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当今世界出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各国家、各民族被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开放、借鉴，互相取长补短，成了当今各国各民族关系的主流。
面对这种趋势，一个国家若要不落伍于时代，客观上就必须善于吸收和利用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从而加速自身的发展进程。正如任何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任何国家也不能脱离人类文明的主轨道。中国不能做，也不会做拒绝跟人类文明主体齐步前进的掉队者。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爆发而步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难得的黄金发展期，来之不易。此前的中国，曾经有过几次良好机遇，当时若能抓住机遇，及时进行改革，很可能赶上时代潮流，成为现代化强国。非常可惜的是，这些机遇都没能为中国人把握，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
第一次机遇，是鸦片战争结束至太平天国大内乱爆发之间。这时世界上还只有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其他国家有的正在起步，有的尚未起步，中国与欧美之间差距不大。当时西方列强对华侵略尚未深入，国家主权还没有大量丧失。如果清政府能够如日本人那样总结教训，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军事、民用工业，赶上西方是不难的。可是，林则徐、魏源的正确主张被顽固守旧派斥为“多事”、“糜费”。史载，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民族危机并未解除，健忘症已经弥漫于中国社会上层。由林则徐辑录北京来信而编的《软尘私议》中，有这样描绘当时北京景象的文字：“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赶上西方的最好时机，就这样于麻痹和昏睡之中耽误了。
第二次机遇，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至甲午战争爆发之间。这时国内太平天国和捻军相继被镇压下去，许多西方列强都忙于国内事务，对中国主要还是商品输出，尚未实现政治经济全面控制。这是中国近现代难得的相对稳定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始自救性的改革，仍然遭到顽固守旧派的激烈反对，被指责为“用夷变夏”。伴随着甲午战争的硝烟散去，以船坚炮利救国的愿望被无情击碎了。
第三次机遇，是辛亥革命后的一个短暂时期。这时西方列强正在准备和忙于世界大战，国内因千年帝制被推翻，人民思想得以大解放，很快掀起了振兴实业的热潮。一个“以工商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的苗头正在形成。但很快葬送于袁世凯及后来的军阀混战。
往事不堪回首，但若不回首作刻骨铭心的检讨，不可能真正吸取历史教训。归结起来，中国近现代的这几次机遇，都是在“争论”和“折腾”中失去了。
然而在中国，“姓中姓西”的问题，即类似俄罗斯的走西方道路还是走东方道路的问题，还是在争论，始终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也经常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成为俄罗斯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正如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说：“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潮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东方与西方犹如是俄罗斯社会跷跷板的两头，从来没有平衡过。
就历史处境而言，当今的俄罗斯，与300年前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的俄罗斯有一个不变的共同点，就是仍然在融入西方社会与遵循俄罗斯传统之间，进行着痛苦的抉择。但在国家的领袖层面至少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俄罗斯想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起草完成的法令《圣谕》中有一句话：“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作出的国家定位。时至今日，普京也认为：“从地理角度看，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但从文明角度看，俄罗斯毫无疑问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具有欧洲文明。”虽然磕磕绊绊，看来终究还是要走西方的道路。
那么中国则何去何从：是沿着与国际接轨的改革之路一往直前，使中国有朝一日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呢？还是继续盯着“姓中姓西”、“姓资姓社”的问题，喋喋不休的争论下去？尤其是现如今，伴随着快速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工业化崛起，国内是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开始抬头，自以为“中国模式”已经取得成功；国外是一些游离于主潮流之外的集权国家及舆论，试图力捧一个所谓与世界主流完全不同的“中国模式”，想让中国做与西方对抗的“东方的头”。对外，幸好中国人有邓小平“不当头”的治国教诲，不会再去做“世界革命的中心”。但国内那种认为已经走出不同于世界主流的“中国模式”的论调，却愈唱愈高，难免让社会大众产生幻觉。
与俄罗斯一样，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在延续“姓中姓西”的争论，仍然试图在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与西方影响之间人为划一条鸿沟，或者作某种界线性的区分。这种徒劳的意识形态努力，这种无法完成的“工程”仍在进行。
若说中国有什么历史陷阱，这个陷阱就是以各种形式不断翻新、不断重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且难以自拔。严复是中国看到并批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谬误的第一人。1895年严复发表文章，认为只学西方的器物是不行的，还要学习人家的制度，所以要改革。他举例子说：牛和马，牛可以负重，马跑得快，不能要求牛体马用，也不能要求马体牛用。意思就是说，要有“西用”，就一定要有“西体”。
历史上中学和西学之争，以各种表现形式延续至今，其实质是中西文化、中西制度之争，是徒劳的而又不断再现的重复话题。从19到20世纪，中国丧失发展机遇的主要原因，就是让狭隘的民族情绪遮蔽了自己的眼光，“宁中勿西”始终是社会的主流倾向。19世纪时，是一句不准“以夷变夏”把中国害苦了；20世纪的多数时间，中国人也没有学的更聪明，在姓中姓西、姓公姓私、姓社姓资……诸如此类的无聊问题上纠缠不休。改革开放前，由于宁左勿右的意识形态挂帅，缺乏足够的现代文明知识，因而一再闹出把现代社会的组织制度和管理方法戴上资产阶级帽子，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自由……说成是某些国家或某一阶级专有物的笑话。在改革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上纠缠不休，成了中国的传统国粹。遗传到现在，遇事仍然热衷于斗志昂扬的政治争论，邓小平可能深知国人的这种毛病，所以发明了“不争论”。
那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一再的祸国殃民，早就应该摒弃了。当今世界，姓中姓西、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二分法已经很难准确的概括。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因素。20世纪北欧各国普遍推行的福利制度，以及比中国还力度大得多的调节贫富差别措施，如果不是视而不见，也应该说是社会主义因素。我们今天不仅接受了市场经济，接受了现代企业制度，我们也在原则上接受了法治、民主、人权等概念，这些都是来自于西方。
严格讲，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西学”。正如顾准警告的：千万不要忘记马克思、亚里士多德等西方思想家，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写作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源自西方文化背景的理论体系。“学”本身无所谓中和西，如果一定要分出“中”、“西”，最后都容易走向思想偏执。没有哪一个国家先天就注定了可以学什么不可以学什么，可以用什么不可以用什么！作为知识，作为人类智慧的成果，文明是人类可以共有、共用的，不管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是政治文明、社会文明。那种在中国持续了上百年的两分法思维，要么是一种无知，要么是一种愚民。
中国改革要走出自近代改革以来的宿命，需要尽快摒弃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这样才有可能解决好改革的历史走向问题，解决好改革的战略策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