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搜集积累材料过程中，我们逐步涌现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到一定阶段，搜集的材料比较丰富、充分了，便可对某些现象、问题进行较深入的分析论证。
分析问题，一定要照顾全面，切忌片面性。鲁迅曾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他以陶渊明诗歌为例，指出陶诗并不都是浑身静穆，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他劝告人们不要只读选本，因为选本经过编者的选择，往往不能看出作者的全人。的确，某些选本（特别是一些分量小的选本），往往只能显示作者的某一方面。我们进行研究，一定要注意照顾全面。例如李商隐，他不但擅长写情意缠绵的《无题》一类爱情诗，还写了一部分关心国事、政治性颇强的诗篇，像《行次西郊一百韵》、《有感》、《重有感》等。他还重视李白、杜甫关心政治、社会的诗篇，说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钜鹿公启》）的话。这后一方面比较容易被忽视。又如白居易对诗歌的看法，其名篇《与元九书》，强调讽喻诗的意义和重要性，其次则肯定闲适诗，而对感伤诗、杂律诗评价不高。但在他的其他诗文中，不少场合对感伤诗、杂律诗作了赞美与肯定。如果仅就《与元九书》分析，是不能看出白居易诗论的全貌的。
在分析指出某个作家、批评家的多种现象时，也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分别其主次。例如陶潜诗的思想内容，确有关心现实、金刚怒目的一面，但表现宁静的田园生活和诗人恬淡的心境，毕竟是其主要方面。再如《文心雕龙》一书对汉魏六朝时代昌盛的骈体文学的态度。我们看到，刘勰对此时期诗歌、辞赋、各体文章的重要作家作品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他重视声律、对偶、辞藻、用典等骈文修辞因素，并细加研讨；《文心雕龙》全书又是用精美的骈文写成。由此可见，刘勰对此时期的骈体文学是支持和肯定的，这是其主导方面。另一方面，刘勰对晋、宋、南齐时代浮诡靡丽的文风进行严厉的抨击，并提倡宗经，企图参酌经书朴实的文风来挽救时弊。总之，他是在肯定骈体文学的前提下主张变革的改良者，不是骈体文学的反对者。
分析问题，一定要掌握前此已有的重要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见，方能把研究工作推向前去。如果不了解前此研究成果，自以为提出了新见，可能人家早已讲过的，也可能是已经被否定的看法，这样就不好。例如《木兰诗》的产生时代，过去有多种说法。后经现代学者考证，此诗曾被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记载，释智匠是南朝陈代人，《隋书经籍志》已有记载，宋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更具体指出此书智匠撰于陈光大二年。这是过硬的证据。因此，说《木兰诗》产生于隋唐时代，无疑是靠不住了。又如李白《蜀道难》的主旨，过去也有不同说法。经现代学者考订，此诗被收入殷蹯《河岳英灵集》，而该集编定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蜀道难》必作于此年以前。这也是相当硬的证据。因此，如果再说此诗是为唐玄宗因安史乱起奔蜀（事在天宝十二载以后）而作，也就不可能了。
分析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要力求有较充分的证据，避免孤证与证据薄弱，这样始有较强的说服力。上文提到中唐沈千运、孟云卿一派诗歌的创作倾向为重视写作古朴的五言古诗，除掉高仲武为他们的主张写了《格律异门论》及《谱》以外，还有其他证据：这派诗人作品，除孟云卿有少数近体外，均为五古；杜甫《解闷》诗说孟云卿论诗主张师法李陵、苏武，世传苏、李诗均为五古；擅长五古的韦应物称赞孟云卿诗“高文激颓波”（《广陵遇孟九云卿》）；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以孟云卿为“高古奥逸主”，其上入室一人即为韦应物。这些证据合起来，就比较有说服力了。（参考拙作《元结〈箧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一文，收入拙著《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又如关于《虬髯客传》的作者，除上文述及的《苏氏演义》称作者为“近代学者”外，还有其他证据：一些较早的典籍如《太平广记》、《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均不署《虬髯客传》的作者名氏，洪迈《容斋随笔》始署为杜光庭；杜光庭是一位编辑家，其所编《神仙感遇传》（此书收录《虬髯客传》，但文有节录）、《墉城集仙录》等大抵辑录他人文字成书。这些证据合起来看，说杜光庭并非《虬髯客传》的作者，就较有说服力了。（参考拙作《〈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一文，收入拙著《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在证据不充分时，不要急于下论断，要采取存疑的态度和假设的语气。
分析问题，不但要阐述历史现象的真实面貌，而且应进一步指出其形成原因，即不但要明其然，而且要明其所以然。这后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好，就使论文更具有深度。例如钟嵘《诗品》评阮籍诗，说它“其源出于小雅”。这引起一些读者的疑问，阮籍诗内容颇多涉及求仙，与楚辞接近，为什么说它源出小雅？原来《诗品》说某家诗源出某某，是从“体”（着重指语言风格）立论。阮籍的诗语言很质朴，不像国风、楚辞那样有文采，所以说它源出于质朴的小雅。如果我们认清了《诗品》评述诗人继承关系的关键在于体制风格，问题就容易讲清了。这里需要了解《诗品》全书的评价义例。
上面说的是应了解掌握作品的体例、义例，方能认清表面看来似乎矛盾欠通的现象。还有一类疑难现象，需要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诸如社会风气、士人心态、创作风尚等情况才能认识清楚。例如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提出他的李杜优劣论，认为李白的长律（五言排律）较杜甫远远不如，其成就还没到杜诗的藩篱，何况堂奥。这也引起了后人的非议和疑问。原来，唐代中后期文人喜作五言长律，以此炫耀作者的才华和学问，形成风尚，擅长长律的人不少，中期有杜甫、元稹、白居易、张祜等人，连古文家刘禹锡、柳宗元均喜写长律，直到晚唐温庭筠、李商隐，此风不衰。明了了中晚唐时期的这种诗歌创作风尚，那么对于元稹用是否擅长长律为标准来衡量李杜诗的成就和优劣，就不至感到奇怪了。上面说得对许多乐府诗的体例要有所了解，需要在诗歌领域有比较广阔丰富的知识；这里说的要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不是泛泛的一般历史书上所提供的背景，而是具体细致的背景），就需要更为广阔丰富的知识。探讨文学史上的某些具体问题，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加以深入考察和分析，就较能获得中肯甚至精辟的看法。这也是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
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