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合理选择已成为迫切需要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国内学者对于区位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商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时的区位选择方面，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决策因素，或通过经济计量方法，利用系统的数据和统计模型，揭示外商投资与各种区域特征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分析的较多，进行实证分析的较少。程惠芳、阮翔（2004）选取与中国具有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32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分析国家（地区）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变量间存在的相关关系。江心英（2004）指出国际投资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正和博弈，利益原则是双方经济交往和合作的基础，区位选择最终取决于东道国引资目标与投资主体投资目标相吻合的程度。张如庆（2005）认为投资的目的和时期的不同，投资的重点区域也应不同。许多学者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本章将结合程惠芳、阮翔运用的引力模型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改进意见。
4.3.2.1 引力模型与验证
引力模型的创始人是丁伯根（Tinbergen，1962）。物理学中万有引力模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开始借助万有引力模型来解释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问题。他用GDP这一经济总量来替代万有引力模型中的质量，用国家间的距离来替代物质之间的质心距离。在建模之后得出一国向另一国的贸易流动主要取决于国家经济规模和两国间的地理距离。他运用双边贸易流量模型的简化形式和最小二乘法时间回归分析系列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发现模型中，国家间距离系数出现统计上的显著性。他指出，正如估算的那样，各种系数所显示的国家间距离对于贸易的扩张效用具有很强的作用，可以解释名义贸易值的75%。
随后，有许多国内外学者运用引力模型进行了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测算贸易潜力和投资潜力，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中观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但也有些学者对模型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质疑。
程惠芳、阮翔在其研究中运用引力模型重点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程惠芳，阮翔。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世界经济，2004（3）：23～30，选取与中国具有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32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把这些样本的经济规模、人均GDP以及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变量纳入引力模型，分析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并揭示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规律。他们参考了迪·莫诺（Di Mauro，2000）设置的引力模型方程，修改后得到的引力模型方程为：
Ln（FDIij）=C1+C2ln（GDPi）+C3ln（GDPij）+C4ln（RELEND）
+C5ln（Dij）+C6ln（TRADEij）+C7BITS+C8BTT+Lij
其中，GDPi、GDPij、RELEND、Dij、TRADEij、BITS、BTT和Lij分别表示投资国的GDP、投资国和东道国（地区）GDP总和、投资国和东道国（地区）人均GDP之差、双边贸易额、是否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否有双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及随机扰动项。
他们利用1995年、2000年和2002年的30个国家（地区）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看，投资国i的名义GDP与投资国对东道国（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负相关，投资国i的名义GDP与东道国（地区）的GDP总和与东道国（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而且正相关性非常显著。这表明投资国与东道国（地区）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地区）之间水平流动的趋势。从回归方程中的系数可以看出，投资国与东道国(地区）的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和区位分布呈负相关，并且显著性是最稳定也是最明显的变量之一。这表明地理位置的确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和分布的重要因素，而且距离的远近也与历史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投资国与东道国（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性。
本书对上述回归分析进一步观察，看到原文中使用的数据与现在相比已经显得陈旧。于是本书收集了2004～2007年的相关数据，并选取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占前15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对该15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占到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90%，有一定的解释力）。使用该引力模型方法进行分析，本来希望在原来结论的基础上验证正确性和强化发展趋势，但将2007年的数值导入后，关系式却无法通过检验。将数据更换成其他年份，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这说明原有模型的解释力受到时间的限制，模型不具有普遍性。或者2003年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比较迅速，产生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区位分布的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变，所以造成检验的失效。
4.3.2.2 引力模型反论
考虑到上述情况，本书希望能为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找到更好的解释模型，因此重新选取样本数据和变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进行重新的估计。
（1）模型设定
结合前面提到的区位选择的四个基准，本章选取东道国（地区）的人均GDP水平、两国（地区）距离、两国（地区）的GDP总量之间的差额以及双边贸易额为自变量，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每年流量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其中，东道国（地区）人均GDP水平是一国（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重要指标，也能反映出东道国（地区）的购买能力、消费水平和市场潜力，是启动成本基准和区位剩余基准的体现；两国（地区）之间的距离是阻碍投资的重要因素，距离越远，文化、语言、心理距离越大，因此投资管理、控制成本越大，风险也越大；两国（地区）的GDP总量之间的差额表示由国家（地区）收入水平决定的双方需求水平的接近程度，该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垂直或水平投资的情况，该值越小说明越倾向于水平投资；双边贸易额可以表示两国（地区）在投资之外的经贸关系；两国（地区）的GDP总量之间的差额和双边贸易额可以看作是区位关联基准的反映。
根据以上变量，可以建立以下的回归模型：
FDIi=C0+C1×PGDPj+C2×Dij+C3×DELETEij+C4
×TRADEij+Lij
其中，FDIi指投资国对东道国(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值，PGDPj为东道国(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Dij、DELETEij、TRADEij和Lij分别指双边距离、两国(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差额、双边贸易额和随机扰动项。
（2）数据选取
本节选取2007年的横截面数据对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值排在前15位的国家（地区）进行分析，中国对各东道国(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值取自《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东道国(地区)的GDP和人均GDP值以及中国GDP值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为名义值，两国（地区）之间的距离是通过互联网上的距离计算器计算生成，双边贸易额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网站。
由于英属维尔京群岛数据有缺失，因此本节针对14个国家（地区）的样本使用SPSS 11.5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后向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在四个变量中，最后只有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较为密切，并通过t检验和F检验，拟合优度也很好。它们是双边贸易额和两国（地区）GDP之间的差额，尤其是双边贸易额对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最大，两者具有强的相关性。相反，原本普遍认为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国（地区）的地理距离，却没有通过检验。也就是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中国和东道国（地区）之间的距离没有关系。这不但与程惠芳、阮翔运用的引力模型所得结果不符，而且也与其他学者的关于引力模型的论证相异。本书将这种结果称为“引力模型反论”。
本书对“引力模型反论”的解释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通信、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增强，国家之间的了解逐渐加深，文化传统日益国际化，使国家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再成为阻碍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要因素，而且与对外贸易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几乎不存在运输成本，所以更减少了距离对投资活动的影响。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本章开头提到的区位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区位选择的四大基准看，几乎没有提到距离的重要意义，最多在启动成本基准中会因为距离较远，信息了解不完善，产生一定的风险，但如果进行成功的对外直接投资，做好充分的准备进行投资决策，会极大地消除这种由于距离产生的风险。因此本书认为，在考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时，中国与东道国（地区）的距离已经成为影响极小的因素，这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空间，使区位选择更有潜力可挖。
从上面的引力模型反论中，本研究也看到双边贸易额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中的重要地位，更多地体现了贸易投资相互促进的思想，更加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进行跨国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