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司空图有文学批评论文若干篇，其中《与李生论诗书》最为重要。该文前面以味为喻，指出诗歌应有酸咸以外的余味，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耐人寻味体会的艺术特征。《文心雕龙？宗经》曾赞美好作品有“余味日新”之美，唐代皎然《诗式》更认为好诗应“情在言外”，有“文外之旨”，司空图在这方面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根据这种艺术标准，司空图于唐代诗人中最欣赏王维、韦应物二人多写田园山水景物与诗人恬淡情趣的诗歌。该文认为王、韦二人诗“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具有很高品格。其《与王驾评诗书》也称道王、韦诗“趣味澄？，若清？（山西省水名）之贯达”，看法相同。
《与李生论诗书》后部，司空图摘举自己的诗二十多例（每例二句一韵）。据其自述，这些诗例涉及的题材，有早春、山中、江南、塞下、丧乱、道宫、夏景、佛寺、郊园、寂寥、惬适等多项，其中除塞下、丧乱二项外，均偏于幽美景物，静谧环境与恬淡心境。即使写丧乱，其句如“骅骝思故第，鹦鹉失佳人”，也写得比较含蓄蕴藉，有味外之旨。司空图后期，长期过隐居生活，并多与僧道往来，参禅学道，因此他不但最喜爱王、韦诗，自己作品也偏重写幽美环境与宁静情趣。他的生活、创作和文学主张三者有着共同的趋向。在艺术上，司空图擅长五言八句律诗，他善于以精练的五言律句写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耐人寻味。他答李生书所举诗句，多属此类，如“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王维擅长以五律抒情写景，造诣甚高。其后大历十才子等亦长此道，再后则有贾岛、姚合等人。中唐高仲武编选《中兴间气集》，专选大历诗人作品，最推重钱起、郎士元两家，认为是王维的杰出后继者。后来姚合编《极玄集》，也重清雅的五律，并以王维诗居首。这派诗人在中晚唐颇有势力与影响，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还称道了大历十才子、贾岛、僧无可等诗人，他可说是此派诗人的后劲，并在理论上对此派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了总结。
苏轼有《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中间盛赞司空图的“诗文高雅”，并引录了《与李生论诗书》的内容，先是概括介绍了味在咸酸之外的论点，接着说：“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这几句话如何准确理解，至关重要。先说“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句。二十四韵即指司空图所列举的己作二十四联（每联二句一韵）。这些例句都是司空图得意之作，符合于他所标举的“味外之旨”的标准，所以苏轼说它们“有得于文字之表”，“文字之表”意即“言外”。司空图在该书引己诗时，常有“得于早春”、“得于山中”等等提句，此为苏文中“有得于”三字所本。《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不同版本所引诗例有些出入，有多有少。陈尚君、汪涌豪两同志《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载《中国古籍研究》第一辑）考订《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司空表圣文集》所收该文为二十四韵，推论苏轼所见的该书所引为二十四韵，当可信。次说“恨当时不识其妙”句。这句是说司空图叹恨当时有的作者未能认识己诗之佳妙。《与李生书》有“亦未废作者之讥诃也”句，故有此恨。又该书开头有“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句，尾部又说作诗“岂容易哉”，结合起来看，寓有诗道神妙、不易为常人言说和被他们理解的意思。司空图的诗写得很好，仍受人讥诃，可见知音难得，故苏轼为之“三复其言而悲之”。
在司空图《诗品》真伪问题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苏轼文中“二十四韵”即指《二十四诗品》，这是缺乏说服力的。《诗品》二十四则，每则十二句六韵，自不能称为二十四韵。《诗品》文辞固然也写得颇美，但说它们均具有“味外之旨”，也是讲不通的。我同意陈、汪《辨伪》一文看法，苏轼该文仅就《与李生论诗书》对司空图进行评论，苏轼没有看到《二十四诗品》，这是《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的一个重要证据。
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