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是晚唐时期的一位杰出诗人，与李商隐齐名，后人称为小李杜，以区别于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杜牧在《献诗启》一文中谈到自己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追求，有曰：“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他追求一种不同常人的高超境界，具体途径是“不今不古，处于中间”。
杜牧所谓“今”，是指唐代中后期风行的今体诗风。今体诗即近体诗，包括四句、八句和八句以上的律体诗，它讲究对偶、辞藻、平仄调谐、上下联黏附等，是重视文辞色泽、声韵美的格律诗。在杜牧稍前的唐宪宗元和年间，诗歌繁荣，作家辈出，其中元稹、白居易两人的今体诗，长于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感情，语言流美通俗，因而风靡于社会各阶层，被称为“元和体”。元白的这类诗也存在一些缺点，其不少诗篇语言过于流便通俗，缺乏雅致精练。还有一些表现男女之情的作品，在描写方面接受当时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影响，趋于猥亵。这方面元稹尤为突出，他的《杂忆》、《梦游春》、《会真诗》等诗均有较露骨的肉感描写。白居易也有少量这种作品。杜牧对此颇为不满。他在为李戡写的《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一文，叙述李戡痛恨元白这类诗，斥为“淫言？语”，败坏社会风俗。从语气看，杜牧显然支持李戡的看法。唐代社会男女关系较为开放，士人狎妓是寻常事，在诗歌中也往往有所表现，社会舆论并不以此为不正常而加以指责。杜牧也写过一部分狎妓诗篇，但大多数诗涉及这方面题材，大抵写得比较简括含蓄，不像元白之诗有较猥亵的描写。杜牧所谓“不今”，当是指他不满元白元和今体诗的上述缺点，不愿走这条创作道路。
与元白的通俗诗风相反，唐代中期还有竭力追求古雅的诗派。它以沈千运、孟云卿、元结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唐朝社会风气不好、国势中衰，与华美的近体诗流行有关，因此反对写近体诗，提倡写古朴的五言古诗。杜甫《解闷》（其五）诗提到孟云卿主张写五言古诗，应以相传为苏武、李陵的作品为效法对象。汉代的不少“古诗”（包括苏李诗），的确具有很高成就，但中经魏晋南北朝，诗歌艺术又有不少创新变化，孟云卿以苏李诗为极则，就显得保守了。元结也是专写古体诗（甚至写四言诗），不写近体诗。他编选《箧中集》，专收孟云卿一派人的作品。他还反对魏晋以来诗歌崇尚“形似”即描写客观事物力求逼真具体的风气。这派诗歌的缺点是力求古雅，缺乏创新，艺术表现不够生动。当时皎然著有《诗式》，主张变化创新，他分五格评论诗人高下，把沈千运、孟云卿的诗放在最低一格。元和年间，苦吟诗人孟郊上承元结等人，也着重写五言古诗。但孟郊的五古还注意创新，因而成就较大。这派诗歌在晚唐仍有传人，例如皮日休的一部分诗即追摹元结。杜牧所谓“不古”，当是指他不愿走这种刻意复古的创作道路。
元稹、白居易、孟云卿、元结等都是中唐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诗人，杜牧既写今体诗，也写古体诗，但看到他们创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不愿走他们的路子，是有其合理性的。（杜牧所谓“不务奇丽”，大约是说他不愿追随李贺的诗风。奇丽可能指想象奇诡、语言瑰丽的李贺诗风，它在晚唐也有较大影响。）在创作上如何处理好古今雅俗的关系，是历代文人常常关注的问题，因为太古雅则缺少创新；太趋时则易流庸俗。《文心雕龙？通变》要求作者“斟酌平质文之间，隐括乎雅俗之际”，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主张作品应“不雅不俗”。杜牧的“不今不古”论继承这一传统，表现出他在创作方面的自觉思考与选择。杜牧的诗歌写得清新俊爽，独树一帜，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
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