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就某些文学现象、文学问题提出的理论原则、理论概括，二是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二者往往互相印证，相辅相成，均颇重要。遗憾的是，过去的中国古文论研究著作，包括不少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许多专题论著、论文，往往重视理论主张部分，忽视作家作品的评价。如论述《文心雕龙》，往往重视前五篇总纲中提出的原则以及论风格、通变、批评原理等篇章，忽视书中大量的作家作品评价。研究钟嵘《诗品》，重视其序言中提出的理论主张，而对分三品评论作家的部分，反而不甚注意。研究者们可能认为，理论主张概括性强，比较重要；而作家作品评价则显得繁杂不成系统。我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应当充分重视作家作品的评价。许多古代文论著作，理论表述往往分量很少，而且谈得很简括，而大量的却是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价。这类评价体现了文论家的批评标准和理论主张、文学思想倾向；对它们有了具体的了解，才能准确深入地掌握文论家的文学观念。再说，不少文学理论主张，由于表述比较简括，意思不甚明确，如果不结合作家作品评价来考察，很容易形成片面的错觉，使研究者得出不确切的论断，这就很不好了。下面试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文心雕龙》对楚辞以后日益注意语言华美新奇的文风常有指责，说什么“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情采》）等等。如果局限在这些简约的理论概括去分析，就会认为刘勰一概反对汉魏六朝崇尚形式美的文学创作。实际不然，从《明诗》以下至《书记》20篇，以及《时序》、《才略》等篇，我们看到刘勰对许多汉魏六朝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不同程度上给予肯定和赞美。在《体性》篇中，他更列举了两汉魏晋的12位大家作为各时代的代表作家来论列，其中即有十分注意辞采的司马相如、王粲、潘岳、陆机等人。准确地说，刘勰对汉魏六朝昌盛的骈体文学创作（包括诗赋各体文章）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对其弊病进行抨击，企图予以改良。通过讨论，这一认识，现在已为不少《文心雕龙》研究者所接受。
关于风骨的涵义，是《文心雕龙》研究中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据《风骨》篇，风的特点是清、明，骨的特点是精、健，风骨实指明朗、精要、刚健的文风。这一问题，结合《风骨》篇所举两个实例来看，也较易理解。《风骨》篇认为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风好，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骨好。按《大人赋》文辞较为简练（不似《子虚赋》、《上林赋》文辞繁富艳丽），风貌清明爽朗，有飞动之致，故刘勰认为风好。《册魏公九锡文》竭力规仿《尚书》典诰之文，词语质朴刚健，故刘勰认为骨好。《大人赋》讲游仙之事，《册魏公九锡文》歌颂曹操功德，从思想内容的政治社会意义看，并不足取。南朝、唐代文人往往赞美建安诗歌具有风骨，称为建安风骨，建安文人诗充分吸收了汉代乐府民歌和无名氏古诗的长处，具有语言风格明朗刚健的特征，所以具有风骨。有的研究者认为建安风骨是指那些具有社会内容的作品，像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这是一种误会。南朝评论家对这类作品评价不高，在《诗品序》中称道“建安风力”的钟嵘，置曹操于下品，不提陈琳。《文选》也很少选这类诗。建安诗人中刘桢最以风骨著称。《文选》选其诗五题十首，其中除《赠从弟》三首歌颂刚正不阿的品格较有进步内容外，其他《公宴诗》、《赠五宫中郎将》四首、《赠徐？》等诗，其内容都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一类，但语言比较质朴刚健，风格爽朗，代表了建安风骨的特征。盛唐诗人大力提倡建安风骨，正是企图以这种风格特征来改革南朝以迄初唐时代柔靡不振的诗风。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认为元稹、白居易诗不及顾况诗歌“稍有盛唐风骨处”。元、白诗大抵叙述周详，语言缺乏精要刚健的特色，所以严羽认为不具有盛唐风骨之美。若论诗的社会内容，那元、白的讽喻诗是十分突出的。《文心雕龙》全书用工致的骈体文写成，重视词语的变换和句式的匀称，往往表述不够明确，并易使读者产生误解，对《风骨》篇的理解更是如此。我认为，关于风骨的涵义，如果我们注意结合作家作品的评价来考察分析，当能有助于取得共识。
再如唐代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选诗标准。《中兴间气集序》曰：“著王政之盛衰，表国风之善否。”又曰：“体状风雅，理致清新。”从这些话看，似乎高仲武很重视诗的政治社会内容，其说与白居易《与元九书》提倡风雅比兴相近。实际不然。该集专选大历诗人作品，内容大多数描写日常生活和诗人的感受，反映社会现实、思想性强的作品，像孟云卿的《伤时》、刘湾《云南曲》、苏涣《变格律诗》等篇章，在全书中仅占很小比重。高仲武最推重钱起、郎士元的作品，把它们分别置于上下两卷之首，并认为钱、郎是王维以后最杰出的诗人。从这些具体评价可以看出，高氏的选诗标准，实际偏重在王维一派的雍容闲雅风格。其序言中所谓“体状风雅”，指的是诗的语言风格。
再说严羽的《沧浪诗话》。该书的特点是以禅喻诗，而不是要求以禅理入诗。严氏强调兴趣，是要求诗歌具有抒情性、形象性等诗的艺术特征。他所谓“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主张诗应写得含蓄和自然浑成，不露斧凿痕迹，用以挽救宋代苏黄与江西诗派以文字、议论为诗之弊。清代王渔洋等认为严羽推崇王维、孟浩然一派表现田园山水和闲逸趣味的诗，实是一种误会。严羽于唐代诗人，最推崇李白、杜甫，赞美两人之诗雄伟深厚，具有“金鹅擘海、香象渡河”的雄壮气象。他并不赞美王、孟一派的田园山水诗。《沧浪诗话》中没有一处提及王维。有两处提及孟浩然，一是赞美孟浩然作诗懂得妙悟，能领会掌握抒情诗的艺术特征，不像韩愈诗在学问文字上下工夫（见《诗辨》）；另一处是赞美孟浩然有些诗音节响亮，“有金石宫商之声”（《诗评》），都不是肯定孟诗中怡情于田园山水的闲逸之趣。对于着重表现隐逸情趣、接近王维诗风的贾岛之诗，严羽讥为气局狭小，与李、杜的雄浑诗风相比，有如“虫吟草间”。对于严羽的诗论，长期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认识。我想，如果我们注意严羽对不少作家作品的评价言论来考察分析，就会获得比较客观准确的理解。
以上略举数例，说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应当重视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此外，批评家本人的创作，也值得重视，这方面也可以帮助说明一些问题。例如刘勰是一位骈文家，其《文心雕龙》全书用工致的骈文写成，不少篇章文笔很优美。这和他肯定汉魏六朝的许多骈体文学名家是合拍的。《文心雕龙？史传》称司马迁有“博雅弘辩之才”，特别称道班固《汉书》“赞序弘丽”，《文选》史论类选《汉书》而不选《史记》。这是因为《汉书》的赞序富有辞藻，句式整齐，为东汉骈文的先驱。又如唐代元结选《箧中集》，提倡风格高古的五言古诗。元结自己的诗，《全唐诗》著录两卷，约近百首，绝大部分是古体诗，有四言、五言、楚辞体歌行，五言最多。其中有少数五七言绝句，也往往平仄不调。可见他的创作倾向和主张相一致。再说严羽，他的《沧浪先生吟卷》存诗100多首，其中大部分是学习李白、杜甫，风格比较雄壮豪放，有一部分篇章表现他很关心国事。他诗歌风格接近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田园山水一路的只有五首左右，为数很少，不能构成创作的明显倾向。《四库提要》、陈衍《宋诗精华录》说严羽属王、孟一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偏见。
要透彻了解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至于批评家本人的创作，更是属于文学史范围，这就要求我们结合中国文学史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二者关系密切，批评是对创作现象的总结和评论，又回过来影响创作，把二者联系起来考察分析，可以相得益彰。我们前一辈的优秀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良好成绩。例如黄侃、范文澜、刘永济诸家研究《文心雕龙》，都重视联系汉魏六朝文学创作、联系《文选》选篇，往往有精辟的见解。而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则又着重搜集、排比许多重要的文学批评资料来阐述魏晋南朝的文学史，成为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一颗硕果。我希望我们能够继承前辈学人的这一优良传统，重视把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联系起来考察分析，促使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更加发展和深入。
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