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的《燕歌行》是他的著名代表诗篇，也是唐代边塞诗的杰作。它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东北边疆民族战争的剧烈，军队中上下级的苦乐悬殊，对兵士们久戍不归表示同情，对他们的英勇杀敌又表示赞美。诗的内容展示了诸般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广阔的生活图景，表现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诗的前面有一篇小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考察诗的写作背景，深入一步了解诗的思想内容。有的本子“开元二十六年”作“开元十六年”，“元戎”作“御史张公”。按作“开元、二十六年”为是。所谓“御史张公”，是指张守？。守？于开元后期镇守东北幽州，打击契丹和奚，常获胜利。开元二十六年时官兼御史大夫，故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诗中的胡人是指契丹和奚。为便于了解诗的内容，抄《旧唐书？张守？传》一段于下：
（开元）二十一年，转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采访处置使。先是，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骁勇有谋略，颇为夷人所伏。赵含章、薛楚玉等前后为幽州长史，竟不能拒。及？到官，频出击之，每战皆捷。……会契丹别帅李过折与可突干争权不叶，悔（守？的部下）潜诱之，夜斩屈刺及可突干，尽诛其党，率馀烬以降。……二十三年春，守？诣东都献捷，会籍田礼毕脯宴，便为守？饮至之礼，上赋诗以褒美之。廷拜守硅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馀官并如故。仍赐杂彩一千匹及金银器物等，与二子宫。仍诏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新唐书？张守？传》略同）
开元二十七年，守？以隐蔽部下败状事发，“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旧唐书》）。《燕歌行》开头有云，“汉将辞家破残贼”，“天子非常赐颜色”，当即指守？在开元二十三年到东都献捷，获得厚赏以及重至东北而言。
高适集中另有《宋中送族侄式颜，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一诗，有云：
大夫击东胡，胡尘不敢起。胡人山下哭，胡马海边死。……当时有勋业，末路遭谗毁。转旆燕赵间，剖符括苍里。……不改青云心，仍招布衣士。
这里“剖符括苍”的张大夫当然即指张守？。从“不改青云心”两句看，高式颜似是守？的旧部下。我们有理由推测《燕歌行小序》中写《燕歌行》的“客”，很可能就是指高式颜。高适又有《又送族侄式颜》诗云：“惜君才未遇，爱君才若此。世上五百年，吾家一千里。”杜甫也有《赠高式颜》诗，有云：“平生飞动意，见尔不能无。”可见式颜是与诗人们颇有往还的。
以上根据《燕歌行》内容及小序，印证唐史，说明这诗的写作背景。我们读新、旧《唐书》的奚、契丹传和《资治通鉴》，知道玄宗开元年间，奚和契丹对唐有时降附，有时又叛唐侵扰边疆，因此东北边疆的民族战争长期连绵不断。唐为保障边疆安全，对奚、契丹进行抗击是必要的。张守？镇守幽州时期，对外战争经常得胜，唐的军势强盛，士气比较昂扬。《燕歌行》对士兵的英勇杀敌和张守？的威武和受赏，都作了赞美，正反映了诗人的爱国思想。
但另一方面，唐在边疆事务的处理上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与奚、契丹的战争，有时已不属纯粹的防御性质而是开边，有些将领为了邀功，喜欢挑衅生事。东北边疆战争连绵不断，唐方面也应负责。兵士们在长期战争中牺牲很大，或者久戍不归，夫妻隔绝。对这些，高适都是有意见的。他在诗中说：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
北使经大寒（指到蓟北），关山饶苦辛。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行矣勿复言，归欤伤我神。（《答侯少府》）
高适曾亲历东北边塞，两诗都是写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表现了对唐的边疆政策的不满和对兵士的深厚同情。像这样的例子，高适集中不止一二见。《燕歌行》内容更着重地描绘了兵士们伤亡重大和久戍不归之苦，正表现了诗人这一方面的思想感情。由此可见，这篇诗歌的复杂的思想内容是基于当时唐在东北对敌战争的复杂性质和诗人对战争怀有矛盾的心情。这种矛盾心情在他的《蓟门五首》中也反映得很鲜明。一方面是反对统治者的开边和同情兵士的苦难，“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另一方面又赞美了兵士的奋身杀敌，“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与《燕歌行》对照，可以相得益彰。
《燕歌行》在最后提到李将军。这是指战国时赵将李牧。高适在诗篇中曾不止一次地赞美李牧。如“李牧制儋蓝，遗风岂寂寥”（《睢阳酬别畅大判官》）、“惟昔李将军，按节出此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塞上》）。据《史记？李牧列传》，李牧为赵将，守赵北边，常居代、燕门备匈奴，厚遇战士，不出与敌作战。养精蓄锐数岁，然后出击，“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高适佩服李牧，因为他平时坚守壁垒，养精蓄锐，减少了士卒的伤亡；一旦出奇制胜，使敌人长期不敢进犯。唐代当时东北边疆的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战争频繁，牺牲重大，却并不能解决敌人的侵扰。
高适和岑参同以擅长边塞诗著称。从风格的雄伟、艺术描写的变化多端来说，高适的造诣不及岑参。但高适的边塞诗，更多地关心边疆的安全，同情兵士的疾苦，批判统治阶级的措施不当，其内容的现实性和人民性，却要比岑参强烈。《燕歌行》就是富有现实性人民性的佳作。
《燕歌行》本是乐府古题。曹丕曾写了两篇，写妇女怀念行役不归的丈夫，辞情凄婉，而著称于世。以后陆机、谢灵运等拟作，都缺乏创造性。到萧梁时代，梁元帝、萧子显、王褒、庾信诸人，各写一首《燕歌行》，篇幅扩大，从过去的句句押韵变成隔句押韵，形式上有了新的发展；但内容写思妇怀念征人，仍未脱窠臼，而且只注意文辞的藻饰，内容不充实，存在着当时一般诗歌共有的形式主义毛病。高适的《燕歌行》，从它的规模较大，隔句押韵，四句一转韵；运用不少骈句等方面看，显然受到梁元帝等《燕歌行》的影响。但它打破成规，扩大表现范围，描绘了边疆战争的广阔画面，具有丰富的内容，同时抒发了自己对唐代边疆政策的意见，比前人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篇诗歌之所以能成为边塞诗的杰作，显然不是偶然的。
196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