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女儿红
“女儿红，女儿红，脚下踢出冽冽中国风。”
那柔软优美的旋律，那缠绵悱恻的歌词，配合着电视画面上中国女足的飒爽英姿，于温柔处透出中华女儿的刚烈顽强。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热泪盈眶。我不知道是旋律打动了我，还是女足姑娘们打动了我，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体育歌曲，也是最美的流行歌曲之一。
可是，后来中国女足没有拿到世界冠军，后来不再是世界前三名，后来连亚洲也没有出线。报纸上关于女足的报道几乎为零，这首歌似乎也湮灭了，再也听不到电视台或电台广播了，让人倍感世态炎凉的不是中国女足的姑娘，而是中国的新闻媒体。
我知道，这首歌并不像其他的流行歌曲一样，还没有等传唱开，就不流行了，这首歌还保留在老百姓的心底里，在老百姓中间传唱着。因为中国女足的历史功绩，恐怕并不在于拿到了几个世界冠军，而在于开启了世界女足的新纪元。没有中国女足就没有世界女足，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恐怕只有乒乓球可以与之相媲美。另一点让人难忘的是，中国女足的辉煌对中国男足构成了很大压力，对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功不可没。中国姑娘的作用，常常不在于她们亲自摘取了什么，而在于她们促使什么人摘取了什么。不是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吗？
这让我想起了导致企业管理出现崩溃的另一大危机。
毫无疑问，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大部分管理者，不论是企业内还是企业外的，都习惯于用效益指标来衡量企业管理水平。这没有错。
这种衡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对比法，也就是采用两种不同的参照系来衡量企业管理。一个是横向的，与同行业比较；一个是纵向的，与本企业过去比较。这也没有错。
可大部分管理者常常犯一个小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要求企业不断进步。也就是把企业作为一个生长过程中的小女孩，不断地要求她变。如果她不变，就把她打扮一下也要变。导致一部分企业管理者出现小女儿心态：不变就不好看。如果企业不能进步，那就想方设法把它折腾成“进步”的模样，甚至把它吹胖了，打肿了，欣赏那红肿的美丽。
然而，全世界的女性都知道，到了一定的年龄，不变最好看。这个道理并不是全世界的男人都懂。
这就如同一个产品，大家都知道它的生产与销售有一个曲线：艰难的起步期、高速增长期、平缓的成熟期、迟滞的衰退期。没有人会在成熟期要求产品仍旧带来丰厚的利润。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没有重大创新措施的情况下，零增长可能是最佳。再细一点说，企业从创业之初经过迅速发展阶段，走向成熟。这个时期，如果刻意要求企业继续保持加速发展的势头，那么得到的常常是企业加速走向衰退，也就出现了现代崩溃。有些类似于人的中年危机，管理也会出现“企业中年危机”。危机时期，真正可忧的不在于企业利润的持平，而在于这个时期的盲目行动。
我们身边并不鲜见：地方行政主要领导，一方面大讲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一方面笑眯眯地问企业领导人：“去年300万利润，今年怎么样？能不能增长？”企业领导人立刻拍胸脯：“保证增长到400万。”地方领导人点头鼓励：“好，很好！再努把力，争取搞到500万。”年终，企业上报的果然是500万元利润。又三年，企业破产。
我们身边并不鲜见：企业风光得意。企业领导得到各种称号，兼了自己都弄不清楚的职务，脾气大了，待遇高了，随便说点什么都被报纸奉为经典名言。可有朝一日，国家的政策变了，也就是把原来的垄断改为公平竞争，企业便一蹶不起，风光不再。企业领导人呼天抢地：“都是国家政策闹的，此天亡我也，非某家管理无能。”
我们身边并不鲜见：企业领导人一味追求技术改造，扩大企业规模，谋求企业的不断变化。改造完成后，把设计效益向上报告，领导欢喜企业更欢喜，然后再谋新的改造项目。尚有良心的说：“政府愿意拿钱给我改造，不改造企业吃什么？”没有良心的赤裸裸地说：“响应政府号召改造，即使错也是政府错了。”某一天，企业拿不到技改优惠贷款，企业迅速崩溃。我就认识这样一位企业领导，他曾讥笑外国同行：“你这设备比我的差距不是一个档次了。”我听了真替他捏了一把汗，幸亏外国同行没有问他每年缴税多少，因为他的全部利润乘以4还不够支付银行利息。现在他的企业已经破产，他本人也正在某个地方“享受”着铁窗生涯。
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尚不能只讲效益，何况一个组织、一个社区？
把《女儿红》作为经典歌曲，经常地播一播。中国男足终于冲出了亚洲，中国女足反而陷入了低谷，这个时候更需要播出《女儿红》。女足姑娘要听，中国的企业家要听，手握管理大权肩负管理重任的领导更应该听。
灿烂之处，未必都是桃花。大巧若拙，大钟惜声，刚柔相济，至柔至刚。这才是中华女儿红。
139.时间、空间与质量
对于效益的考核，不能总是以灿烂与否来衡量。哈罗德·吉宁先生执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时，向外宣布的目标是增长10%，曾经受到人们的讥笑与质疑。然而，当他退休的时候，人们发现在他执掌的10年间，公司股票每年增值10%，竟然创下了华尔街的奇迹！人们这才惊叹他的管理天才。
从经济学上说，效益产生于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说，就是产生于剩余价值。这是从效益的本源上来分析的。
从管理上说，所谓效益，实际上产生于三个方面：时间、空间与质量。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内生产出不同质量的产品来，就意味着不同的效益。把握时间与空间，生产出最佳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则是管理者必须精心做好的全部工作。
时间的质量并不等于空间的质量，更不等于时间与空间共同形成的质量。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把单一的时间质量或空间质量作为全部的管理质量，忽视或故意忽视综合质量，是红肿出现的根本原因所在。
现代化的厂房，第一流的生产线，训练有素的员工，但并不一定生产出高效益来。这就是空间的质量与时间的质量不协调的典型反映。
在泛家族规则下的企业管理，由于存在着层次、范围、暗箱、秩序等等，最容易产生、又最容易被管理者所忽视的质量问题是空间质量，表现为员工懈怠。
懈怠表面上是一种无奈，是一种长期执行单调工作后产生的心理厌倦，是大工业流水线所产生的工作负面效应，似乎是时间质量问题。懈怠的出现并不仅仅生产次品，最可怕的是它让员工失去了创造力。
我们的管理者常常不知道，给员工一定的创造空间是保持紧张的最好方式。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和政府管理者不给员工或公民这种空间，他们借口大机器生产或社会化分工不存在个人空间，其实大谬不然。个人生存空间的质量达不到时间质量的要求，就必然产生倦怠；长期的倦怠积累形成对工作的无意义厌恶，个人又无力改变这种厌恶，就只有消极怠工。一个人的怠工不可怕，一个团体的怠工就是可怕的红肿。而高技术手段对管理的要求是容不得丝毫懈怠，强行结合后只能产生一个后果：付出了高报酬却换来了低增长。
另一部分的企业管理者却在空间与时间上放得过宽，也同样不产生效益，或者说效益被浪费了。
懈怠，与高技术管理手段结合在一起，也是“现代崩溃”的根源之一。
140.生活的质量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生活，也同样存在着时间、空间与质量问题。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过上好日子，但对好日子的定义却不同。
有一位朋友，从小求学怕苦，却对我发誓，将来一定要过好日子。那时，我也不懂什么是好日子。后来，他当上了一名警察，一段时间内，求他的人还真不少。他手头的钱和物够用并且还经常资助别人。后来，他觉得无聊，工作之余便开始玩字画，不惜重金以求名家的一幅，让我常常不能理解。再后来，字画不玩了，干脆下海，成立公司，整天钻研管理与经营，几年的工夫，事业有成，公司开始有了一些名气和规模，然后换房、换妻、换朋友，最后换城市。抛下了公司，跑到合肥找我，说是要在新的地方新的起点开创新生活。
我问，什么是新生活？
他说，那要有些质量。
然后，他就对我絮絮叨叨地说什么是生活的质量。我听了半天，对他说：我还是没听明白你的生活质量是什么。你希望的生活不过是自由的生活，可你又怕为了自由的目标而失去了日常的自由。你想要的是懒惰的自由，可你现在就处在懒惰的自由之中，你又嫌这种自由太没有质量。
他大怒：我当你是朋友才对你说，希望你指点迷津，你却这样拿我开涮。投桃不报李也就罢了，报一倭瓜，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当时真一下子说不好。朋友走后很久，我才想明白，他不缺时间的质量，却找不到空间的质量。也就是说他在时间上的满足并不能替代他在空间上的空虚和自我把握不定。时间的质量似乎大家经常在研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空间的质量。因为，在泛家族规则之下，没有个人的空间。
改革开放20年了，泛家族规则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个人的空间已经大大扩展。然而我们这方面的知识太少，面对着出现的空间，不知如何处置，更不知道如何把个人的时间与空间相匹配，产生出最佳的生活质量来。
我所尊敬的一位领导曾叹：我不明白国家为啥要规定双休日，两天时间在家里真不知干啥好，急死人了！这位职业革命家还没有退休就觉得业余时间难以打发，我和他一起为他退休后的生活犯愁。
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业余时间是另一种创造的开始。另一种创造常常是最佳的休息方式，因而与工作时间共同构成了最有质量、最有效益的生活方式。
我没有办法告诉他，假如业余时间不愿费脑子伤神，还可以玩。除了黄赌毒，玩什么都行，都可以产生效益。
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上班只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玩是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著名演员王铁成玩花鸟鱼虫，京城一绝。为了给斗蟋蟀的触须配一铜箍，他能花3个小时从京东赶往京西市场，跑了几趟直到配套。大家都说他玩出了品，忒羡慕、忒崇拜，没人说他玩物丧志。
爱因斯坦自己宣称，他的第一强项是拉小提琴，第二是弹钢琴，第三才是研究物理。据说，他的小提琴拉得没人敢听，可他很执著，还千方百计想混入乐队。不过，没人评论他的钢琴水平，因为相对论的最初构想正是他在弹钢琴时想到的。
美国物理学家费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却以在桑巴鼓上的造诣和绘画上的进步为荣。在主持“曼哈顿计划”期间，他以破译保险柜的密码自娱，来提醒管理人员注意安全。他喜欢去低级酒吧享受生活的乐趣，却在那里获得启发，创立了量子电动力学。
《蒙娜丽莎》永恒而神秘的微笑，让达·芬奇名垂青史。500年后，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不惜重金收购的却是达·芬奇的工程笔记。在这本笔记里，达·芬奇用自己的奇思妙想，如飞行器、战车一类，证明他更应该是一位科学家或工程师。比尔·盖茨说收购笔记源自于十分佩服达·芬奇的清晰缜密的思维方式。
退休后又担任美国前国务卿的鲍威尔现在正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执行着他所认定的和平或战争使命。我不知道鲍卿回到家中是否还继续沉迷于修老式福特汽车，一如他在指挥海湾战争期间那样。
谁说玩没有质量，谁肯定不会玩，他肯定不会生活。如果他还夸口说他的生活质量如何如何高，那只能证明，他那可爱的美丽是一处快要溃烂的红肿。
这不是用钱或权就可以堆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