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八年十二月，金熙宗派“诏谕江南使”张通古携带诏书，和南宋使臣一同到了宋朝。高宗谦和地接待，害怕有不周全的地方。金人使者十分傲慢无礼，完全置南宋的尊严于不顾，只把南宋作为金国的臣子，称作江南，将金熙宗的诏书不称“国信”而称“诏谕”。南宋的声誉毁于一旦，就连秦桧也觉得这么卑微的称呼，对文武大臣很难交代，爱国的官吏、军民看到金使者趾高气扬，义愤填膺，想到国家蒙辱，痛心疾首，纷纷落泪。
主管宫殿禁卫的杨沂中、解潜、韩世良等感到后果难测，便到都堂找秦桧，请示说：“以主上受金书，欲行屈己之礼，万一军民汹汹，不能弹压，将若之何？”狡猾诡谲的秦桧不作回答。他们又到御史台，责问勾龙如渊：“今三大将（韩、岳、张）在外，他日（来日）见责：‘以尔等为宿卫之臣，乃令上行此礼？’不知何词以对！”
这就是说，按金国的规定，高宗必须面北跪拜张通古，双手接过金国诏书，捧着诏书举过头顶称臣。过去刘豫只是当了金国的“子皇帝”，如今高宗自愿从帝位降到臣子的地位，比刘豫更加卑辱，如果这引起朝野上下军民的愤怒，起来反抗该如何收场？
杨沂中是高宗的心腹之将，连他都反对行“屈己之礼”，秦桧害怕高宗受不住反和议的“高压”，他向高宗提出议和之事胜任不了，假装要辞职，以此激怒高宗。岂知高宗早已听过勾龙如渊的汇报，当时就怒不可遏地说：“士大夫只为自身谋利，当初朕被金兵追赶到明州，那时朕即使向金人跪拜一百次，又有谁来过问？”现在连秦桧也要求辞职，高宗更加气愤，他说：“秦桧向来主张议和，现在也提出要辞职了，他走了无妨，将来金人只会找朕要脑袋，总不会要秦桧的脑袋！”
高宗还是没有醒悟，他觉得只要保住自己的性命，保住江山的稳定就可以，屈辱他可以承受，这样的一个君主注定了要让南宋蒙羞，注定了要引起民愤。
果然这件事情传出之后，一时间举国上下议论纷纷，群情激奋，掀起了反对议和的高潮。就连退闲的李纲、谪贬的张浚也以极大的愤慨上书反对和议。还有许多爱国将领、官员，也顾不上触犯龙颜，纷纷上奏章对这种卖国的举动加以指责。
但是高宗还是不顾一切地同金人和谈了，可是金使却要求册封高宗为金国臣子后，才能“徐议余事”。这件事本在意料之中，但要高宗亲自向金使跪拜受诏，一则朝论坚决反对；二则当时临安府、常州、镇江、绍兴等处民情愤激，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显而易见，此事决不可行。高宗、秦桧煞费苦心，总算想出了一条计策，先由高宗向臣民表白一番说：“朕嗣守太祖、太宗基业，岂可受金人册封？”又斥责王伦一番，以此抚慰一下人心。再由秦桧向金使说明高宗正在“谅阴（守丧）三年”期间，不敢冒渎受诏，现已委派他为冢宰，代高宗跪拜受诏。金使胆怯宋朝军民的同仇敌忾，只好答应。
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实在看不过去，于是就写了一封奏章，他将满腔怒火诉诸纸上，言词锋利，连高宗也一起骂了。他指出高宗忘了国恨家仇，含垢忍耻，不仅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连天下人的尊严也一齐丧失了。他将秦桧痛骂了一番，并主张将主管议和之事的秦桧、孙近和宋使王伦一同斩首，以平息天下人的怒气。这篇正气凛然的文章，很快便在民间流传开了，并且被大量地刊印出来，极大地振奋了民心。
金朝统治者出重金买回副本，读后也大为震惊。临安城沸腾起来了。军民在大街小巷，奔走相告，怒气弥漫在城中，街上四处贴满了醒目的榜贴：“秦相公是奸细！”声讨秦桧之声一浪高过一浪。秦桧吓得昼夜难眠，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上表请求皇上治罪。
宋高宗这下气坏了，自己好不容易安抚下的民心这下又开始动荡了，于是他立刻将英勇无畏的胡铨遣送到昭州，并表示以后永远不再录用。宋朝开国皇帝曾立下规矩，即不得杀言事官，所以这种处罚，已经是最严厉的一种。从这件事情上，高宗感到必须采取措施，压制这种抗议的呼声。为了惩一儆百，高宗下诏告诫百官，不准任何人再用“谣言”来阻拦议和“大计”的进行。
这个时候民众的呼声已经不能阻止了，使用武力也无法镇压了，高宗顾忌到自己皇帝的身份和民众的愤怒，又开始上演了亲情戏，他大哭着说：自己不能让哥哥死后还回不到故土啊！年底，高宗借口给徽宗守丧，由首相秦桧代表他向金国使臣张通古行跪拜礼。气焰嚣张的金使，在当前紧张的形势下，不得不降低原来订好的礼节规格，接受了议和。
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元旦，南宋朝廷正式宣告宋金和议达成。但南宋朝廷不敢将称臣纳贡的内容告诉人民，当时实际签订的条约是：一、宋帝向金帝称臣；二、金归还南宋刘豫所占据河南、陕西之地；三、金送还徽宗灵柩和韦太后；四、宋每年向金贡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系年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戊戌条）。
在宋金谈判过程中，金朝使者曾经有好几次暗示可将钦宗与皇太后一齐送回南宋，但南宋代表却对这个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对金使的暗示装聋作哑，唯恐避之不及。
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和议达成，高宗和秦桧沉醉于“胜利”之中。但他们每想起岳飞、韩世忠两位大将反对和议的坚定立场，不免心有余忧。因求和获得成功，高宗宣布大赦天下，以盛筵庆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以此来欺骗国人，表现一片国泰民安的和平景况。高宗为了“与民同欢”，还命令文武百官进献贺表，并用加官晋爵的手段软化反对议和的武臣。抗战派将领对此义愤填膺，拒绝向高宗进献贺表，以示对议和的抗议。
正月十二日，宋延赦书传送到鄂州岳府。岳飞授意幕僚张节夫起草了一道著名的《谢讲和赦表》。张节夫性格豪迈，极讲气节，他用非常诙谐讥讽的笔调，明褒实贬的手法，将岳飞和自己对于敌人的愤恨、故土的眷恋和议和的愤懑，从笔下流淌，写成了一篇悲壮激越、气势雄浑的杰作。
谢表的大意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经历了长期的艰难困苦，如今和金国议和，作为暂时的策略，为求得拯救国家危难，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获得一时的平安，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从长远来看，这毕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议和并不能保证维护得了国家的尊严，保得了我国人民的安宁。
我有幸生活在这个和平时期，能够看到议和这样的大事。但是，我作为国家大将，对国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不仅自己感到惭愧，在全军将士面前我也觉得很愧疚。而且，我还时常过多地担忧，经常感到不解，不知道敌人为什么会答应议和。我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我想此事一定有诈。我还有一个顾虑，我担心即使我们对金国卑躬屈膝，言听计从，并且增加货币来达成和议，结果金国也不会领我们这份情，反倒会得寸进尺地侵略我们大宋的利益。
因此，我愿意制订夺取全胜的谋略，希望在收复两河失地后，再迅速地收复燕云等故国土地，最后达到为国复仇雪耻的目的。我向天发誓，一定要金人跪拜称臣！
这一封谢表，深沉而有力地表达了南宋人民受压抑的抗金呼声，因此立即被人民互相传诵。
高宗对岳飞、韩世忠反对和议的言行举止，当然是痛恨的，但为了维护和议，仍少不了韩、岳等大将守边，他只好隐忍。并且借举国庆贺、大臣照例加俸晋爵的机会，加岳飞为“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又把岳飞的食邑户，从一千四百户增加到一千七百户，并特下“制书”，称岳飞“沈勇多算”、“机智若神”、“信义足以威三军，威名足以折千里”，以示恩礼殊厚。岳飞不愿接受这样的荣誉，他接连上书，要求皇上收回成命。
可是心虚的高宗坚决不允，他连续下诏书，提出种种理由，说什么军队在岳飞的统治之下，军容整齐，军纪严明，国家也日渐平和强盛，正是因为岳飞的功劳，才能顺利地达到议和的目的。高宗将议和达成的许多功劳归到力主抗金的岳飞头上，以荣华富贵来堵岳飞的口，岳飞感到这是自己受到的最大的耻辱。
当时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同时加号晋爵，唯独岳飞四次上章力辞不受。岳飞沉痛地说：“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行赏论功，取笑夷狄。”
岳飞不受封赏，并不是为了“立异于众人”，而是为了向朝廷敲起警钟，也是为了避免“将来虏寇叛盟”时被敌人取笑。但最后高宗特下“温诏”，不许再辞，岳飞不得已受之。
在奏书当中，岳飞不仅表示出此次国家议和是一件耻辱，自己将永记于心，而且他对官职的坚决推辞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凛然，对那帮因卖国得逞，正在歌舞欢庆的高宗君臣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岳飞身为宋朝十万雄师的统帅，在很多官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的时候，依然不忘北伐大志，时时刻刻地想着复国仇、雪国耻的宏愿，在历史上立起一道不朽的爱国主义的丰碑。
岳飞的这种忠贞的气节，对于南宋广大的爱国人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而对秦桧等人，却如芒刺在背，一心为国的岳飞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大有不拔不快之意。至此，主和派和抗金派之间的裂痕更深了。
南宋史册列入了岳飞几次上书力辞官职的事实，并且，岳飞的事迹在宋朝国土的大街小巷中广为流传。
岳飞拒绝封官并不是为了彰显自己，只是提醒高宗议和只是一个暂时的策略，不是长久安邦之计，说不定什么时候金军就会撕毁和约，大举侵宋了，所以只有加强防备，增强国家的实力，防不测于未然，才是上策。
岳飞不愧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见地，他的猜测没有错，第二年夏天，金人就撕毁和约，发动了对宋朝的大规模南侵。好在岳飞一直没有忘记恢复中原的大志，经常操练士兵，正是因为如此，才一次次地抵御了金军来势汹汹的入侵。
§§第七章 千古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