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他前中期处于盛唐时代，当时唐帝国国势强大，社会安定，杜甫后期，唐朝政治腐败，爆发了安史之乱，战祸绵延，生灵涂炭，唐朝国势一蹶不振，社会长期动荡。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中，文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诗歌创作的主要倾向，显示出颇不相同的特色。这种不同特色，在杜甫的诗论中也有着鲜明的表现。
杜甫赞扬诗歌雄壮刚健的风格，体现了盛唐文人的精神状态和美学追求。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四云：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这里表明，杜甫对翡翠戏兰苕的纤巧诗风有所不满，他更赞美、向往鲸鱼游碧海的雄伟气象。《戏为六绝句》其一有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特别称道庾信的“凌云健笔”，与赞扬“鲸鱼碧海”意思相通。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曰：
李杜数公，如金□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
“金□擘海”二句借用佛典，形容诗歌雄伟有力的风貌，与杜甫“鲸鱼碧海”之喻意思相通，或即受杜诗启发。《沧浪诗话？诗评》又曰：“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盛唐诗人追求雄壮刚健的诗风，在李、杜、高（适）、岑（参）诸家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突出。所以说，杜甫赞扬“鲸鱼碧海”和“凌云健笔”，体现了盛唐不少文人的精神状态和美学追求。
为了扭转南朝以迄初唐的浮靡诗风，盛唐诗人大力提倡学习汉魏诗歌特别是建安风骨。建安诗歌风清骨峻，即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语言刚健有力，成为盛唐诗追摹的对象。李白诗有云：“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高适赞美薛据诗有云：“纵横建安作。”（《淇上酬薛据兼寄郭微》）即指建安风骨和建安诗作。皮日休《郢州孟亭记》曰：“明皇世章句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之尤。”指出了唐玄宗时代不少诗人的作品继承、发扬了建安诗的优秀传统。盛唐殷瑶编《河岳英灵集》，专选同时代人诗作，其评语中往往以风骨、气骨等赞美各家诗作。如评高适曰：“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评薛据曰：“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评崔颢曰：“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评陶翰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河岳英灵集？集论》更概括指出其所选作品，“言气骨则建安为俦”，即可与建安诗的风骨比美。由此可见，盛唐诗歌力追建安，富有风骨，既是当时不少诗人的自觉追求，也是同时代和后来评论者的一致看法。
杜甫对建安诗歌也是十分推崇。他对曹植评价甚高，诗中屡屡提及，如“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子建文笔壮”（《别李义》），并自诩“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在诗中往往并提曹植、刘桢，如“曹刘不待薛郎中”（《解闷》其四），“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侍》），以薛据、高适诗比曹刘。又如“目短曹刘墙”（《壮游》），“赋诗时或似曹刘”（《秋述》），则自比曹刘。在建安诗人中，曹、刘两人之作风骨尤见特出。钟嵘《诗品》评曹植有曰：“骨气奇高。”评刘桢有曰；“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杜甫将薛据、高适和自己的作品与曹植、刘桢相比，既是对建安风骨的推崇，也显示了盛唐诗人力追建安诗体的审美趋向。杜甫《偶题》诗论及建安诗有云：
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永怀江左逸，多谢邺中奇。
前辈主要指建安诗人。杨伦《杜诗镜诠》曰：“前辈如建安、黄初诸公。”邺下，指邺下文人，即建安诗人（邺下从地区言，建安从时代言）。杜甫以“飞腾”、“奇”形容建安诗，都是说它们富有气势、气骨。飞腾，有如《文心雕龙？风骨》形容具有风骨的作品，如同鸷鸟高翔，“翰飞戾天，骨劲气猛”。奇，如同《诗品》评曹植诗所谓“骨气奇高”。这样看来，杜甫对建安风骨确实是很推崇的。
杜甫对同时代的诗人，颇多赞扬语句。他最赞美推重的是李白。有句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道出了李白诗想象丰富开阔、语言奔放恣肆的特色。又指出李白诗风豪俊纵逸像鲍照，有“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之句。这些诗句，都揭示了李白诗的壮美特征，也正是鲸鱼碧海的境界。杜甫还赞美李白诗有清新如阴铿、庾信的一面，但他着重称道的则是李白诗的豪俊纵逸一面，这不但符合于李白诗歌创作的主要倾向，也反映了杜甫最崇尚爱好的诗歌风格。李白以外，杜甫常常称道的是高适。他赞美高适诗可以方驾曹刘，已见上文。又云：“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奉简高三十五使君》）以骏马猛禽比喻高适诗，也是肯定它的壮美特征。杜甫还同时赞美高适、岑参诗“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高适岑参三十韵》），也是赞美高、岑诗风清骨峻，有飞动之致；气象雄浑，与混茫的宇宙相接。高、岑诗都长于豪放，杜甫这种评价是恰当的。
杜甫对汉魏六朝以至唐代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诗人、诗作，都曾作过肯定性评价和赞美。他也爱好清丽诗风，说过“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其五）。他对南朝谢灵运、谢？、阴铿、何逊诗的绮丽都曾予赞美。他称道王维“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但他最为欣赏、倾倒的则是：建安时代曹植、刘桢等以气骨著称的诗家，在唐代则是以豪放见长的李白、高适等人。这是从他全部诗论中得出的结论。杜甫的这种审美趣味和标准，反映了盛唐不少文人所共有的心理状态。由于他们身处盛世，眼界扩大，心胸开阔，精神奋发，亟思有所作为，有所创造。在诗歌创作方面，自然不满足于南朝以来的绮丽纤巧作风，而要借鉴、学习风清骨峻的建安诗歌，开创出唐诗的新风貌、新境界。尽管杜甫的看法比较冷静全面，他不像李白那样宣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而是对魏晋南北朝诗人有较多的肯定。但他毕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盛唐时代，接受时代潮流和风气的影响，因而在多方面肯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诗人、诗作时，着重称道的还是在雄壮刚健的那一个方面。
杜甫提倡比兴体制，要求诗歌积极关心时政，对古代圣君、暴君加以歌颂、批判。元结同时还写了《二风诗论》，阐明自己写该组诗的主旨是“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提出了“规讽”的创作原则。天宝年间，元结还写了《系乐府》十二首，分别反映各种社会现象，注意表现人民痛苦。他在《系乐府序》中认为，这类诗歌“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即规讽在上者和教化人民。他在《舂陵行》末尾云：“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这些都反映了他自觉要求诗歌联系现实，继承、发扬诗三百篇美刺比兴的精神。早在初唐时代，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已经提出诗歌应有“汉魏风骨”和“兴寄”，即具有爽朗刚健的风貌和联系现实、有比兴寄托的思想内容。在盛唐时代，由于国势强大和社会比较安定，诗人们所着重注意的是力追汉魏风骨和建安体制，扫荡梁陈以来的浮靡诗风。至天宝年间以至安史乱后，由于国势骤衰和社会动荡、民生凋敝，诗人们的注意力遂转移到比兴寄托或美刺比兴这一方面，企图使诗歌对国事民生产生直接的裨益作用。杜甫、元结两人的言论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在中唐前期的代宗大历年间，诗人不少，其作品少数也涉及当时社会的残破现象，但注意不够，大量的是饯送唱酬、模山范水之作。直至宪宗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诗人出来，上述杜甫、元结诗歌创作和理论的优良传统，方才得到了有力的继承和发展。他们都擅长以古体诗和乐府诗体来写作讽喻诗，反映时政和社会现象，关心民生疾苦。白居易、元稹两人更在理论上于此有具体鲜明的表述。白居易宣称自己写作讽喻诗的目的和原则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新乐府序》）。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更指出了从陈子昂、杜甫到他自己写作讽喻诗的前后继承关系：
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
在《乐府古题序》中，元稹更说明他们特别爱好、推重杜甫的新乐府诗（《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认为它们具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特点，更便于表现时事，因而与友人白居易、李绅等注意学习仿效，使新乐府体成为讽喻诗的一种重要样式。元稹、白居易等大量讽喻诗的创作及其理论表述，使唐代中期杜甫、元结所提倡的诗歌要有比兴体制和规讽作用的主张，获得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杜甫处身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他的诗歌理论批评，既反映了盛唐诗人追求壮美风格、赞扬建安风骨的心态；又反映了中唐诗人关心时弊、提倡美刺比兴的要求，体现了两个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和诗歌的主要创作倾向。在盛唐诗人中，杜甫是一位年轻人，在当时李白、高适、殷？等人提倡建安风骨的合唱声中，杜甫只是作为一位后起的同道者出现，地位显得不那么特出。在中唐诗人中，杜甫则是一位老将。他和元结都是写作、提倡讽喻诗的有力的先驱者。杜甫在创作上更以其优异成绩压倒元结，因而在中唐后期，杜甫成为元、白等诗家写作讽喻诗的典范。杜甫这方面的创作和理论批评，在唐诗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更为重大深远的影响。
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