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都有其民族性格与民族惰性问题。与日本人、俄罗斯人比起来，中国人的性格缺乏主动之变，也缺乏彻底之变，往往是被动之变。若是更确切地补充一句：那就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拒绝变化、拒绝改革，曾经拒绝的是面向世界现代化主潮流的改革。
一、主动精神与彻底精神差别巨大
面对社会转型，日本人、俄罗斯人、土耳其的社会精英毅然向传统告别的做法与中国人差别巨大。彼得大帝是一手把俄罗斯从中世纪的蒙昧与黑暗中拉出来，明治时期的精英是一手把日本从封建传统、儒家文化中拉出来，凯末尔则是一手把土耳其从阿拉伯政教合一文化体制中拉出来。比起摩西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获得新生，其难度一点也不逊色。
汤因比看到了中国人与日本人民族性格的差异：认为如果要用图表的形式，画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远东社会在过去400年间对近代西方的反应，那么就会发现日本的曲线的起伏比中国的曲线的起伏大得多。“中国人从来不像日本人那样走极端，日本人要么是在全面接受的情况下向西方文化投降，要么是在那介乎其间的仇外时期把自己和西方文化隔绝开来。”其实，日本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对外来文化如果觉得抵抗无用，就会放弃抵抗转而接受，成为一个非常善于学习和接受外来文化的民族。日本之所以自中国隋唐时期，不断大规模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团，学习借鉴中国的文字，学习中国的典章礼制、建筑、服饰、唐乐，甚至茶道，只不过是因为在接触西方文明之前，周边没有比中国文化更先进的文明。否则，相信他们也不例外会去学习看齐的。
可以用1875年李鸿章与日本外务省森有礼的对话作一脚注。李鸿章说：“我对贵国近年来做出的几乎一切成绩都深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还很不理解，这就是你们把古老的民族服装改为欧洲式样，……服装是激起对祖先的神圣回忆的事物之一，后代理应以崇敬的心情永远保持下去。”森有礼则要李鸿章相信：“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的话，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当时发现中国服比原来的穿着要好。”李鸿章反驳说：“你如果出于理智，就应该穿中国服，……它很方便，……而且完全可以用贵国产的材料制作。”森有礼更尖锐地回击：“你们四百年前的祖先谁也不愿意改成本朝开始后改变的服饰（即留辫子）。但毕竟发生了变化，不过你们的这种变化是强加给你们的，尽管你们不喜欢它。”
这段对白，极生动地表现了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一个是主动接受、主动变革；一个是被动接受、被动变化。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也有激烈、决抉的特点。米格拉尼扬总结了一种规律性：“在俄国发展的每个阶段，社会向自由逐渐推进的思想在各个阶层中是极不受欢迎的，开始是不受少部分人欢迎，后来则是不受更广大的社会阶层欢迎。”俄罗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倾向于以激进的方式全面革新生活方式，若用不好听的话形容之，喜欢倾向于“乌托邦工程”，试图把社会制度的理想形式和抽象模式一步登天地变成现实。
上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的改革可以成为佐证。在由叶利钦的几位助手撰写的《叶利钦时代》一书中，称“叶利钦的成败是纯俄罗斯式的”。叶利钦采用断然的“休克疗法”，一手策划导致苏联解体，在政治经济领域实施“500天”迈进市场经济的激进改革，当时是得到了知识界支持，也是多数民众带着希望认可的。但是，到了叶利钦执政的后半期，俄罗斯社会动荡不安，政治对抗事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险象环生，民众的支持又快速消退。
以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差异而论，俄罗斯人有恰达耶夫所说的缺少历史记忆的性格弱点，不知道吸取历史教训，走弯曲了的路，过了若干年后又往往会再去重复。但俄罗斯人有世界上鲜见的忧患意识，知识分子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有世界上鲜见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
相形之下，在中国文化中不缺少历史记忆，但缺少忧患意识。中华民族是历史感最强的民族，我们有二十四史，代代相传地记载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问题在于，历史记忆愈强，传统文化优越感愈强，也就愈不情愿变革。与之相关的，中国文化中缺乏的是忧患意识。历朝历代领导者喜欢的是，在百姓中营造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景象，不喜欢让人们看到或感到有什么危机，自己也在其中自我陶醉。封建时代的官僚士大夫也就被培育的普遍喜欢粉饰太平，拍皇帝的马屁。拍到天下大乱，政权更迭，再拍新领导人的马屁。应该承认，上下五千年，中国知识分子最有忧患意识的是两个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近代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
二、差异源自文化传统
从造成改革精神差异的文化传统来看，中国与日本完全不一样。自古以来，东方独大的中国由于地大、物博、人多，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有着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还有着任何其他文明都无法比拟的文化积累和传承过程。那些与中国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埃及、古印度和两河文明，都早已湮没失传了，只有中国在文化上长期居于“输出国”地位，居高临下，傲视周边国家。因此，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思想领先，制度优越，物产丰富，毋求于人，孕育出来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
在这种文化世界观中：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大国”。对中国四周东西南北的其他民族，以“华夷之辨”观念视为蛮夷戎狄，名字用“兽”或“虫”加以修饰，如“狄”、“蛮”，禽兽之意也。惟独称日本为“倭”，带个“人”字旁，以示当人看，但还是“矮”一头。中国的朝廷，没有平等的外交观念，只有远道而来的“朝贡国”。世界文化只有一个单位，就是中国文化。虽然古代中国与古印度、西域国家也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但这种接触“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特有的文化及科学的格调”，中国文化始终“保持着明显的，从未间断的自发性”。
中国人长期陶醉于“精神鸦片”不能自拔。据史载，洋务运动期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很少有人问津，30年间只售出13000本。就一个有4亿多人口、数百万读书士子的大国来说，这个数字可谓是微乎其微。而在日本，当时仅福泽谕吉一个人所著西洋文化的书籍，短时间内就销售了25万册。中国士大夫阶层对西学态度如此漠然，很难想象他们能普遍接受改革旧制的思想。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改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负担上的差异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
虽然近代中国已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但“华夏至上”的文化心理没有消除。且因西方文明又主要是通过鸦片和大炮来轰开中国大门的，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更使中国滋长了对外来文化排斥拒绝的心理。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向现代文化更新时阻力重重。
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是岛国，地域狭小，历史上一直是在相对弱势、相对空白的状态去理解和接受外来文化。二战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其后日本又从朝鲜、印度学习到不少东西。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它仍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从中日两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来看：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不同于中国的单一型，属于并存型，也就是说“什么都可以”。日本人从根子上没有“祖宗成法”的束缚，因而，就能以“什么都可以”的接受态度，放心地吸收外来文化，随之而来的抵抗也就很小，这是日本文化的特质。正是这种全面摄取型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形态，是日本学习西方取得成功的关键。
如果进一步深究，民族性格和变革精神又与文化类型是农耕文化还是海洋文化直接相关。在近现代世界舞台上，最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是作为岛国的英国；而在东方，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是作为岛国的日本。这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巧合，更不是偶然。由于与日本的岛国环境，商贸、渔业相对比较发达，具有一定海洋文化的特质截然不同，中国在历史上演进形成了农耕文化，变成了比较纯粹的农业民族。它导致民族性格差别，农业民族的眼睛是向内不向外的，而海洋民族的视野注定是要向外的。日本天皇誓词中豪言：“开拓万里波涛”，这种言词和思维，作为农业民族的中国人当时是想不到也说不出的。
研究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历史，人们常常会感到困惑，为什么社会转型中起步差不多的国家，结果却差别到如南辕北辙？虽然有主客观各种复杂因素，但也得正视民族性格的惰性因素，否则一个民族永远也长不大。米格拉尼扬说俄罗斯民族没有长大过。中国同样需要正视民族性格上的弱点，吸取历史教训。
§§第三章 历史上改革的起因与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