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六学史》第二编论东汉时代朝廷注意搜采民间风谣，考察官吏政绩，以此为东汉乐府采集民歌之证。萧著所举东汉注意搜采民歌的记载，主要如下：
光武起于民间，颇达情伪。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然建武、水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列传序》）
光和（灵帝）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注云：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后汉书，刘陶传》）
（灵帝熹平）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后汉书？蔡邕传》）
萧著认为此种风谣或谣言，被采入乐府，并举汉乐府相和歌中的《雁门太守行》（歌咏东汉和帝时洛阳令王涣）一诗为证。萧著并谓此种观采风谣之事，西汉已有。举《汉书？韩延寿传》：“延寿徙颍川，颍川多豪强难治。……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仪，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颜师古注：“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
萧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内容扎实，论述深刻，是一部质量很高的书，在“五四”以后同类著作中最为杰出，但对这个问题的论断却有失误。
我以为汉代朝廷搜采考察的风谣，不可能是指乐府诗中的篇章。萧著举乐府诗仅《雁门太守行》一篇。该诗固是歌颂洛阳令王涣的政绩，但那是王涣死后人们为之立祠庙，并以诗歌纪念的作品，而不是用以考察王涣政绩的风谣。汉乐府中另外有一些篇章，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白头吟》，反映了人民的各种痛苦，贫民铤而走险，病妇临终嘱托丈夫，孤儿受兄嫂虐待，男子负心夫妻离异等等，固然也可以借此观察民间风俗，但这种社会现象在封建时代是常见的，单凭某首歌辞内容来判定地方官吏的政绩是有困难的，何况歌辞也未著明事件产生于何时何地，难以落实。汉乐府中还有一部分其他题材的篇章，如歌咏男女情爱、歌咏神仙动物、慨叹人生短促等等，就更和地方官吏的政绩无关了。西汉武帝时代于太乐署（掌管雅乐）外更立乐府官署，负责采集各地通俗歌曲，由黄门倡优演唱，其目的是为了娱乐。现存汉乐府相和歌辞内容，有的歌咏神仙，祝贺帝皇长寿，自为直接取悦君主之作。即使是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篇章，如上面提到的《东门行》、《妇病行》等，叙事情节较为具体，往往有对话，因而具有故事性、戏剧性，这也适合于观听者的娱乐需要。由于这些乐府诗供帝皇娱乐之用，所以当国家财政困难时，便有裁减、罢撤乐府人员的现象。如《东观汉记？和熹后传》载：“下□尚书曰：国家离乱，大厦未安，黄门鼓吹，曷有燕乐之志？欲罢黄门鼓吹。”（《北堂书钞》卷一三？引）如果黄门鼓吹乐人演唱的歌辞，可以考明地方官吏的政绩，那是不能随便裁撤的。白居易《新乐府？采诗官》有云：“周末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汉武帝设立乐府采诗，《汉书？礼乐志》有明确记载，白居易不应不知。他所谓“十代采诗官不置”，是指秦汉以来未能像周代那样采诗以供施政的参考。他所谓“乐府艳词悦君意”，中肯地指出了后代乐府歌辞是为了满足君主娱乐的需要。当然，汉乐府相和、杂曲，自有其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秀的艺术价值，不容抹煞，事实上白居易的新乐府一类诗篇也深受它们影响。
东汉搜采民间风谣，我以为不是指乐府中的相和、杂曲一类，而是指某些杂歌辞。《乐府诗集》有杂歌谣辞一大类，所收的都是并不入乐的歌谣，因其体式和乐府诗接近，故编者把它和不入乐的新乐府辞都安排在全书尾部。该书卷八五所录歌辞，自《董少平歌》至《洛阳令歌》11首，都是歌咏东汉官吏政绩的（其中10首歌咏地方官吏）。这里举三例：
《董少平歌》：
“？鼓不鸣董少平。”（《乐府诗集》引《后汉书》曰：“董宣，字少平。光武时为洛阳令，搏击豪强，京师号为卧虎，而歌之云。”）
《廉叔度歌》：
“廉叔度，来何暮。不火禁，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乐府诗集》引《后汉书》曰：“廉范，字叔度。建初中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丰衍，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云。”）
《朱晖歌》：
“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民怀其惠。”（《乐府诗集》引《东观汉纪》曰：“朱晖，字文季。再迁临淮太守，吏民畏爱而为之歌。”）
这些直接歌咏地方官吏政绩的歌辞，鲜明地表现了他们的政绩，可以作为朝廷对他们考核、黜陟的依据。我以为《后汉书？循吏传序》所谓“观纳风谣”，正是指搜集、考察这类并不合乐的杂歌辞。这类歌辞一般篇幅都短小，短的只有一二句，稍长的是四句左右。《乐府诗集》卷八五所录后汉11首歌辞中，只有一首是四言十二句，其他都是每首一二句至五六句，而以二句、四句的为多。《后汉书？循吏传序》说东汉初年“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所谓“单辞”，当指文字短小、简单的歌辞。这类歌辞篇幅大抵短小，所以称为单辞。
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