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普遍实行愚民政策，以中国孔圣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经典之论。但同是东方国家，面对外来先进文化与新思想时，接受程度却相距甚远，直接影响了各自改革的方向。
一、全面拥抱外来文化
日本对西方文化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的接受过程。众所周知，江户幕府时代的日本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一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长崎始终是对外开放的窗口。特别是到了19世纪以后，幕府及各藩已开始派遣官员出洋考察，福泽谕吉就曾三度游历欧美各国，归来撰写《西洋事情》等书，广泛介绍欧美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推动了“洋学”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明治维新前后，法国史学家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穆勒的《自由之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名著已被译介成日文，在知识阶层中广为传诵，从而掀起了“文明开化”的思潮。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系统导入，为日本变革传统观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也为日本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泰国人这一点与日本相似，易于全盘接受新的思想和文化。泰国没有类似中国的凝固了全社会精神的儒家礼教文化及建立其上的制度，封建思想也并不根深蒂固。从朱拉隆功的父亲蒙固王开始，就“一改先代国王的遗风”，开始兴利除弊，提倡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难能可贵的是蒙固王的朴素的民主思想，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允许平民百姓直接向国王申诉”。而且蒙固王对科学也有浓厚的兴趣，霍尔在《东南亚史》中这样说：“蒙固对科学的强烈兴趣是他于1868年去世的原因。”蒙固王因为跟随法国科学家探险队去观测日全食，不幸染上疟疾而去世。这种因对科学的兴趣而逝世的国王，在亚洲乃至世界恐怕再从未出现过，在中国则是无法想象的惊世之举。泰国蒙固王对科学、对探险的热衷行为，更像一位欧洲国家的君主，而不像一位亚洲文化传统下的君主。泰国有如此思想开明的国王，其臣民在其思想的潜移默化之下，当然会渐渐的开化。所以有人这样说：“其个人对于西方事物的赞同与鼓励，更开启了泰国上下接受新观念的心灵。”这种开放的文化环境，当然对朱拉隆功的改革起了推动作用。
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俄罗斯的外来先进文化是彼得大帝主动引进，并自上而下强行推广的。
1672年，也就是彼得出世的那一年发表的《卡里斯勒大主教三次出访记》还这样写道：“俄国人不得离开自己的国土，因为到了国外，他们将学到其他国家人民的风俗习惯，染上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见解，从而产生冲破奴役枷锁的念头”。很显然，不准出国，就是怕人民接受外国先进的思想文化，怕人民的觉醒进步。
彼得大帝改革前，俄国人极端愚昧落后。全国识字的人数很少，“俄国的文盲多”，“就是在贵族子弟中文盲也比比皆是”，“即使在首都莫斯科，识字的人也寥寥无几。”像莫斯科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市民的识字率仅占23%。社会生活充满了中世纪的愚昧气息，宗教垄断了文化教育，钳制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科学文化的传播。东正教宣布：“上帝憎恨任何热爱几何的人，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罪恶。”论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俄罗斯不比同时代的中国强，若论科技以外的一般文化知识，中国有数百万士子，远超于当时的俄罗斯。
彼得通过全盘引进西方文化，清除俄罗斯人的愚昧。他说：“我们的人民，由于没有学习，从来没有接触过字母表，没有受到教师的熏陶，像无知的小孩一样。”为此，彼得下令建立翻译局，翻译西方典章书籍，把西方近代科学著作介绍到俄国，还亲自签发了关于建立帝国科学院的诏令。他下令俄国设立了第一批承印世俗书籍的印刷所，出现了第一张印刷的俄文报纸，开办了第一批航海、矿业、算术、外语、医护等专科学校，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第一批公众剧院、第一批公园等等。彼得为因袭闭塞的俄罗斯文化传统注入了新的养分，自此以后，俄罗斯文化便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
二、被动接受外来文化
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与日本、俄罗斯形成鲜明对照的国家，莫过于中国。中国自近代时至今日，与东方其他重要国家截然不同，接受外来文化基本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缓慢自然吸收，而且是不彻底的局部接受。
在近代中国，能够弄清该向西方学什么的人寥寥无几。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指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败前，“尽此六十年中，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他所说当时无人知的这个“学”就是指西方的思想文化，无人知的“政”是指西方的民主制度。
对西学无人知的原因，是不愿正视西方文化冲击的史无前例特点。康有为所说：“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古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
能够有此见识的，并非知识分子的主流，更不是社会的主流。
对西学无人知的原因，还因为西方主要的学说思想未被系统地传入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出版西学书刊的机构主要有3家：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局，主要出版了一些科技书籍；北京同文馆，主要出版了一些有关洋务知识的书籍；广学会，翻译的时政类书籍稍多一点。一般认为在广学会出版的书籍中，影响较大的只有两本：一本是《泰西新史揽要》，由李提摩太翻译，它叙述了19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史和欧美各国发展的历史，对中国人了解西方有一定启蒙作用，所以，被梁启超称为“西史中最佳之书也”，也被传教士誉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宝筏”。另一本是《中东战纪本末》，全书共16卷，是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编译的，该书刊载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史料并附有多篇传教士撰写的论文。除了少数在华欧美传教士的这些零散介绍，严复借翻译《天演论》传入了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观念而外，西学未被全面地传入中国。
严格讲，当年戊戌变法是在没有真正彻底接受西学的状态下发动的。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接受程度之低微、之浅薄，可用梁启超的话相佐证，他说：“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
对西学的一知半解，加上对传统“中学”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妥协，成为当时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常常借助儒家的观念来阐发改革思想的重要原因。以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为典型，他依据赫胥黎及斯宾塞的历史进化观念重新评价孔子，试图把孔子塑造为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在康有为的笔下，一方面，历史像赫胥黎等人所说的是不断前进的，从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再从君主立宪走向人民共和；另一方面，历史又像孔子所描述的是向后倒退的，从西周倒退到殷商，再从殷商倒退到禹夏，因为尧、舜、禹“三代”才是孔子所憧憬的理想社会。这样，西方的进化论便与孔子的历史观糅合在一起了。康有为所宣扬的“大同”理想，是一种对儒家学说、道家哲学、佛教观念及基督教精神的综合，很难说它是一种科学的、民主的思想，事实上它是一个特种的乌托邦。
改革的旗帜人物的思想都是如此，可见中国社会当时的知识精英们接受西方文化的程度了。西学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后来，被动并局部接受西方文化变成了近现代中国的主流倾向。任何一样西方的东西到了中国，人们往往会首先带着警惕的心理，用排斥的眼光对之审视、抵制一番。除了纯技术的东西，没有什么会被顺利接受。
改革开放之初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的一次促销经历，至今仍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理状态。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在北京的各大商场，买一瓶可口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当时中国人对这种有点咳嗽糖浆味道的汽水还不习惯，但购物赠物的新颖形式吸引了不少人。出人意料的是，北京各大报纸并不买账。《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在国家缺少外汇的情况下，引进可口可乐是浪费大量的外汇资源。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从商店的柜台里撤了下去。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一次简单的促销竟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怎么卖个汽水也要到政治局”？
实际上，一瓶汽水一旦被贴上了“美国文化”、“美式生活方式”的标签，那它就不单纯是“汽水”了。在此，“汽水”变成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了，抵制它就变成了抵制“西化”的本能的一部分。
三、思想启蒙力度的影响
当代中国改革的发动，可追溯于一篇文章的启蒙。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可誉为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针对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等倡导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文章明确提出，“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这篇文章引爆的理论大论战，使长期为极左政策所困的知识界和千百万民众，开始从精神枷锁中挣脱。
思想解放浪潮的兴起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在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因为一篇文章而开始苏醒；也罕见有一篇文章能够唤醒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开眼看世界”。
这篇文章的启蒙价值源于深重的历史背景。由于中国自50年代中期以来，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极端主义思潮而不能自拔。从“反胡风”、“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浩劫，强调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统一中国人的精神，试图通过思想改造、文化批判强制统一国人的观念，这种改造并且结合了群众运动的形式，对思想异己分子进行“无情打击”，最终演变成“从灵魂到肉体”的民族灾难。当时人们受极端主义的苦难并不少，却不能引起全民族的反思。
然而，“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这种状况。文化大革命作为极端主义的登峰之作，对外否定所有西方文化，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成了修正主义；对内摒弃所有的传统文化，使中国人陷入既无现代、又无传统的深渊之中。由于“文化大革命”把极端主义推向了高潮，从而将其危害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又随着伟人毛泽东的去世，个人崇拜开始不断地降温。这就使得中国人有可能真正认识极端主义路线的危害，并引起对国家发展路径的反思，也就使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成为可能。恰好这时，年逾古稀却有世界眼光的邓小平重登政治舞台，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70年代末期，这些偶然因素同时在中国的出现，使对苏式社会主义进行反思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使思想解放变成了现实。
站在今天的视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及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局限于打破旧枷锁的思想启蒙，还不是关于国家未来发展新方向的思想启蒙。
如果回头看，中国戊戌变法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思想启蒙。日本明治维新时有自己的“伏尔泰”福泽谕吉，以他的轰动全日本的《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之概略》启蒙了日本人，仅《劝学篇》一书印行就达到了80万册，创造了日本罕见的发行量。而戊戌变法时，既缺乏思想巨匠，又缺乏大众启蒙，维新运动就成了一场没有经过大的思想启蒙而发动的改革。
近现代中国始终没有如福泽谕吉这样的大启蒙思想家，迄今无人能称得上是中国的“伏尔泰”。戊戌变法后，中国人的思想启蒙是源于严复《天演论》一书的发表。该书原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于1894年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于1895年开始翻译，次年译毕，它的书名只采用了原书的一半，取名为《天演论》。译文起初是分段在1897年出版的天津《国闻报》上连载，1898年全书才正式出版发行，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进化论学说。当时，人们读《天演论》之后，并不主要是接受赫胥黎生物进化原理的影响，而是被严复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所感染和震撼。严复翻译《天演论》虽然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但无论是他本人思想的厚度，还是影响的广度，都无法与福泽谕吉相比。
直至当代改革开放启动，虽然西方思想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却仍没有自己的能够消化西方文化并为民族指方向的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引进、翻译西方书籍的高潮，对之的消化却不良。从尼采的“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到西方最新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潮可谓洋洋大观，令人眼花缭乱。随着日趋开放，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人性解放和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争论，个性解放、国民心性结构的改造又重新被人们捡拾起来。然而，长久的思想禁锢，已经使中国人失去了对理论的鉴别力，更失去了着眼于中国实际的创造力。在西方思潮的巨浪面前，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种简单接受和崇拜的现象，“全盘西化”的主张迅速流行起来，最终酿成了几次学潮和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没有经过比较彻底思想启蒙的改革，总是难免各种摇摆。90年代后，各种争论、思考又蓬勃发展起来。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确立，开始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金钱至上”的逐利主义迅速支配国人的观念。“新儒学”和“新国学”的兴起，表明对“全盘西化”和振兴传统的思考进一步走向深入。中国人再一次思想启蒙的深度和广度，将决定未来改革的前景和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