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 国际经济因素
5.1.1.1 要素分工影响的加深
经过30年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而当前国际分工环境也出现了不同以往的诸多新特征，经济全球化、要素分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主动应对要素分工条件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无疑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前文论述，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当代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要素之间的分工，跨国公司生产价值链条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国与国之间的优势也将更多体现为价值链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的产地，而是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经过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量变积累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及深化，加入WTO后的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迎接经济国际化挑战的制度基础和分工环境。由于中国的外贸是外资驱动的，是贸易投资一体化形式的，加工贸易占相当大的比重，因而尽管我国的贸易规模很大，但我国仅仅是出口产品的生产国，并不是全部贸易利益的归属国。在这么一个分工环境中，决定现在和未来中国在国际分工交换中所获利益的，不再取决于进口什么、出口什么，而是参与了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是以什么样的要素、什么层次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有多少。
因此，要素分工影响的加深，要求我国应当以全面融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新体系为导向，来规划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战略目标应以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和要素整合为基础，着眼于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形成国内外产业结构和市场的互动，逐步提高我国产品、企业和产业的国际化程度，最终建立、健全我国企业的全球研发、生产、销售和营运体系，培育和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籍”跨国公司。
5.1.1.2 世界经贸组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作用的加强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联合国的有关组织机构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世界资金、技术、商品和人才流动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对国际经贸的健康发展和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起到了促进和协调作用。这些都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创造出了越来越有序的国际市场环境。
在国际多边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趋势加强，使国际市场环境形成了开放与封闭共存的局面，在给一些国家和企业提供了机遇的同时，又形成了新的挑战。区域一体化带来了巨大的区域整合作用：区内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的消除，带来区内商品甚至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分割的小市场形成大市场，使大规模生产效益可以实现；同时，各成员国交通、能源、通讯、金融和劳动力市场的联合也带来了外部经济效益。面对区域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中国企业应积极利用其有利因素，通过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区内各种资源优势，开辟北美及东亚市场；同时，也应加大到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组织中开展直接投资，既可以避开这些区域组织对区外国家贸易的障碍，又可以充分受益于其区域组织整合的巨大效应。
5.1.1.3 金融危机下的新机遇
美国的“次贷危机”自从2007年年末爆发以来，逐渐蔓延到全球。本次危机，已经由“次贷危机”转向金融危机，并逐步转向经济危机，并且已由美国的行业性危机转向全国性危机，进而逐步转向全球性危机。这不仅对美国经济，而且对全球经济也构成严峻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中、美经济关系空前密切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也难免受到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欧美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美国经济和消费的不景气，对进口需求减少，使得中国出口遭遇寒冬。但是，由于中、美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危机面前，中国企业仍然可以找到机会。
第一，中国经济与出口的升级转型机会：目前，中国股市遭到重创，房地产市场不振，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总体健康。
尤其是，高速增长的态势不会改变。美国经济在2008年增长放缓，甚至走向衰退，但是中国GDP增速仍基本保持不减。这样，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排行榜上，有望更上一个台阶，与领先的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差距将会缩减。然而，除了总量之外，本研究更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结构是否会因此而产生良性的变化。随着美元的贬值，中国目前的出口产品的最终出口地也出现了很大变化，目前欧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将部分抵消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对美国出口的不利对中国企业来说，也并非完全是坏事，这有助于将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从出口转向内需。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变化。因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必须由出口拉动型转向内需拉动型。而且，在人民币贬值的大背景下，也给中国出口企业提升产品结构，提供了外在的压力。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到了减轻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时候了。另外，从世界角度而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继续增长的前景也有助于抵御其他地区出现的不利影响。如同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那样，中国有望再次成为一个“定海神针”。只是，上一次是区域性的，这一次，有可能是全球性的。这将是中国真正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利益相关者”的良机。
第二，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机会：美元的贬值和人民币的升值，有大大加速的迹象。
同时，美国的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企业难得的淘“便宜货”的机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金融企业的危机深重，一些金融企业近百亿美元的季度亏损，使这些金融机构低下了往日高贵的头，急需大量资金“输血”，这为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抄底”提供了条件。2007年年底，中投公司与摩根士丹利达成协议，用50亿美元入股换得9.9%的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为2007年的中国海外并购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09年中国企业应该有更多动作，更大手笔。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国内对中国企业并购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华尔街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企业的入股、并购，看成是一种善意的行为，并引颈期待之。
因此，从“危机意味着转机”的中国智慧来看，从中美经济的现实情况来看，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面前，中国面临重大挑战，但并非没有机会，而且可能会有“黄金般”的机会，就看企业如何加以把握。
5.1.2.1 现代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空前增强，工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实现了由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由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门类单一向工业基础显著加强、技术水平稳步提高、门类逐渐齐全的重大转变。工业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表现在：（1）工业生产快速增长，进一步巩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2007年一年实现的工业增加值超过1994年以前17年工业增加值的累计，2003～2007年5年完成工业增加值超过改革开放前25年工业增加值的总和。（2）工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2007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7155亿元，固定资产原值198739亿元，分别是1978年的45倍和57倍。2007年工业上交的税金仍占税收总额的50%，大大高于其他部门。（3）工业实力明显增强，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在能源、冶金、化工、建材、机械设备、电子通讯设备制造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及各种消费品等主要工业领域，已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目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已有210种，主要产品产量位次不断前移。我国工业出口品种不断增多，档次和质量不断提高。在家电、服装、纺织品、日用工业品、微机等领域，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业工厂或生产基地。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73393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的18.5%。
另外，我国工业的所有制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单一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工业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大企业集团发展壮大，同时从东部地区优先发展逐步转向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工业不管是经济总量还是结构方面都跃上了新台阶。我国已初步确立了“制造大国”的地位，并为实现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的强国之路。
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工业在不远的未来将实现更大的发展，并在一些关键制造业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以工业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将以更强的综合实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今工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中国具备了发挥自有优势、整合别国资源、转移过剩产能的条件，同时也拥有向世界其他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并良好消化吸收的基础。
5.1.2.2 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高
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继续增加，对外经贸大国地位也得到巩固，在国际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影响力大增，与我国签署或正在商谈的FTA协议国家和地区多达近30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签署，并于2007年7月1日起生效。2009年4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达成签订成立的意向。在2006年11月召开的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将在3年内在非洲国家建立3～5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解决就业、培养技术人员；出席会议的48个非洲国家政府首脑均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前往投资合作。这表明我国在谋求多极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进程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一个发展中大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最新调查表明，许多国家都将中国看作未来FDI的最大来源国。这对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无疑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5.1.2.3 “走出去”战略的迫切需求
在我国经济总体水平和国际地位日渐提高的同时，我们仍看到中国经济存在许多问题。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促使我国加速开发海外市场，拓展发展空间的直接因素有三个：
一是，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部分产业和产品相对饱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了几乎各产业的技术制高点，拥有技术创新方面的绝对优势，而我国企业一般只拥有一些比较优势。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新要求，我国要将部分饱和的产业转移出去，腾出发展空间调整国内投资结构，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在扩大就业、提升消费能力的基础上扩大有效需求。
二是，我国一些战略性资源严重短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
各类生产所需的资源和能源更加短缺，不仅价格上涨难以避免，进口条件也趋于恶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抑制作用不可低估。目前，我国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大量来自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上升及运输成本上升，导致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随之上升、国际竞争力减弱，所以把握新一轮产业转移和生产要素重组的机遇，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激烈的国际资源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是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我国改革和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三是，货物贸易顺差对新增外汇储备的贡献度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要站在宏观经济健康增长的高度，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善贸易环境。既要改善出口产品结构，提高附加值，又要扩大利用国际市场的渠道，通过对外投资实现原产地多元化，用好外汇储备，减少本币升值的压力。
5.1.2.4 政府支持力度的逐渐加大
进入“十一五”时期，伴随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和方式的增多，我国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更加透明，力度加大。2006年，我国政府首次制定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五年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了2006～2010年对外投资的发展目标和措施。国务院通过了《关于鼓励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对于鼓励和规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我国政府进一步简化了审批手续，放宽了外汇管理的条件，加强了在政策性保险、金融、财政、外交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建立了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这一切都将为以后对外直接投资业务的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