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以下简称文学批评），到魏晋南北朝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在这时期，不但产生了许多各种体式的讨论文学的论文，还出现了若干像《文心雕龙》、《诗品》那样的专门著作。讨论的范围也很广泛，除评论作家作品外，还涉及不少重要的文学问题。
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批评，总是和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常常总结了文学创作方面的经验（包括利弊得失），提出了创作所应遵循的方向和标准，因而又反过来影响了创作。因此，要了解一个时期文学批评的特点和主要倾向，必须对该时期的文学创作情况有所认识。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骈体文学发达的历史时期。其特点是重视辞藻、骈偶、声韵、用典等修辞之美。辞藻泛指用词造句讲究语言之美。骈偶指用词造句两两相对，整齐对称。声韵指声调音韵之美，除一部分韵文要求押韵外，还要求一般文学作品在一句中、两句中字音的抑扬轻重互相搭配，以求声调和谐。用典指运用典故，以显示才学的富美。从作品体裁看，除诗、赋外，还有颂、赞、书、序、论等各种文章。由于当时骈体文风盛行，除各种文章多用骈体外，诗歌沿着曹植的路子发展，多用骈句，辞赋则出现许多骈赋。魏晋南北朝曾产生许多短篇的志怪、志人小说，但它们缺乏上述的骈体文辞之美，因而不受重视。梁代萧统编《文选》，选录战国至梁代文学作品，所选的即是赋、诗和具有骈体文之美的各体文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就是立足在崇尚骈体文学的基点上展开的。
当时人们在评论文学时，最重要而且常见的一个观点是崇尚辞采，崇尚语言之美，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崇尚辞藻、骈偶、声韵、用典等修辞之美。曹丕《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还仅就诗赋提出“丽”的要求。陆机《文赋》进一步宣称作文应“会意尚巧，遣言贵妍”，他认为各体文章都应写得妍丽，就不限于诗赋了。葛洪认为《尚书》的文辞“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抱朴子？钧世》）也是从丽的角度肯定后代的政治性文章胜过《尚书》。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此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刘勰把自然界之美分成两大类，一类表现于形态色泽方面，是为形文；一类表现于声调音韵方面，是为声文。《文心雕龙》下半部有不少专篇讨论各种修辞手段，其中《声律》、《丽辞》、《事类》三篇，分别研讨声韵、骈偶、用典三种修辞手段，此外《比兴》、《夸饰》、《练字》、《隐秀》等篇，分别论述比喻、夸张、字形、含蓄和警句等修辞手段，也都属辞藻范围。总之，刘勰指出，作品的文学美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形态色泽和声调音韵方面。这可说反映了当时大多数文人的看法。
从当时崇尚骈体文学的人们看来，作品是否具有文学美，其文学美的成就怎样，首先要看其语言的形文、声文表现如何；这里涉及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是什么、判断文学作品高下优劣的标准是什么这两个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因而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对以上问题有所认识，对不少现象就容易说清楚。例如萧统的《文选》，选录了《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中的一部分赞、论、序、述，其理由是它们“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这些篇章通过作者深沉的构思、用美丽的辞藻表现出来，因而具有骈体文章之美，合乎《文选》选文的要求。另一方面，像《汉书》中的《苏武传》、《东方朔传》等篇章，描写人物及其事栩栩生动，但不入选，因为它们不具有骈体文章之美。又如陶渊明的文章，《文选》选了《归去来辞》，不选《桃花源记》，也是同一理由。再如上面提到，当时产生了不少志怪、志人小说，其中包含着相当生动的篇什。这类篇什，不但《文选》不选，《文心雕龙》全书也是只字不提。《文心雕龙》谈到的文体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包括了通俗的谐辞隐语（游戏文学），但不提志怪、志人小说。从崇尚骈体文学的角度看，谐辞隐语押韵带有语言美，而小说则否。
南朝文学批评中的文笔说和声律论，都和追求语言美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朝文人依据作品是否押韵脚，把文章区分为有韵之文（指诗、赋等）和无韵之笔（不押韵的文章）。一部分批评家在谈论文笔之分时，更重视有韵之文，因为笔虽也要有文采，但诗、赋等有韵之文，不但声韵更加和谐，辞藻也更加富艳，因而具有更强的艺术性。萧绎《金楼子？立言》认为文具有“绮毂纷披、宫徵靡曼”为笔所不及的特色，即是从辞藻、声韵更美的角度立论的。南齐永明年间，周？、沈约等提出声律论，要求作文注意区别平、上、去、入四声，避免平头、上尾等八种弊病。声律论主张文章（以诗赋为主）应注意句子中间的字音要轻重搭配，使语言更加和谐流美，在过去文人重视语言声韵美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总结并探索这方面的艺术创作规律。从文笔说、声律论的流行，更可看出南朝文人对作品语言美的高度重视和刻意追求。
由于刻意追求语言之美，南朝许多作品表现为文采艳丽，但缺少清新刚健的风貌。为此刘勰、钟嵘都提出纠偏的意见。刘勰主张文采和爽朗刚健的风骨要结合起来（见《文心雕龙？风骨》），钟嵘主张“干之以风力（即风骨），润之以丹采”（《诗品序》），也是认为风骨和文采二者要结合起来。刘勰、钟嵘都是当时骈体文学的拥护者，两人并不反对骈体文学所崇尚的语言美，而只是不满过于艳丽柔靡的文风，主张用爽朗刚健的风貌（所谓“风清骨峻”）来加以调制。
讨论语言美可说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其次，对一部分作品（主要是诗赋），论者很重视其抒情性。陆机《文赋》已提出“诗缘情而绮靡”之说。钟嵘《诗品》除认为诗应“吟咏情性”外，还在不少场合称道某些作者长于叙写哀怨之情。当时许多人认为乐曲和诗歌中所表现的哀怨的声调和情感，最能感人。与抒情相联系，论者对写景也颇重视。在南朝，山水诗等写景文学发达，在文学批评中也有较多反映。刘勰、钟嵘都认为自然景物是激发创作情绪的一个重要条件，《文心雕龙》特设《物色》一篇研讨自然景物和创作的关系。在梁代，还有萧子显、萧统、萧纲等人，都在文章中发表了感物兴情、写景寓情的看法。情景二者互相配合，从此成为我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文人的所谓情，不像汉代说诗者那样强调和政治教化相联系，而更多的是与作者身世相联系和日常生活中感发的各种情感，因而较多地摆脱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
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倾心追求语言之美；赞美作品表现多种多样的情感，不重视吟咏情性须与政治教化相联系，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以诗赋为主）的新倾向。它们在作品内容题材的扩大、解放方面，在作品艺术形式的细致、创新方面，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这种特色如上所述，在该时期的文学批评中间也有着相当鲜明的反映。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需要注意的现象不少，上面仅是结合该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谈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情况，其他的这里就不谈了。
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