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革命都是社会修复机制在起作用，革命是偶发性的，改革则是常态性的。一个社会要进步，可以没有革命，但不可以没有改革；一个社会也只有建立起良好的自我调节机制，通过不断的、有效的自我改革，才能够实现良性运转。
一、改革与革命的区别
论起改革与革命的不同之处，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又不简单。从概念上看，改革就是体制创新，依照程度深浅不同，它包括改良式的，也包括社会转型式的。革命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改朝换代”，就是《易经》中说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另一种解释，按《辞海》的意思是人们改革社会的重大变革，即是社会革命。
若是论改革与革命实际表现出来的差别，一般而言，“自上而下”是改革，“自下而上”是革命。之所以是这样，原因无外乎：改革是由统治者或执政者主导的，革命则是由被统治者掀起的；改革不更迭统治者，革命往往要更迭统治者；改革的过程一般有控制、有秩序，革命则常常会出现无控制、无秩序的现象；改革多数情况下是非暴力的，革命一般伴随着暴力和破坏；改革是一个长期、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革命往往是短时间和直接的、形式化的社会突变。
改革的基本形式是“自上而下”，或者说改革就是“自上而下”的。纵观中外历史上的改革运动，可以看出，但凡推动社会前进的，都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这不是偶然，因为要进行社会改革，一方面，要有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杰出人物，他们能了解国际大势，能熟悉本国国情，又能根据本国的特点来制定改革的措施与策略。另一方面，只有改革家们执政或者是依靠当权的统治者，才能推行其政治主张和改革方案。这就决定了改革必然是“自上而下”的操作过程。没有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是提不出社会改革方案的，而没有国家权力作为驱动杠杆，再好的改革方案也只能束之高阁。所以，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逻辑上讲，改革与“自上而下”都是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自上而下”只不过是改革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如果否认了“自上而下”，也就否认了改革本身。
中国从商鞅变法到戊戌变法，再到当代改革，无一例外都是自上而下的。以戊戌变法来说，没有“自上而下”，就不可能有戊戌变法，不可能有百日维新。没有光绪皇帝的支持，别说百日维新，一日维新都不可能。
世界上从英国“光荣革命”到彼得大帝改革，到凯末尔改革，再到当今印度、越南等国发生的改革，与中国一样，在形式上也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如果相反，试图“自下而上”的变革社会，推翻现政权，那就是革命了。辛亥革命即是这样，由一些忧国忧民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策反部分新军发动的革命。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这样，是由部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下层知识分子，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的革命。横向去看世界，各国自下而上的革命就更多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都是震撼世界的典型的革命。
二、改革与革命的联系
当人们谈论改革与革命关系的时候，常常很难将其截然分开。改革与革命并非像油和水那样界线清楚，有的时候改革就是一种革命，有的时候疾风暴雨的革命会演变为和风细雨的改革。邓小平就把改革提升到了革命的高度，他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从性质上看，改革与革命都有可能会是社会性质的根本变革。改革有走向社会根本转型的，当代俄罗斯改革、中国戊戌变法、日本明治维新、凯末尔的改革都是这样。革命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如法国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也常常有导向复旧的，如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阿富汗塔利班夺取政权后的极端的回归伊斯兰法。
俄罗斯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是改革，谁也没想到的是，苏共主导的改革最后变成了和平革命，演变为革自己的命，推翻苏共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西方式议会制和多党制民主政体后，在叶利钦领导下虽然还叫改革，但性质上完全是一种制度转轨。当代俄罗斯剧烈的社会变迁，是历史上少见的，应该没有疑问地断定，它是改革也可以说是革命。
中国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改革主张，与后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民主共和主张并无实质区别。戊戌变法仿效西方现代社会制度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它与辛亥革命一样，都是企图建立西方式政治制度，使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实现一番变革，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只是戊戌变法采取了和平的方法，而辛亥革命则采取了暴力手段，它们只是方法不同，而不是目的殊异。至于康有为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孙中山主张实行民主共和，这不过是实行何种政体的分歧，而不是国体的分歧，其实质都是西方民主政治。政体不同而国体相同的情况，就是在现时的世界政治生活中也不乏其例。最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迄今仍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但世界上没人会否认它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性质。
1905年曾经发生了两件大事，清王朝在北京宣布废除科举和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虽然在人们的认知中，前者属于改革，后者属于革命。但就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影响而言，无疑都是社会革命的标志。科举制度废除后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不可低估。正如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所指出：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纽带，它维持着儒家学说在国家中的正统地位，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它的废除，使整个社会失去了特有的制度体系。这一变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绝不亚于一场革命。
中国改革开放更是一次革命了。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市场经济，走向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而且这种社会变迁还在持续、还在深入。
从方法看，改革与革命都既有可能是暴力的、流血的，也有可能是和平的。改革有流血的，如中国的戊戌变法、日本明治维新；革命也有不流血的，如英国“光荣革命”、苏东剧变、当今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传统的观念认为，凡是“革命”一定要使用暴力，武装夺取政权，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凡是改革一定是旧制度的修修补补，是为了延续维护旧制度。这种观念是一种教条主义，与事实相距甚远。只不过通常情况下，改革是和平性质的居多、修修补补性质的居多，革命是暴力流血性质的居多、形式上破旧立新的居多。
对于革命出现暴力和流血现象，人们一般都能理解。改革其实也是同样。任何改革都必然会触动、损伤一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在一定情况下，也会有流血的情况发生。中国戊戌变法尽管采取的是和平手段，但仍然出现了流血。
日本的明治维新派最初也打算依托旧的封建政权和平改革，但现实打破了他们的希望，最终是靠武力解决问题的。1859年10月，幕府的实际统治者井伊直弼采取高压手段，将要求改革的反对派大批逮捕，处死了著名的反对派领袖吉田松因，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安政大狱”。作为报复，“尊王攘夷”派武士们加紧展开倒幕活动，1860年3月，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江户的樱田门刺死井伊直弼。至此，双方摊牌。幕府一反过去的怀柔政策，先后于1864、1866年两次发动讨伐维新派的战争，维新派进行了英勇抵抗。维新派对幕府的致命一击，是在1868年的“戊辰战争”中。这年1月，幕府为击败维新派，再次诉诸武力，他们兵分两路，由大阪向京都进发，分别前进至伏见、鸟羽两地，与维新派军队发生大规模战斗，幕府军死伤4700余人，倒幕军死伤3500余人，这在日本近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战斗。明治维新不单是依托武装做后盾，而且也是靠枪杆子流血牺牲打出来的，与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没有什么差别。
三、不能以一次成败论证道路的合理性
在历史的进程中，改革和革命总是相伴而来，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中交替扮演着社会变迁的主角。选择改革还是选择革命，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不可能凭人们个人的好恶，按照人们个人的主观意志而决定。同时，决定改革与革命成败的因素实在是过多，也过于复杂。所以，不能拿改革或革命的一次成败，论证其道路的合理性。
一个国家是选择改革还是选择革命，道路是否合理，只能用一种“大改革观”，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比较观察。过去有一种历史理论，热衷于以一次成败去评论戊戌变法，评论辛亥革命，借而断言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主流接轨的道路不可行。
回顾戊戌时期，在当时的国情环境下，具有历史可行性和合理性的只有变法维新。有一件史实足以为证，孙中山当时也曾给李鸿章上书，吁请改革，只不过李鸿章没有理睬。所以，选择“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是不以康有为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改革同革命一样，也存在失败的可能性。过去的主流观点偏爱于革命的形式，因而也就影响到对变法道路的评价。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事实连同变法的道路，被一齐作为变法没有前途的佐证，用失败的结果来论证其学习西方的改革行不通。历史事件的成败结局，当然有对事件本身诸方面价值的检验作用，但它是相对的，而不应该把它绝对化。
同样，过去的一种观点也拿辛亥革命的失败结局，论证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行不通。问题是，孙中山的武装革命是以民主、共和做号召掀起的，如果不能用辛亥革命失败的结果证明孙中山的武装反清不可取，又要用其失败的结果证明学习西方民主的道路不可取，那么，很明显当中是有矛盾的。显然，用辛亥革命的一次失败，来论证其道路的合理性，是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了。这么做是一种典型的机械论，它可能会把人们的历史认识引向歧途。
如果以一次成败论证道路的合理性，那么对法国大革命及其以后的道路就不知该作如何评价了。法国走过的历史弯路不比中国少，自法国大革命以后有近百年时光，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来回跳跃，不断地在失败中品尝苦果。他们用少见的热情与想象力去尝试各种政权组织形式，甚至还设计出了巴黎公社这样的理想国。同时，他们也是缺乏稳定性和耐心的民族，他们热衷于打街垒战，热衷于把一个又一个不好的政府拉下马来，又把一个又一个首脑送上政治舞台，昨天在喊“共和万岁”，明天却又会喊“皇帝万岁”。1789年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两个帝国，两个王朝，三个共和国。它们是：1789年革命，1792年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1815年复辟的波旁王朝；1830年建立的7月王朝；1848年革命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52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1870年革命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社会制度几乎是10余年必一大变，法国的土地成了一个人类政治哲学的大实验场，巴黎的街道成为一次次起义、暴动、革命、政变的见证。
二战后，法国又相继于1947年建立了议会制的第四共和国、1958年建立了总统制的第五共和国。从第一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一个国家历史上反复折腾了5次，出现5个共和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再难寻找的。建立现代民主政体的艰难和法兰西命运的曲折由此可见一斑。如果随便地拿其中的任何一次政治折腾下结论的话，那么法国的历史就不知该如何书写了。
对改革或革命，都“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尤其不能以一次成败论英雄。革命最终取得了成功，但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次失败。为什么改良只尝试了一次就可以断言其必然不能成功呢？”历史的辩证法证明，一时一事的失败，并不必然否定其历史的合理性。法国折腾了200多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它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合理性，世界上无人质疑。对于中国人而言，也需要理性地面对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