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大唐盛世以后，伴随社会发展的整体趋于超稳定，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般雄才大略的明君改革家。有的只是改朝换代的皇帝，而能够给国家带来生气与新风，使社会焕发活力的明君，再也无法寻觅。
范仲淹改革时，宋仁宗就是一位半信半疑的皇帝。当改革遭到反对时，仁宗对改革马上产生了疑虑。仁宗的动摇，更助长了反对派的气焰，攻击范仲淹为代表的变法者结成“朋党”，“欺罔擅权”，“怀奸不忠”等等。范仲淹及支持新政的官员富弼、苏舜钦等人被“一举网尽”，全被赶出朝廷，新政也随之全部废除。
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也很能说明问题。变法初期，宋神宗对王安石很信任，大多数场合都能言听计从，对此，曾公亮曾无限感慨地对苏轼说，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好得就像一个人，这是天意啊。但随着变法的深入，这种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至熙宁七年，宋神宗因震慑于久旱不雨的天灾和保守派的喧嚣，开始指责王安石的新政。再往后，他对新法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几位有作为的皇帝，所作的只不过是女真人统治中原以后，对汉文化为主体社会的恢复和修复。
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中表现出了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但他的个性、知识和素养，实在不适应领导这场改革。光绪皇帝是一个有严重性格缺陷的人，脾气暴躁，缺乏自制力。还是在少年时期，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二月到六月不到半年间，12岁的小皇帝6次大发脾气，《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翁同龢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不祥，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事实上，面对畸形的成长环境，皇帝的人格始终没有发育好。在成年以后，皇帝仍然表现出幼儿般的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描述道：“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他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账。”
光绪从小到大蜗居于深宫，受的全是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缺乏对近现代西方文化知识的了解。与当时泰国朱拉隆功国王的经历有天壤之别，朱拉隆功国王自幼接受西方文明的熏陶，即位前和即位后，曾游历、出访亚欧许多国家。1897年，朱拉隆功国王乘御舰“却克里”号出访欧洲，先后访问了意大利、瑞士、奥地利以及俄国等国家，特别是出访了当时在英国统治下的爪哇、新加坡、印度之后，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和行政措施颇有心得。相比之下，光绪皇帝只会呆在紫禁城里玩玩照相机，给珍妃照照相，还成了遭臣下非议的小节。
更不幸的是，作为戊戌变法政治上最高领袖的光绪皇帝，只是名义上的“九五之尊”。光绪是一个从即位那天起，就瑟缩在慈禧太后淫威阴影之下的儿皇帝，在没有武装力量拥簇的条件下，他表面上的“无限权力”，事实上却是极其有限的，不过是一个提线木偶皇帝。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逼迫光绪在颁布明定国是诏的第4天，连发3道上谕，罢黜皇帝自己的老师翁同龢。皇帝自幼就与翁同龢相伴，闻听雷声躲到老师的怀里，情同父子。光绪连自己的老师也保护不了，只能相对落泪，翁同龢亦知道自己一走，皇帝成了孤家寡人，但是爱莫能助。又规定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到皇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在继续操纵用人大权，防止光绪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还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所以，当决战关头逼近，光绪皇帝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只能把袁世凯当作救命稻草。而当袁世凯把他们出卖以后，从光绪皇帝到康有为、梁启超和“六君子”，也就只能或瀛台被禁，或亡命天涯，或京华喋血，而无力挽狂澜之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