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常的“革命”等同于激进和暴力
一般人们所说的“革命”是与激进、暴力划等号的。传统的民众自下而上揭竿而起的革命，通常是天灾，或政府横征暴敛、严刑峻法、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不能和平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结果。因而，近代及以前的革命，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造反”。
传统意义的“革命”，都是希望通过暴力斗争，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革命的发动者们，往往把他们变革社会的要求，诉诸根本的彻底的一揽子总体解决，试图快速的一次性解决社会变革问题。但实施这样的革命要求，就必须彻底摧毁现存的政权网络系统和国家机器，于是暴力斗争直至武装革命，就必然席卷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相当长的时期，法国大革命是以暴力和一种新的专制代替旧专制的范例。1789年时，法国人原本的理想，是追求和建立一个完全平等、完全自由的社会。但这事实上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的。法国人追求绝对理想国的结果，是走极端，事与愿违，是一次又一次走向事情的反面。结果是不断的轮回，不断地付出牺牲，不断地换来新的专制。在近百年的时光里，法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的发展损害巨大，雅各宾派统治时期，有4万人未经审讯被杀；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死者上万；1871年巴黎公社，又有近10万人死亡。与此同时，法国人一会儿用雅各宾的专制取代路易十六的专制，一会儿又用路易·波拿巴的恢复帝制复制了拿破仑的帝制。本来19世纪是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英、德、美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工业化，法国却在反反复复的政治内耗中浪费了大好时机。人们常用“没有工业革命的工业化”来形容法国19世纪的现代化道路，说明了法国大革命及其随后的政治地震的后果。相形之下，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再也不曾内部大动干戈；美国南北战争后，至今心有余悸；德国除统一之战外，也没有如法国那样频繁的内部革命与战争。越到后来，越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愿意去仿效法国的革命经历。
当代的革命，往往发生在第三世界，发生在没有正常民主制度和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国家。其表现形式，就是屡见不鲜的“广场民主”和“直接民主”式的民众哗变。虽然已经没有传统革命那样暴烈和血腥，但还是会造成社会的失序和破坏。由于人类一代比一代进化的更文明了，现代媒体的曝光制约作用更大了，流血和对人权的侵犯，过分的财产破坏，为整个世界所不容。所以，当代革命采取武装斗争的愈来愈少了，更多的是以“广场民主”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还像“花车游行”般的带有政治娱乐性，就像人们今天看到的泰国的街头抗议一般。可是，即便是“和平革命”，形式上温和归温和，对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和破坏，仍是避免不了的。
至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从当代人的视角，应该算入“另类”。以太平天国政权而论，因袭了封建政权的模式，又披上了邪教化的基督教的外衣，带有更为浓重的封建性。
以改朝换代为目标的革命，无不造成社会大破坏。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革命，就造成了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5省，人口死亡就多达7000万。使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其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导致沙皇俄国趁清朝政府忙着与太平天国你死我活搏斗，东北与华北兵力空虚之机，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太平军从所向披靡占领南京，到失去民心危机四伏，民众大批逃亡，前后仅几个月工夫。太平军进城前，南京原有人口260万人，春季进城后仅9个月，到当年年底，核查登记人口时只剩15万人，其中老弱男子4万人，妇女11万人。而妇女减员之快尤为惊人，10月份全城女馆还有23万人，到年底核查登记人口，两个月中妇女就减少了12万人。被太平天国自称小天堂的南京，实际上沦为了人间地狱。
二、当代革命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当代世界，革命的发起区域一般由农村转到了城市。所以，当代革命与传统革命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的主体变了，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的主体已经由过去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市民；革命的内容变了，由平均主义的“均贫富”、“分田地”要求，发展到追求现代“民主”体制的更高层次政治要求；当代革命的表现形式也变了，其前奏通常是城市的“广场民主”式的民众哗变。这里所说的“广场民主”式的民众哗变，不是一般的聚众闹事，它是在既定区域的全民意义上对于现政权的集体哗变。就其极为强烈的社会变革要求来说，民众哗变当然就是“革命”。
近半个世纪中，世界范围比较典型的“广场民主”式的哗变型革命，有“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后来在伊朗、波兰、菲律宾、前苏联、东德、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地发生的政权更迭，以及到2006年前后以乌克兰“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玫瑰革命”等为代表的前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都是特征愈来愈明显的“广场民主”式的民众哗变。
由于哗变型革命是社会愤懑与矛盾长期积蓄以后的能量爆发，在思想行为上同样表现为激进主义。哗变型革命与传统革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否定现政府及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哗变型革命一旦发生并形成气候，就会令执政当局处于极为尴尬和头痛的境地。因为摆在它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镇压，要么是妥协和“投降”。这两种选择之所以极为艰难，是因为它们都孕育着政治风险。
如果选择镇压，在全世界面前用武力去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不仅师出无名，可能在激起更大民愤的同时，甚至也会激起内部的分歧与分化。假使镇压成功，那么它也没有办法完全消灭民意，会留下长期的、很大的隐患。如同中国国民党1947年在台湾对普通民众镇压的“二二八事件”，已经时隔半个多世纪了，还在被反对党和部分民众追究，还在被迫不断的道歉、忏悔，成了国民党永远的政治“原罪”。假使镇压没有得手，那么出现的流血伤亡则会促使事态愈演愈烈，无法收拾，那就像伊朗的巴列维政府、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府，以及前苏联制造“8·19事件”的领导者曾经遭遇过的情形一样。当受命消灭叶利钦的特种部队临阵倒戈，受命弹压布加勒斯特“广场起义”的武装部队倒戈，受命轰炸阿基诺夫人的武装直升机反过来轰炸马科斯的总统府的时候，它们就成为现政权在强大的民意面前一朝崩溃的标志。
如果选择妥协，只要现政权对民众做出公开的退让，那么，这种退让又是难以收住阵脚和守住底线的。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军政府由此而垮台，被团结工会全面接管政权；前东德共产党在民众压力下让昂纳克下台换马，未能阻挡“柏林墙”的推倒；前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因为错估民意而提前举行大选，结果在选举落败和民众哗变革命的压力下被迫交出政权，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
当代的“广场民主”式的民众哗变革命，比起传统的武装斗争式革命，虽然流血和破坏大大减少了，但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却大大增加了，透明度和曝光度大大提高了。任何执政者都无法找理由回避群众的呐喊，无法巧立名目陷之于罪，然后镇压。处理此类新型革命，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更富弹性的政治技巧。
三、选择革命不等于赢得了进步
在传统观念中，选择革命意味着历史赢得了进步。从古至今的史实表明，事情并非如此。即便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革命，带来的进步一般也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快、那么好，它仅仅是给社会进步创造了新的契机而已。若认识不到这一点，人为的把革命理想化、神圣化，后果极其严重。
传统暴力革命仅仅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在专制集权的社会中，民众的苦难完全没有宣泄表达的渠道，社会不满与怨愤无法得到抒发。当它们在长期压抑和积蓄中成为巨大的社会能量时，暴力革命就为它提供了释放的契机，从而会形成类似火山爆发的势不可挡的景观。正是这个原因，天翻地覆、大破大立的改朝换代，就成为中国历史的周期性现象。太平天国时期英国驻华领事梅多斯就曾经说过：“在所有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里，中国人是变革（指温和改革）最少，而造反（指通常的革命）最多的。”
这种情形的革命，在中国似乎成为一种历史的循环。亿万民众不断用血流成河的代价，换来的就是这种循环，仅此而已。这可能是一个人们无法接受的结果，但它却又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改朝换代，只是专制集权的周而复始，以致会令失望的社会孕育下一次造反起事的原因。
即便是社会转型性质的暴力革命，也容易走向专制的循环。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人们一开始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就解决了中国的专制问题。然而，清王朝覆灭后，无论是袁世凯、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他们都把中国的历史引向了新的专制。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历史的局限，现实的政治权威借助的往往是传统的价值体系。正如萧功秦先生所言：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在思维结构与价值取向上，具有强烈的专制导向的暗示性。它暗示着权力的集中运作与权力崇拜。同时，权威主义总是强调‘家长式’的权力个人化与集中运作对于保证效率的必要性，这必然是以排斥对权力运作的监督为前提的。其结果，便很容易出现权力者的政治腐败。”
对专制的循环问题，最形象的描绘来自法国历史学家柏克。他在《法国革命论》中写到：“你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服务的名义，把国王推翻了，但是你在国王盖章的地方盖的是一个渔夫的印章。”柏克谴责法国的路易十六，因为这位国王的统治是专制统治；但是，柏克也反对用革命的方式来消除专制，因为它只能是带来更多的专制。法国大革命就丝丝入扣地印证着柏克的观点，它是一出理想主义闹剧，要摧毁一切传统，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是在超越英美，创立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新世界，结果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人民的权利受到肆意践踏，国家处于长时期的动荡不安之中。
作为走出专制循环的第一例革命，英国“光荣革命”赢得愈来愈多后来人肯定。维多利亚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麦考莱指出，英国之所以伟大，其渊源就在于1688年的革命，对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赞颂是，它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革命。时间证实了他的看法，光荣革命的确是最成功的妥协，是一次幸福革命，或许真是“最后一次革命”。在事实面前，同时代的法国“左”倾历史学家基佐观点变了，原来他曾在1826年出版的《1640年英国革命史》中，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革命的发展过程，并对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中下层人民的革命行动加以赞颂。但1848年以后他的历史观发生了急遽转变，对革命的暴力和流血加以谴责，并拿1688年的“光荣革命”与1640年的革命作对比，认为“光荣革命”没有流血和牺牲，但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所以比1640年的革命要优越得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传统革命与专制循环的内在关联，看到了英国“光荣革命”更值得当代人镜鉴的原因。
当代革命如果不能以历史为镜鉴，仍然难以走出历史的悖论。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传统的大规模暴动破坏、流血牺牲式的革命，愈来愈不被珍惜生命、崇尚人权的国际环境所接受。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广场民主”式的民众“哗变型”革命，它开始成为革命的常态，但并不代表问题得到了解决。
正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革命并没有必然带来什么进步。普遍的现象是，“哗变型”革命发生后，在民众的民主意识和相应的文化氛围准备不足的条件下，由“广场民主”的大潮流导致了政权的骤然更替。或者是产生一个半遮半掩的专制政权，有点像当今的伊朗；或者是产生一个民主的同时又是软弱的政权机构，像当今的菲律宾政府及前苏联的格鲁吉亚政府，那里的人民从长期的专制统治中赢得了民主和人权，但是在迅速有力地振兴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在社会治理以及对付分裂势力等问题上，它却失去了集中和强硬的有效手段，以至遭受到严重的困扰。所以，当一个国家全面转入西方式政治经济制度，而相应的法律规范和社会基础却还并不完备时，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就成为了一柄双刃剑，它既有可能是消除政治特权和造福民众的有力杠杆，同时也极有可能成为政治经济混乱的根源。
所以，在西方之外的国家发生的革命，无论怎么温和，怎么反映了群众呼声，也不一定都是理性选择。有些时候，它实际上是不遵守民主游戏规则的表现。从走向民主化后不断的政治清算其前任领导人，以至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杀的韩国，到在不断的街头抗议中维持多党制民主的乌克兰，都是这种情况。它反映了在历史上没有民主基础和法治精神的国家，移植了西方式民主的革命，差不多都是水土不服，由此带来的动荡可能是长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