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文论家，彼此之间常常有其个性，同时又有其共性。在一个时代，多数文人在文学创作倾向和审美标准方面，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常常有着某些共同点，形成了这一时代的文学风尚。因此，当我们研究某一文论家的时候，如果把他和同时代的文论联系起来考察，就能把问题看得更为清楚。譬如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骈体文学发展、在文坛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多数文人（包括文论家）在衡量作品的艺术性时，总是着重看它们是否具有骈体文学的语言之美，即辞藻绮丽、对偶工整、音韵和谐等等，而不是其他。文论家对不少作家作品的取舍和品第高低，往往首先从这方面着眼。试举三例。
（1）南朝文论家对《楚辞》的看法。《楚辞》中的屈原、宋玉作品，不但产生时代较早，而且文学成就卓越，在汉代即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南朝时代，人们常是《诗经》、《楚辞》并提，简称《诗》、《骚》。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云：“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代尚诗赋，皆体则《风》、《骚》。”（《文选？宋书谢灵运传论》注引）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在叙述汉魏时代的文体三变后，接着说：“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都把《诗经》、《楚辞》二者作为诗赋的祖宗看待。刘勰正是本着这种认识，把《辨骚》列入其书的“文之枢纽”，提出要“倚雅颂”，“驭楚篇”。《文心雕龙》全书中《诗》、《骚》并提之处屡见，如“六言七言，杂出《诗》、《骚》”（《章句》）、“《诗》、《骚》适会”（《练字》）、“《诗》、《骚》所标，并据要害”（《物色》），都可见出他对《楚辞》的重视程度。又《定势》云：“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更把学习典雅的“五经”和学习艳逸的《楚辞》的作品区分为两大不同风格。当时钟嵘《诗品》评述汉魏以迄宋齐诗人，指出这些诗人在作品体制上的渊源，大抵是《国风》、《小雅》、《楚辞》三者，实际也是“同祖《风》、《骚》”的意思。楚辞产生时代早在先秦，文采艳丽，成就卓越，对后代的辞赋、骈文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南朝文人把它与《诗经》都视为文学创作的祖宗。《辨骚》在《文心雕龙》中属“枢纽”还是文体论，目前研究者意见尚未一致；我以为如能联系同时代的文论来考察，问题就较易解决。
（2）南朝文论家对史传文的看法。萧统《文选》不收史籍中的传记篇章，他认为传记篇章写人物事实，缺少辞藻文采，即缺少骈文的语言之美。但《文选》选了若干班固《汉书》、干宝《晋纪》、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中的赞、论、序、述，认为它们“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藻翰”，即具有文采。原来这部分篇章不是叙述史事，而是就史事发表评论，多骈偶句，音韵和谐（其中赞是韵文），多用典故，语言华美，具有骈文之美。萧统的这种选录标准完全是骈文家的标准，史传文中许多描写人物生动的传记，尽管它们的文学性很高，但因为是散体文而非骈体文，他就认为缺乏文采而不加选录。萧统的这种看法，在南朝文论中有其广泛性。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自诩其《后汉书》的序论“皆有精意深旨”，“实天下之奇作”，又说其赞是“文之杰思”；一点也不提到其传记写人物如何出色。再看刘勰的言论。《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史记》、《汉书》有具体评述，但没有称道两书叙事写人的杰出文学成就。篇中说《汉书》“赞序弘丽”，更与萧统选录《汉书》若干首赞序的做法声气相通。东汉是骈体文学开始抬头的时代，《汉书》的赞、序多用骈语韵语，而《史记》的序、论则多用散体，因此刘勰、萧统在这方面都重视《汉书》。这样联系起来看，南朝文论家在对史传文文学性的评价中，着重骈文语言之美这一点，就看得更为明白了。
（3）南朝文论家对陶诗的评价。在魏晋南北朝诗人中，陶渊明的成就最为杰出。钟嵘《诗品》置陶潜于中品，这引起了后来宋元明清许多人的异议和批评。这个问题，也可联系南朝其他文论来考察。《文心雕龙》全书称述了大量作家作品，但没有一处提到陶潜（《隐秀》篇提到陶潜之处，是伪文）。《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两文，列举了不少重要作家作品，也没有提及陶潜。陶诗语言质朴自然，不尚藻饰，故在南朝不为崇尚骈文文采的人们所重视。《诗品》说陶诗“笃意真古”、“世叹其质直”，北齐阳休之《陶集序录》说他“辞采未优”，都是认为他的作品文采不足。《诗品》说曹丕诗“鄙质如偶语”，应璩诗“善为古语”，诗风都是质直古朴，故为陶诗所自出。在崇尚骈文辞藻的南朝，这类诗歌是难以得到高度评价的。萧统对陶潜评价较高，称誉他“文章不群，辞采精拔”（《陶渊明集序》）。《文选》选陶诗七题八篇，文《归去来辞》一篇，数量虽较多，但上比陆机、潘岳，下比谢灵运、颜延之诸家，少则20来篇多则60篇者，还是瞠乎其后。说明萧统尽管对陶潜有特殊的好感，但仍然受到了时代风尚的约束。只是在古文运动取得全面胜利、文学风尚有了巨大变化的宋代，陶诗的评价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