道路。改革成效则与目标和路径的彻底性正相关，彼得大帝改革、明治维新、凯末尔改革，还有当代东欧国家改革，无一例外。区别、差异只在于改革的彻底性。基本是两种选择：一种是制度层面全面西化，有明确的方向，有参照系。另一种是有选择的学习西方，总是想有所保留、有所“独特”，改革缺乏参照系。
以俄罗斯、日本、现代土耳其和当代东欧国家为代表，走的是全面西化的道路。汤因比曾论及俄罗斯和日本这两个已经西方化的强国在19世纪的历史共同点，他说：“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应战至少是同土耳其人、印度人、中国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在应付同样挑战的无能为力的处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不是在他们的西方邻人——波兰人、瑞典人、德国人或美国人——手中被迫走上西方化的道路，而是由他们自己进行了这一次社会变革，因此它们就有可能以平等的身份走进西方列强的行列，而不是以一个殖民属地或‘穷亲戚’。”毫无疑问，俄罗斯和日本是主动西方化的典型。
汤因比还肯定：彼得大帝以天才的洞察力看到，西方化政策必须是“全盘西方化，否则就是零”。他分析了彼得大帝改革与奥斯曼土耳其改革的区别，认为“至少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上，彼得的政策和奥斯曼的政策是有分歧的。他看到，为了使西方化政策获得成功，他不仅要把它推行于军事方面而且还要推行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土耳其，自从1768年俄土战争爆发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这一个半世纪里，对于奥斯曼军队西方化政策的那些并非出自本意的改革者，……继续紧抱着幻想，认为在从外来文化中采取一些因素时，总还可能有所拣选。对于那一时期里奥斯曼人愁眉苦脸地自己吞服下去的一帖一帖的西方化药剂的判断，就是‘每一次都太少而且太晚了’这样一个定罪的判决。只是到了1919年凯末尔和他的伙伴们才无保留地以彼得的方式推行了一项全心全意西方化的政策”。
奥斯曼人勉强接受最低限度西方化的政策失败了，而凯末尔的最高限度西方化倒带来了一条切实的生路。正如汤因比说，“凯末尔和他的信徒们在他们自己的伊斯兰教世界里仍是彻底的西方化者。”以民族英雄凯末尔为代表的土耳其第一代政治精英，从来都把伟大的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政治文化遗产视为国家现代化的包袱。为了“轻装上阵”，他们采取了激进的西化改革政策。甚至不惜废除近千年来一直由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土耳其官方书写文字，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人为地斩断了现代土耳其与古代突厥文化和中东伊斯兰文化的联系。现在所有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的古代典籍，已经不能为新生的一代所了解了。虽然到现在还不便对土耳其的西化道路是否合理下结论，但至少这种政策在表面上看是相当成功的。在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的新秩序是惟一按照自由主义的西方路线，成功地通过和平转变而不是灾难性的代价，把自己转变为民主政制的。土耳其藉此成为中东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以中国、越南等为典型，走的是局部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在晚清三大改革时是如此，到了当代改革仍然是如此。
中国当代改革正在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很长的时间里，改革开放的目标与参照系并不清楚，改革的做法也就往往是基于现实权衡的结果，不停地在河里“摸着石头过河”，迄今也过不了河。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是基于过不下去日子，经济行将崩溃而不能不为之；90年代以来的改革是由于腐败现象日益影响政权的稳定，为扼制腐败，而着手设计改革之策，完善相关的制度。这种改革路径也就成为“中国特色”，在当今世界并不多见。就先于政治现代化和公共资源控制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进行民营化与市场化这点而言，可以相比的大概只有越南等少数几国。
中国局部学习西方的改革，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汤因比在将中国晚清以来与日本的社会变革比较异同时，毫不留情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有些方面举止相似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又相异。一个显著的相似之点是在接受世俗化的近代西方文化方面，在中国和日本，都是自下而上的发轫的。同俄罗斯的彼得式沙皇国家对比，中国的满洲帝国和日本的德川幕府都未能制其先机。然而在这一幕的下一景中，和中国不一样，日本却转而采用彼得式的方法了。”
在汤因比看来，“日本的西方化者比中国的更机敏、更迅速、更有效率。1853年海军少将佩里的舰队出现于日本领海后的15年内，他们不仅推翻了那个未能临机而起的德川式政权，而且他们也完成了一个远为艰巨的任务，即代之而建立了一个能够自上而下地推行全面西方化运动的新政权。中国则用了118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任务的小一半。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使节团之到达北京，和60年后海军少将佩里的舰队之到达江户湾一样，是西方增强了的力量的一次证明；然而在中国，直到1911年，旧制度的根本推翻还没有随之而来，并且以后取而代之的，不是一个有效能的西方化新秩序，而是国民党在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时间内（1923～1948年）未能克服的一种无政府状态。”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对局部改革的利与弊存在不同看法，但汤因比对奥斯曼土耳其改革的针砭不能不发人深省：“一个社会想把军队西方化而让其他方面保持原样，这是空想；这在彼得式的俄国、19世纪的土耳其和美赫麦德·阿里的埃及都得到了证实。”在中国也不例外，晚清从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洋务运动到百日夭折的戊戌变法，再到仅想仿点西方宪政皮毛的清末新政，“每一次都太少而且太晚了”。
二、方式方法可以比较
国际上通行的看法，是把改革的操作方式分为两类，激进的“休克疗法”与渐进的逐步改良。而且，通常是把当代中国与俄罗斯作为渐进与激进的两个代表。
虽然中国被归类到渐进改革，但中国也有激进改革的领域。正如美国学者萨克斯看到的，中国的成功领域恰恰都是那些一步到位的领域，如解散人民公社、开办特区等，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是大大超过东欧的，中国的劳工政策之偏向资方更是超过所有的西方国家。他认为中国的成功证明了改革必须激进。
俄罗斯改革被视之为“休克疗法”，但俄罗斯的外资政策、特区政策并不比中国更开放，土地政策也不比没搞“休克疗法”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更解放。1997年，中国社科院王金存发表《俄越改革比较研究》一文，提出“休克疗法”未必是个坏主意。越南实行之大见奇效，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则搞糟了，原因何在？因为越南保持了铁腕强权，物价说上涨就上涨，国有企业想给谁就给谁，工人想解雇就解雇，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于是改革很快到位，效果大显。俄国则不幸搞了“民主”，弄得政府太软，物价一高，失业一多，就在议会里吵，社会上闹，“休克”半途而废，改革到不了位，以致有今日之难堪。事实上渐进也好，激进也好，具体事情上没有绝对的界线；能否成功，取决于各国自身的特定条件。
但是不能不承认：历史上成功的改革，采取激进手段的时候更多一些，而且有共同性。
近现代有巨大影响的改革成功的国家，就有几个果决地搞过迁都。彼得大帝将莫斯科的首都地位拉下来，建造了新京城圣彼得堡，成为俄国改革的标志。“在他看来，这个地方是向着技术更为高明的世界仙境开出来的魔术之窗。”彼得大帝敢于在俄国和瑞典“北方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把他的新实验首都这个窗口，建在正朝向西方的波罗的海水道，并且是在边界上、敌人的枪口下建设首都，这在世界史上也是少见的。这一极度自信的举动流露出彼得对改革开放的信念，以及从欧亚边缘国家向欧洲靠近的决心。俄国从这里学习欧洲，与欧洲交流，也在这里向欧洲乃至世界施加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推翻德川幕府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天皇于1868年11月26日“巡视”江户，改江户为东京，改年号为“明治”，并于次年迁都至东京。它预示着这个沉寂几千年的岛国革故鼎新、锐意进取的决心。凯末尔为杜绝守旧势力使苏丹、哈里发的所在地伊斯坦布尔重新成为政治中心的企图，毅然将首都设在了安卡拉。对于凯末尔来说，与彼得大帝一样，迁移首都，不仅仅是换个城市的问题，而是政治中心的转移，是脱离守旧势力的羁绊，是向传统旧政治的告别，是向世界展现推行新政的决心。
其实，这种以迁都促激烈变革的例子，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中国历史上就有盘庚迁殷，实际上是以迁徙的形式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多年来对河南省安阳市小屯的“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殷商后期的273年间，商王朝的经济文化，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殷商文化，“殷墟”成为能够证实的中国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之可比拟的，中国当代改革虽然没有搞过迁都，但启动之初，邓小平1980年决定在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和珠海设立经济特区，作为朝向外部世界开放的窗口，也对中国人再次“开眼看世界”，从封闭了30年的矇眛中走出来，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凡是走向成功之路的国家，也都不约而同地全面考察学习过西方，大规模地从西方招聘过人才。
彼得大帝在对西欧的访问过程中，除了亲历亲为的学习，为了效果更快速，还为俄国招聘到了大量忠实可靠而急需的人才。在应聘来俄的人才中，有具有担任舰队队长之才的23名专家，35名海军上尉，72名驾驶员，50名医生，345名水手以及各类手工艺人，共有640人。而这仅仅是彼得考察的首批成果。
勤学的日本人做了同样的事。明治维新时除了派出岩仓使节团访问美、英、法、德等12国，全面学习欧美各国的制度，明治政府的领导人还认识到，迅速发展日本的重要途径是接受外国教师、专家的指导。据有关统计，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受聘外籍教师人数英国人占第一位，其次是德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在社会科学方面，德国人和美国人大约数目相等，法国人其次；在自然科学方面，德国人占第一位，其次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这表明日本引入西方文化是全方位和多元化的。
因为是小国而被忽视的泰国朱拉隆功改革也是一样，变革从学习考察欧洲开始。“1886年，一个由11人（其中包括四位亲王）组成的出访欧洲考察小组，回国后曾写了一份长达60页的请愿书，提出了为保持泰国的独立必须在泰国实行改革的建议。”朱拉隆功国王大胆地聘用外国人作顾问，在聘用时，为避免出现因专聘某一国人而使泰国政府被操纵的情况，在职务和国籍上往往做了某些似乎是有意的安排。如外交顾问一般是美国人，财政顾问是英国人，而法律顾问则是法国人等等。外国人也并不局限于只是担任各部、各厅的顾问，也有许多外国人从事具体的专业工作，据有关资料，共有549人受聘于政府机关，这些人对泰国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基本国情可以比较
各国改革时的文化传统、外部环境、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条件都是能够比较的。若拿晚清时中国与明治维新时日本的国情做比较，更可看出尺短寸长。
文化传统可以比较。以中国和日本而论，文化同源，却不同路。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其社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都属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日本早在中国隋唐时就派遣了大批遣唐使率留学生来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和留学生将中国的行政、法律典籍、文学艺术等传入日本。公元603年，日本“圣德太子”便以中国儒学与佛教教义为理论进行政治改革，规定了群卿百官“承诏必谨”、“以礼为本”、“早朝晚退”、“按部就班”等行政制度。至孝德天皇即位时，又仿照中国隋唐中央集权国家制度进行了一场新的改革，史称“大化革新”。“大化革新”的重要成果之一《大宝律令》，便是日本仿照唐朝永徽令制订的第一部成文法典。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儒家文化对于日本人终究是外来文化，说抛弃便抛弃了。日本能够在一夕之间改变为吸收和接纳完全不同质的西方文化，不存在民族情感的抵触。“日本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特殊能力。他们把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吸收过去，加以消化，变成了本民族的文化，不断推动着日本历史的迅速发展。”这一点，中国则完全不能。
外部环境可以比较。1840年以前的中国和1853年以前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结果迥然不同。当时中日都同处在西方工业革命成功、世界市场逐步形成、殖民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中日两国的大门都是被西方的炮舰所敲开的。在中国，其标志是鸦片战争；在日本，其标志就是美国舰队司令佩里率舰队叩关。而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在本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危机时所发生的改革运动。这种侵略与危机，在中国，是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主权的逐步丧失，大量的赔款、割地，全国被几个列强瓜分为若干个势力范围，面临亡国的危险。在日本，则是1853年以后的被迫开国，是《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国条约》、《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之类的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是黄金的大量外流，是经济的日趋恶化，是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在这样类似的外部环境中，就因为改革之路不同，民族命运有了巨大差异。
地理条件可以比较。虽然都属于东方国家，中国是一个辽阔的大国，而日本则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岛国，这种空间背景的差异，也给两国19世纪时改革的成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就现代经济因素的总量而言，中国似乎比日本并不太弱。但以中国面积之大，就工商业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在中国国内可以忽略不计；而日本的这个比例要高出中国的许多倍，变成了质的差别。在日本，天皇一发谕令，能影响到国家的所有地方；而在中国，京城发生的一切要传递到全国特别是僻远地区，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也就难怪戊戌变法时，面对苍茫大地，面对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光绪皇帝的诏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狮子吼，在很多地方仿佛进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变得杳无踪影。
政治体制可以比较。近代以前，日本是双轨制政体，中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单一政体。日本一方面存在着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另一方面存在着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将军及其行政机构。德川幕府执掌实际上的最高权柄，但是德川家康的“征夷大将军”称号是天皇授予的，这说明天皇仍然在名义上保持着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而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建立了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到明清时空前强化。恰如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所说：日本是天皇（至尊）和幕府将军（至强）两个因素共同在起作用，而中国是集至尊和至强于皇帝一身。“假使在幕府执政的七百年间，王室掌握着将军的武力，或幕府得到王室的尊位，而集至尊和至强于一身，并且控制着人们身心，则绝不会有今日的日本。”另外一个不同，日本是分封制，中国是郡县制。德川幕府时期，通过分封制统治全国，即实行中央权力控制下的地方割据统治；而中国封建时代实行的是郡县制。由于中日两国政治体制的这种差别，使中国的封建统治较日本组织得更为严密，统治基础也更为广大，这使中国要完成推翻或改良旧制度的变革更为困难。
对外政策可以比较。中日封建社会末期，为了限制西方思想的传播，双方均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日本于1639年发布最后一道锁国令，只许中国和荷兰两国在长崎通商。中国则在1757年颁令，只留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双方的这种政策都没有将国门锁住，相反却阻碍了正常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同时也失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只不过日本明治维新时彻底抛弃了锁国政策，而中国后来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
经济环境可以比较。中日历史上均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极为低下，抑制了双方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自18世纪起情况发生变化，日本的商业资本开始渗入农村，一些商人以提供原料与生产工具、包收产品的方式逐步控制农民家庭手工业，以后又将这些农民变为雇佣劳动力，随后商人又进一步招募农民手工业者建起手工工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至19世纪中期，日本手工工场己初具规模。而在中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自然经济，明朝中后期开始在江南萌芽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虽与西方属于同一时期，比日本发育还早，但由于遇到腐朽专制制度的阻碍，发展极为缓慢。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时间虽过去了两个世纪，始终处于一种萌芽状态，远没有向近代工业过渡。
社会结构可以比较。历史上日本实行的是身份世袭制，中国实行的是可以变动的等级制。日本的身份制渊源很久，其严格化是在16世纪，整个社会大致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早期他们有严格的限制，不通婚。其中的“士”包括将军、大名和武士，居四民之首，属于统治阶层，农、工、商属于被统治阶层。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一支以企业家、新兴地主、商人和部分大名、部分武士为主体的改革力量。而在中国，除了皇帝和宗室贵族是由血统决定的以外，其他社会等级一般可以变动。官僚自唐以后主要通过科举从社会各阶层中选拔，由于各阶层之间具有合法的途径可以流动，这使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可以不断地从其他社会阶层中吸取新鲜力量，而其他社会阶层的成员由于存在向社会顶层的上升通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与统治阶层的对立。至戊戌变法时，并没有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
四、教育基础可以比较
中日近代教育都是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教育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如果细究其详，会发现两国其实有着巨大差别。这种差别，集中体现在教育的普及程度，体现在西学基础——西方语言、西方科学技术和西方政治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深度。
近代中国教育普及程度远不及同期日本，存在先天的不足。民众受教育程度不高，文盲率高达90%以上。而且，传统教育中的教学内容狭窄，儒家经典占据统治地位，“四书五经”是学子们的基本教材。隋唐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加强了儒家学说在教育中的权威地位，明清时期形成的八股取士更使举国学子沉醉于记诵圣贤书籍，无暇他顾。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虽在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士大夫中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清政府1716年颁布的“禁海诏令”和1757年的“闭关”，却使得西学在其后再难进入中国半步。这种儒家一统天下、教育内容陈旧褊狭的局面，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未改变。
与同期中国相比，日本明治时期教育改革的起点是比较高的。日本虽然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也是以儒家学说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儒家学说的权威地位并没有中国那样强烈。日本在7～8世纪也实行过科举制度，但平安中期以后，科举取士就没再继续。这样，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就少了一种束缚。在德川幕府末期，“就平民而论，一般认为男子有40～50%识字，妇女有15%识字或受过正式教育”。教育的普及程度远远高于中国。
中日两国对西方近代教育的了解也相距甚远。同时，学习路径上差别更大，日本是直接学习并接受西式教育，中国更多的是通过学习日本进而接受西式教育。
日本全面接受了西式教育，西学基础远远超出中国。近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相区别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科学技术进入课堂。明治维新前，“兰学”——以荷兰语为媒介传播到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就逐渐进入学校教育的课堂。1868年，日本全国有“藩学”240所，教学科目中设有“数学”的有141所，开设“洋学”课程的有77所，开设“医学”课程的68所。理科各学科在开设学科中所占的比例，1800年为15%，1853年增加到35%。明治维新时，很快以法国、英国、美国、德国为模式创立了日本近代教育。伊藤博文、森有礼等人即曾被幕府或各藩派赴欧美留学，他们在学习各自专业的同时考察了西方近代教育体制，回国后又在明治政府中担任要职，对日本的教育现代化改革发挥过重大作用。
但晚清时的中国，对西方近代教育所知甚微。1857年容闳留美归国后，曾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及清朝高级官吏介绍了美国的近代教育，并提出了有关教育改革的建议。曾国藩等人不乏远见卓识，采纳了容闳的建议，上奏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项留学生派遣工作仅仅持续了5年便废止。此后，虽有少数人曾被地方大吏派赴欧洲留学，但他们主要是学习军事知识及技术，而对西方近代教育不甚了然。之后中国人了解的主要是日本的近代教育。1873年中日建交后，清廷派遣了一批又一批驻日外交使节，他们把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游记或调查报告的形式汇编成书，遂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日本的重要信息来源。1895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通过创设各类新式学校，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的历史。这些情况，成为晚清教育改革没有以欧美为模式，而是以日本为模式的重要原因。
中日之间西学基础之所以产生巨大落差，还因为两国对引入西方教育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
日本是在“文明开化”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了全方位的形式、多元化的途径。教育理念方面主要是接受了英、美的平等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的理念，教育制度方面主要模仿了法国的体制，而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及教科书方面又主要引入了美国的模式。
然而，晚清教育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这种指导思想对抵制封建顽固派全盘否定西方文化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毕竟与明治维新“文明开化”的指导思想差别太大。如果说“文明开化”是力主全方位、多元化地引入西方教育，那么“中体西用”对引入西方教育则有很大的限制性。洋务运动时期就仅限于引入西方技术、语言、自然科学的教学内容及课程设置，戊戌变法后虽进一步提倡引入西方近代学校教育体制及管理模式，但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科学主义的理念还是持抵触的态度。因此，尽管康有为明确主张“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但实际上晚清教育改革是以日本为蓝本的。他们倡导引进西方教育，即所谓“西学”，却由于这种引进主要是间接通过日本。结果，虽为舶来品，却是二手货。
五、生活习俗的改革可以比较
凡是社会转型式的改革，从广义的角度看，终归是一种文明转型。不论是在那个国家，都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变革，包括了城市生活、礼仪习惯、衣着饮食、社会风俗的进步。而生活习俗的进步，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民智开化程度的标志。
生活方式的变革作为社会改革和进步的重要一环，对社会整体变革的影响，从深度上讲也很关键。而且特点是：它有时是潜移默化的。关于强制实行生活方式西方化的最有名而且也是最早的实例，就是彼得大帝下令剃胡子和禁止穿俄罗斯旧式长衫。
彼得大帝试图使俄罗斯人抛弃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接受文明开化的西方文化。改革是从移风易俗起步，彼得1698年从西欧考察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迫贵族剪去引以为豪的长胡子，他仇恨大胡子，认为胡须代表人民的偏见、迷信和黑暗的过去，是俄罗斯落后的象征，故明令禁止蓄胡须。
彼得下令禁止穿俄式长袍，改穿西式短装。但人们并不情愿，为此，莫斯科人在克里姆林宫大门旁和其他人烟稠密的地方，都读到了彼得的告示。为使告示不被撕掉，旁边站着卫兵。告示上写着沙皇的谕旨：“兹规定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居民均应着如下的服装：匈牙利式男长服不得长于吊袜带衔接处，内衣要短于外衣，如此类推。”
为使俄罗斯摆脱落后愚昧的生活习俗，彼得很关心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他规劝居民建房时要有30俄丈的距离，规定首都彼得堡打扫街道的时间要在街上没有行人的早上或晚上。这一点，在我们中国的许多大中城市里至今也未做到，倡导文明新风也好，改善人居环境也好，许多工作现代社会仍在做。
为让青年一代从小就养成讲文明礼貌的良好品质，彼得令人编写了教导待人处事的《青年正则》。让贵族子弟照规定工作和生活，要他们“未脱鞋靴，不得上床睡觉”，“喝汤的时间，不要摇晃腿，不要用手而要用餐巾擦嘴，食物还没有咽下去时，不要喝汤”。彼得在世时，这本行为准则就印刷了3次，对形成上流社会的礼仪习惯起了很大作用。对数百年来陈腐的传统习惯的改革，不仅配合了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对俄国生活方式的文明演进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俄罗斯人的服装革命又在日本重演了一回。1871年8月9日，明治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要求剪掉长发，除去佩刀。后又确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的正式服装，要求官员穿西装。日本最早的西式大街——银座也在1875年建成了，成为文明开化的象征，至今，银座仍是日本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日本改革始于在衣、食、住、行上大搞西化运动，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废除中世纪以来的风俗习惯，迅速移植西方生活方式，建立一个适应世界潮流和日本国情的文明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包括土耳其的许多西方之外的国家中也出现了相似的措施，凯末尔做了彼得大帝一样的事，强制全国男性公民必须戴上有边的帽子。
而中国人在服装习俗上最早、最有名的改革，可追溯到公元前307年战国时代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年代较近的习俗大变革，则是推翻清朝后，民国初年的剪掉辫子、脱掉长袍马褂、解掉女性的裹脚布。进行社会变革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即“人心风俗”。要在有着数千年封建历史的土地上建立新体制，不破除那些严重束缚人民思想的恶风陋俗，人民就不会“脱胎换骨”，实现民族觉醒。而人民的“脱胎换骨”，不单单是靠政治家的口号和主张来实现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风俗的变革。
距离最近的生活习俗的改革，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倡导国人穿西装、吃面包，并带头把中山装脱下换上了西装，再次开启新风。时至今天，西方的饮食文化，诸如肯德基、麦当劳、法国大菜、红酒与洋啤、可乐与咖啡，已经全面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并迅速蔓延和消化。不过当代中国人的移风易俗与他国相比较，一般要平和自由得多。现在，西方生活习俗不仅直接影响和改变中国人的生理和体质，也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认知事物的思维方法。当然，在中国融入世界的同时，中国的饮食文化也一样传播到了全世界。
六、改革可以大时间段全景式比较
如果对俄罗斯、日本与中国的近现代以来的改革道路做大时间段的压缩式比较，可以描述出相互间有一定相似性的轨道，尤其是和俄罗斯。
日本明治维新至二次大战，在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什么都学了，惟独没认真学习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由于“自改革”中民主政治没有发育起来，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膨胀，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二次大战战败后，在美国的管制下，由麦克阿瑟强加了一部确立现代西方民主体制的“和平宪法”，对日本进行了脱胎换骨的社会改造，走上了“他改革”的道路。由不彻底的“自改革”到彻底的“他改革”，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道路方才功德圆满。
沙皇俄国—前苏联—俄罗斯的改革，由彼得大帝开始，为了现代化走上西化道路，但不彻底。相继的尼古拉二世、斯托雷平的改革本来有机会改变俄罗斯的命运，但历史没有给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了沙俄的崩溃，引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社会转型以改革开始，由革命终结。但前苏联在苏式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无疑是失败的，又由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以“8·19”事件后的和平革命，终结了70年的苏式社会主义道路。俄罗斯之后在叶利钦、普京的先后领导下再次走上了西方化的改革道路。仿佛是历史转了一个圆圈，起点又回到了终点。
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由晚清时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开始，走上部分学习西方的改革道路，因为中国封建制度的无可比拟的根深蒂固，不能推进下去，被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及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所替代。最终社会转型从改革始，以革命终。1949年后，经过了近30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探索，从1978年开始逐步放弃苏联模式，又走上了面向世界的改革开放的新里程。
中国和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都是自己转了一个大圈，从改革走向试图建立与西方不一样社会模式的革命，再由革命转向回归世界主潮流的改革。日本的情况特殊一些，二次大战战败后的投降及被美国占领和管制，本来是巨大民族悲剧，但日本人将之变成了凤凰涅槃后的浴火重生，彻头彻尾的西化了。
若是将俄罗斯、日本、中国这三个国家所取得的进步归结起来看，不论成就大小，不能不承认，都是面向世界带来的进步。如果现在到西方，把俄罗斯、日本、中国的元素都抽掉，对他们的生活不可能有大的影响，最多不过是日用消费品价格上涨。相反，如果把日本、俄罗斯、中国这三个国家生活中的西方元素都抽掉的话，就会倒退回明治维新之前、彼得大帝之前、戊戌变法之前。如果单从最直观的衣着打扮看问题，从衣服、裤子、裙子到眼镜、发型，从头到脚，现在这三个国家的男人都是西方男人的样子，女人都是西方女人的样子，没有大的差别了。也就不能不承认，现在这三个国家还存在的主要差别，是接受西方强势文明的程度的差别，是与世界接轨程度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