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郭绍虞先生相识，是在50年代初期。建国前，郭先生任同济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建国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调来复旦，担任复旦中文系主任。当时，作为青年教师的我，协助他处理一些系内行政事务，因此接触机会就比较多了。在处理工作之余，有时也谈谈学问。一次，我问郭先生，他教过文学史课，也写过一些文学史方面的论文，为什么不编一部中国文学史？他回答道：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中国文学史这类著作已出版很多，要写出较多新意，很难做到。接着谈到他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因为看到这方面的专著缺少（当时只有陈钟凡先生写的一种，比较简单），许多材料需要发掘整理，许多问题需要仔细探讨，因此他集中力量做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工作，虽然这样做比较吃力，但感到乐意，也容易有创获。这席话对我启发很大。一个人要想在学术上作出成就和贡献，必须不怕艰难，勇于拓荒；如果怕下苦工夫，跟在人家后面人云亦云，是不会有好成绩的。郭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所以成为一位卓越的学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就是由于具有这种高尚的治学精神。
回忆40年代后期，我开始研究六朝乐府清商曲辞，当时曾将一部分稿件投寄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月刊》。郭先生是《国文月刊》编辑之一。我的《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乐府前溪歌杂考》等几篇论文，就是经郭先生审阅通过而发表在该刊上的。当时我同郭先生虽尚未见过面，但从文字关系来说，他已是我的一位知音了。他来到复旦后，一次，我把自己的一篇稿件请他看，提提意见。他看过后没有提什么具体意见，只是加以肯定，并且说：“你的文章能够读书得间。”这是他对作为后学的我的鼓励和奖饰。我体会到，读书得间，从读书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正是他自己读书作文的原则和要求。我们看到，他的论著，不论是像《中国文学批评史》那样的巨著，还是收集在《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中的不少单篇论文，都能做到不但资料丰富翔实，而且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许多真知灼见，而不是泛泛之谈。我虽然不能常常做到“读书得间”，但每当执笔为文时，总是要想到这句话，想到郭先生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60年代初期，复旦文科各系恢复招收研究生，郭先生也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一次，我同他谈到招“批评史”研究生的问题。他说当前研究生在大学学习时，读古典文学的书籍不多，基础不厚，接着说：最好先让本科毕业生做几年“中国文学史”专业的研究生，然后再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这样容易深入。我对此很表赞同，并说自己近几年研读《文心雕龙》，感到黄侃、范文澜、刘永济几家有关《文心雕龙》的论著见解深刻，内容扎实，就是因为他们对汉魏六朝文学很熟悉。他也点头表示同意。后来1982年，郭先生在《我是怎样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文中曾说：“我开这门课（指‘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燕京大学开的，是在协和、中州两大学好多年讲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上开的。欲专必先求博。唯博才能广，唯专才能精。”可见在广博的文学史基础上深入钻研中国文学批评史，原来是郭先生亲身经验之谈。郭先生的这一意见，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能实现，但这意见的确是很宝贵的。我国古代许多文学理论和批评，常常是结合着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进行的；如果对作家作品、对文学史不了解、不熟悉，就不能理解古代文论的具体历史条件和针对性，就容易产生隔靴抓痒甚至郢书燕说的现象。
郭先生晚年，以80多岁的高龄，治学仍然非常勤奋，写作不辍。他用较多时间研讨汉语语法修辞学，写出了《语法修辞新探》这样很有分量的专著，还有不少单篇论文。在文学批评史方面，更多地致力于资料的辑集、校释工作。除掉增补重版了旧著《宋诗话辑佚》等书外，还做了不少其他工作。他编集了《清诗话续编》，汇编30多种有价值的清人诗话（其中有一部分是比较难得的），对研究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史者都很有用处。他还编集了一部内容丰富的《万首论诗绝句》，尚待出版。郭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没有论述戏曲、小说理论批评，60年代初他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70年代后期，他主持修订《中国历代文论选》，对戏曲、小说理论又有较多的开拓和补充，并为此向熟悉戏曲、小说的赵景深先生征求意见。上述诸例，都说明郭先生对于资料整理工作的重视。（当然，他对于学习运用新观点也很注意）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遗产非常丰富，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资料整理工作，这样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有了良好的基础，才能够开展得深入细致。1980年，复旦建立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下设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我们在拟订科研规划时，打算集体编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计划按历史时期分卷，内容力求充实细致，对过去没有提到或介绍简略的有价值的古代文论，都加以论述，使之成为观点鲜明、论述比较细致深入的大型专著。当我们把这一打算告诉郭先生时，他表示非常赞同，并希望大家好好下工夫，把书写好。可惜此后不久，他即患轻度脑溢血症，体力精神日趋衰弱，使我们在这方面丧失了向他经常请教的机会。我们目下正在编写这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我们决心不辜负郭先生的厚望，作出像样的成绩。
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