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尴尬就在身边
我认识两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一个去了深圳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一个去了偏远乡镇的一家私营企业。在深圳的那个年轻人拿到的报酬是去乡镇的4倍，其工作的环境更是无法相比。有一年的春节，两位年轻人一起来看我，把酒小酌之间，深圳的那个人大侃他们公司的老总如何现代，而乡镇的那个人大叹他们的“把头”如何封建。10年过去了，情况怎么样了呢？深圳的那个人还像个流浪汉似的在各个公司里打工，而乡镇的那个人却成了一家年销售额达20亿元的公司总裁。他们谁成功了？怎么成功的？
这既是个人的尴尬，也是社会的尴尬。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尴尬的管理变数。这个变数不是表述管理理念在涌现与消失，而是显示出一些现代管理理念正被强行嫁接在传统管理体制上。正是这种变化的格局，产生出诸多的管理尴尬。我在这里信手拈出几条，也许算不得经典，但却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时还左右着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
38.尴尬之一：“围墙理论”的式微
去过国外的人，往往都对国外绝少“围墙”一事感慨系之，因为中国处处都是“围墙”。农村的一家一户，没有砖也要用土围个墙。城市过去是有围墙的，现在拆了，这大约是我们中国干得最彻底的一件反封建的事了。不过，在城里，差不多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围墙。
某日我与妻一道散步，看到一所中学的铁栅栏门上挂一牌，上书：“非本校人员，禁止入内。”大家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也不以为怪。但假如是个老外来了，大体是要问一句：这所学校是不是私立学校？为什么非学校的人员就不能进入这个公立学校？我对妻说，妻颇不以为然：“中国没有围墙不行，学校没有围墙，小偷小摸进去偷桌椅板凳、教学设备怎么办？乞丐、捡破烂的进去破坏教学设施怎么办？这是咱中国现实，大家都防着点，事情就解决了嘛。”我哑然，点头称是。谁叫咱中国的乞丐没有自尊呢？谁叫咱中国还有那么多的穷人需要捡破烂呢？可走着走着，想想还是不对，即使中国的乞丐没有自尊，打击盗窃那也是公安的事。捡破烂就一定要实行个体捡破烂的体制吗？垃圾处理本来就是城市工作之一，咱不正愁着工作岗位少吗？为什么不能多成立几个垃圾处理公司，除了规范处理垃圾外，说不定还有赚头。就好像城市的厕所，当年又破又臭、谁见谁恨，现在却要招标拍卖、竞争上岗了。
如果我们不用围墙，也能解决问题，那么就剩下围墙围的是谁、防的是谁的问题。就在我写这本书时，有小偷儿夜顾邻家楼，被觉大哗，群起而追之，贼逾墙而去，追者无一能及。围墙救了小偷儿。
社会管理上的“围墙”，是一堵无形的墙，围的是谁，防的又是谁，在不同的时期是有着不同的内容的。这种墙需要时时加以检视，有的地方可能需要拆，有的地方可能还需要补建。新建的地方可能不再需要老材料，比如说，对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管理，就不能再拿出20世纪80年代初的规定来加以限制和约束，而应该按照新修改的《宪法》制定出新的同等国民待遇规定来。这个比如并不是我信口举例，而是我在1996年的亲身经历。当时，有人拿出1980年的国务院规定，怒斥我们要求简化工商登记程序的做法是犯规的，真让我感到我们仿佛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中国。也许那位管理者在恪尽职守，我无权批评他什么。但他的行为，或者说他所代表的部门行为，实在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牢牢地划定着不可逾越的“围墙”。
西方绝少围墙，但不等于社会生活中没有“围墙”。美国人苦恼的是，不同收入的人居住在不同的社会圈子里，“无形的墙”隔阂严重。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他很担心自己的孩子成长，年收入50万美元的家庭绝少有机会与年收入20万美元的家庭来往，这样孩子长大后根本不懂得理解别人。中国在拆了城墙后，很长时期实行的是城乡分治的管理方式，城乡之间的“墙”比有形的城墙还难以逾越。直到这些年才开始打破城乡界限，允许农民进城，尽管这样做让许多城里人不舒服，但这是在拆城乡之间“无形的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围墙”不过是一种标志，是所有权的明确界限，有形也罢，无形也罢，只要尊重所有权，就要尊重“围墙”。所有热衷修建“围墙”的人，都是打着“管理”的旗号，骨子里却是为了划定属于自己发号施令的界限。这就是“围墙理论”的核心。
39.“拆墙”还是“跳墙”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拆除了很多的“墙”。从打破“两个凡是”教条主义的围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直到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与时俱进理论，都是在拆除意识形态上面的各种各样的“围墙”。如今，人才的单位所有制已经打破，人才交流、自主择业、跳槽和炒鱿鱼都不是稀罕事了。“武大郎开店”式的用人制度已经受到社会嘲笑，虽然还不时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看到这种现象，但已经不是普遍现象了。当然，还有一些领域，“围墙理论”还在继续起着作用，甚至还根本没有引起关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没有人主动拆除自家的墙。
不愿拆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利益驱动，比如，“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还在相当一些地方和部门制定政策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某种体制明明知道合理，但就是不能赞成，因为实行了那种体制，就导致所谓“失控”，也就是不归自己管了。某种体制明明知道不合理，可就是矢口否认，因为承认了就必须改，改了就无利可图。企业破产可以，但不能卖给别人，卖给别人就是“丧权辱国”。上级的文件规定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就阳奉阴违，拖之再三，甚至拒不执行。还有一种情况更令人哭笑不得：没有“围墙”了不知道该如何管理。2000年有一个乡的工商部门把省工商部门颁发的发展个私经济的文件进行了删改，原因是省里的文件不利于他们的一统天下。老百姓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成就了“我说了算”。一旦老百姓知之，便不知所措，因为不知道在说了不算的情况下如何实施管理。那个工商所所长的原话是：“照那个文件执行，俺还咋管？还要俺干啥子？”
按照“围墙理论”，你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越出范围必须经过批准，没有得到批准的行为甚至言论，那就是错误，至少是大不敬。世界上最大的围墙就建在中国——长城，并不是偶然的。其实，长城还只是北方边境的围墙，东南沿海也曾经建立过围墙，戚继光就曾在东南沿海一带建有长城。在这个大围墙内，各个市镇还要建立围墙，固然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有些围墙至今还起到作用，但那也是一种封建割据的形象象征。近代反封建首先反对围墙，也不是偶然的。各地的围墙拆得最干净、最彻底的要数武汉。当年北伐军攻克武昌，高大的城墙曾让北伐军损兵折将，胜利后老百姓和军人自发地就把城墙拆了，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恢复过。
但是，无论是形式上的围墙还是内涵上的“围墙”，在今天的中国还到处存在着。近年搞旅游经济，有些地方又在恢复建设城墙，当然那是另一意义的建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批评指责“围墙”及“围墙理论”的存在，中国共产党人也正在一如既往地领导着人民为拆除内涵上的“围墙”而努力奋斗着。至于形式上的围墙，我相信大规模的拆除只是早晚的事情。
40.“围墙”围了谁，防了谁
“围墙理论”有着很深的社会根源，这个我们以后还要说到。就现实来讲，决策建“围墙”的人同时也是最勤于巡视“围墙”的人。
在企业中，就是按管理者的意见办，完全按规范的国际通行企业法人治理制度改革的中国企业怎么看都不像公众公司，大多数上市公司董事长兼着总裁就是领导者兼着管理者的证明。一位企业董事长理直气壮地对我说：“不兼行吗？不兼就要被架空，我说话还有谁听？”
在社会上拆除围墙，群众也不答应。住宅小区管理没有围墙还行？不习惯不说，在当今社会治安情况下，心理上没有安全感。
有人说，民主从来都是对权力的挑战。我不太赞同，民主挑战的不过是“围墙理论”和观念。民主的真正含义是在权力的基础部分打破人为划定的界限，也就是“围墙”。民主如果不建立权力，那就是无政府主义。
党和国家的领导正在适时稳步推进民主制度，但有些单位大大小小的领导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围墙”基础已经越来越不起作用，甚至还有不少的领导在热衷于建立新的“围墙”。
另一方面，咱们的国民相当一部分并不适应民主建立的权力，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让他们非常适应“围墙”下的生活。“围墙”存在一日，就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的周围环境和自己的身份，就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不服不行的意识，尽管大大小小的“围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这些年蓬勃发展，许多中外著名企业入内安家。这两个区都没有围墙，并没有听说他们经常被盗。而临近他们的几所大学围墙环立，且大围墙内套小围墙，让外人如入迷宫，不过据说小偷儿还是频频光顾。我实在看不懂中国的大学，指望高墙下能够产生出最压抑的火花？还是指望围墙可以激发想象的空间？有一年一名外国留学生在大学里处处碰壁，实在找不到路，而上课的时间快要到了，他便仰仗人高马大逾墙而行。校方对此的反应是：在所有隔断马路的墙壁增挂一块牌子，用中英文指明路口方向。让人啼笑皆非。
还是那句话：“围墙”围了谁？防了谁？
大多数“围墙”看来暂时还拆不得。即使它已经只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还能满足一些管理者心理的需要，还能起到某种震慑作用，也就还要继续存在下去。我们是不是可以期望哪一位市长率先下令拆除“围墙”？难道还要预言一下，中国的“围墙”拆除之日，就是现代化成功之时？
为什么“围墙”只是在中国才如此强盛，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这个问题。
41.尴尬之二：管理就是治理
双休日在家做菜，家常菜吃腻了就想玩点花样，于是买来菜谱，照着做，居然也让我做成了“东坡鱼”、“贵妃鸡”一类的，大快朵颐之际，让我把一句古话翻过来得意了一番：烹小鲜如治大国。
治大国不敢想，让我难堪的是，如今烹小鲜也不易。最近出版的菜谱越来越欺世：什么“加水少许”，少许是多少？什么“上笼蒸20分钟”，火多大？如此含糊的语言，让我做出来的米粉肉遭到儿子的强烈抗议。米粉肉不用菜谱我也会做，为啥照着菜谱做反而出了丑，闹不明白，只好嗨一声：这灶头司令也不好当！
前些年，农村刚实行村民自治的时候，在法律上只改动了一个字：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由过去的“领导”关系改为“指导”关系。一字之差，村官由村民选，农民称之为“海选”，由此还建立了诸如村级财务公开制度等。这是我国社会管理上实实在在的一大进步。当时我去一个镇里调查，镇党委书记却问我：村里负责人由村民“海选”，上级的指令到我这里就难以贯彻下去了，合他们意的就干，不合意的就不干。更有甚者，专门选出那些领导村民不交税费的人咋办？我直告他，要改变的是上级，就不应该下达那些村民不愿意办的指令。同时，加强法治教育，强化法律手段，依法行政。
我说说容易，他做起来难。因为他不可能改变上级的指令，就像我无法改变菜谱一样。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上级的指令，而在于这些指令是否符合农村的实际。如果上级的指令是农民欢迎的，那么这位镇负责人自然不存在贯彻的困难；如果上级的指令是农民所不欢迎的，过去可以强制农民执行，现在不行了，可笑的就是上级的指令了。由上而下强制别人行为的管理就是治理，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其典型语言。正是这些“治理”性质的上级指令，才是令那位镇负责人头痛的事。
如果管理者还在把管理当成发号施令，那么谁会顾及被管理者是否愿意？可是当命令不被执行时，尴尬的就是司令了。军队里的司令可以大吼一声：“老子枪毙了你！”不是为了自己的颜面，是为了战场上的胜利。和平年代的司令虽然仍然可以铁的纪律治军，但也不能这样吼，只能将抗命者送交军事法庭。更何况在企业和社会管理中谁能毙得了谁？
果然，2005年，党中央、国务院下达指令：在全国逐步取消农业税。不仅如此，还给种粮食的农民以多种补贴，并采取许多措施，改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生产、生活状况。
42.“司令”不如召集人
然而现实是，我们许多管理者还在扮演着“司令”角色，而且往往是非常霸道的“司令”——是我管的，别人休想插手，不是我管的，我也要管。
还是那句话，这不是“司令”个人的素质问题，而是体制和机制造成的。比如政府的财政应该担负着双重任务：制定政府收入和支出的标准，保证政府运转。一个最普通的理念是政府应该量入为出，财政应该公开接受监督。但是，谁也很难监督财政，并不是说财政首长个人有多霸道，而是现行体制下财政收入的标准一旦制定，多少年很难变动，收入的多寡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好坏，而经济发展的好坏取决于财政能拿出多少钱来发展经济。财政的任务就变了，变成能够挤出多少钱来供行政长官担负起发展社会的重任。于是政府支出的标准不能随着价格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官员的相当一部分工资、福利、教育费用甚至运转费用被明令通知“在预算外列支”，迫使政府部门都要想方设法找到自己预算外收入的门路，自然自己的事别人休想插手，自然要下达那些村民不欢迎的指令，自然不会去顾及被管理者愿意不愿意。我们假设所有的部门指令都有着正当的使用方向，单单所有部门都要自己敛钱，老百姓能满意吗？如果我们假设部门指令有50%是巧立名目，与单位的福利挂着钩，又怎么能要求这些部门转换职能，为基层着想？所以，我一直对现在“尽快实施公共财政”这一非常时髦而响亮的改革口号很是怀疑，在政府办企业的职能尚未完全理清、政府又揽上了办社会重任的今天，把各行业的发展资金都集中到财政，假如财政某一天说无法开支时，谁能保证不会再次允许部门开口子向公众敛钱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或新增某项费用“允许预算外列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所谓“公共财政”改革，不过是把权力向财政集中的社会倒退。我没有证据因而不能说这是财政的积极寻租行为，我只是说如果……
于是，问题就集中在政府的行为，能否量入为出。是治理百姓还是治理自身，是管理社会还是包办社会，便成了政府能否量入为出、真正转变职能的要害。也许还有人记得，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曾在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大声疾呼：政府应暂停经济建设。过激是过激了点，实在是针对这一要害而发的愤懑之言。
地方行政长官也很委屈，你以为我只想为自己造政绩吗？你以为我不想量入为出吗？人口在增长，就业压力很大，生活质量在提高，社会管理难度加大，哪一项不需要钱？更不要说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我们不想方设法挤一些钱出来，怎么能改善各方面的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环境，能留住人才、留住企业吗？留不住人才和企业，哪来的税收和发展？最后还不是财政萎缩，管理停摆，发展止步？
烦归烦，不得已大家还要发号施令。早些年东西不足，政府忙着发号施令分东西，解决的办法是拼命弄钱发展企业；这些年产品多了，企业亏损了，政府又在大力号召老百姓消费，可老百姓愣是不买那个账。眼瞅着农村税费改革后，要农民拿钱办事需要经过“一事一议”，村民不同意看来是拿不到钱了。所以除中央财政外，各级地方财政一方面每年得意地称颂财政收入持续两位数的增长，另一方面则大吐苦水说窘迫日甚，似乎连明天都过不去了。
尴尬归尴尬，不变的就只有“司令”本人了。而这，恰恰是关键。
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管理是多元利益协调与利用，并有一整套机制与制度来保证协调与利用的实施。如果还抱着“管理就是治理”的观念，照顾某一方面的利益必然损害另一方的利益，结果只能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现代信息传递速度越来越快，利益多元化的格局越来越多，很多的“司令”特别是企业的掌门人都面临着学会新的管理方法，即：当好召集人。制定运转规则高于“我说了算”，确定游戏程序高于“绝对权威”。“司令”的权威体现在去执行、去服务、去保证公众利益不受损。就像要炒出好吃的菜要有本菜谱，规定了诸多步骤和规则，谁先谁后、谁多谁少，众口吃过后才能形成谱子。当然，规则不能含糊，否则米粉肉也会蒸糊。
43.尴尬之三：管理就是制度
管理，就是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把制度建立起来，对事不对人，公平公正，事情就好办了。这是管理的一个基本常识，即便是在一个长期以人治为本的社会里，也强调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但近来，随着中国市场化的进程，特别是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经济的步伐加快，管理就是建章立制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尴尬。
对事不对人的规章是在人和事搅在一起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管理选择。正因为无奈（常常忽略了在事情运行中的人的行为），所以常常是越理越乱。比如中国的公费医疗制度大家都说要改，这些年也进行了不少的探索，什么大包干、小包干呀，什么总量控制暗补改明补呀，咱老百姓都愉快地接受了。看病嘛，自己不掏点那还行。2001年，某省会城市出台了个人账户加统筹的新医改制度，上级要求的改革思路不错，谁听了都说好。可是，到了研究具体操作程序时，怪事出现了：这个新制度让人看病不是省事，而是更加费事。病人费事，医院费事，单位也费事。
我不幸，就在那时患病。按规定先拿自己的钱去看病，看完病后按规定医药费超支的部分可以报销40%～50%。我问医生去哪儿报销？医生说我自己还不知道呢。我问单位，单位说等着吧，会通知的。这时我暗自庆幸，我生的不是大病。后来总算等来了“须知”——立刻就明白了：第一，看病不是你拿钱就能看了，而是必须遵守“须知”。换句话说，也就是生病后必须自觉接受管理。第二，看病先自己掏钱，然后拿着单据到银行找自己的账户报销，也就是说我自己看完了病必须让别人批准用我自己的钱报销。第三，如果我想沾一点政府的“便宜”，也就是得到政府补给我工资中没有的那一块医药费，我还必须拿着单据跑到医保中心，让另一个人批准我可以享受40%～50%属于我的那一份。我们早已领教的政府公务员的态度是否能够永远热情相待且不去说，我要求享受我应该享受的那一份凭什么就要别人批准？我看病的一份单据要拿到两个地方，看来还要事先把全部单据复印好才是。制度一出，群起大哗，并不为自个儿掏几个钱，而是因为无法看病。
也许有人说，你懂什么？叫你咋样你就咋样好了，难道领导还不如你清楚？这使我想起好几年前，突然有一天我住的省会城市规定所有居民必须在指定的粮店内买粮食，还发了票证，加上户口本，然后再付上钱才可以买到大米。这让很多人以为是不是又回到了“文革”期间，也抱怨连天，因为实在是不方便。鄙人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家搬了户口不迁，结果每次买10斤米要从城东跑到城西。气不过，便打电话给粮食局领导，以市民的身份责问为什么买米比办出国手续还难。“局座”大怒，斥我为胡说八道。后来大约是民众反映太强烈，不久这规定便悄悄收场了。老百姓是不懂那其中的奥妙，我听说其实“局座”用心也是好的，担心咱们的大米流到了省外，肥水流入外人田，才制定了这么一个规定。可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你是服务于百姓，让百姓方便，你还是让百姓听令，让自己方便。这里面有着质的区别。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北京某地2003年挂出的一个道路交通指示牌，按之行车无法不“晕”，被司机们称之为“京城第一弯”。
覃冰摄于是，我们发现前面已经提出的问题：谁在制定规章？这实际上也是所有企业在进行内部管理时应该回答的第一问题，却从来没有引起重视。不少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谁制定规章？当然是管理者，也就是我。
难道还会是别人？
难道就不能是别人？
44.制度不能只是内部的
企业规章制度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社会交易过程中必须建立的通常制度，企业不能违反；而另一部分是企业自行制定的制度，通常称之为内部管理制度。恰恰是这个“内部”，是我们一些制度制定者经常犯规的地方。
制度是文化的产物。一个企业的制度取决于这个企业将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我们经常听到一位企业负责人想建立一套奋发向上的企业精神，可与之相应的规定或制度出台后，除了他本人激动之外，企业员工无动于衷。那原因是企业的管理制度太像这位负责人个性，细究起来，企业的大部分制度或关键制度都出自他一人之手。
也有这样的企业，管理者个人的文化素质并不高，却深谙中国文化的底蕴，他的企业制度大多出自专家之手，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成功组合，经过职工集体讨论后才颁发执行的。谁制定管理制度，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问题，也是决策程序的重要内容。
这两种情况下，可以想见员工们的工作热情是不一样的。
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建章立制的针对性一般来说都是明确的，但出现事与愿违的制度时，不是老百姓不领情，而是根本没有想到让他们参与的可能性。也许老百姓并不能理解与意识到战略上的一些事情，但不妨告诉他们，然后再和他们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与途径。咱们天天说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可为什么制定决策特别是涉及百姓切身利益时总是想不起来与人民商议，关键是没有这个程序，也没有这个习惯。
社会发展到今天，恐怕仅仅是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是不够的，仅仅树立一个群众观念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程序和工作制度。建章立制，看来还必须首先对谁建章立制有个规矩、有个章法、有个制度。
还以上述医疗保障制度为例，其实并不那么复杂。一个社会必须要有一套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由政府强制执行。从事公共事业、公益事业和其他行业的人，在个人交纳一部分医疗保险金后由雇主单位补充一部分（包括政府在内的雇主之所以必须为个人交纳一部分医药费，是因为治病是每一个雇员简单再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理应由雇主支付一部分）。雇主支付的部分应该全部或大部分打入个人账户，因为这是个人财产。个人看病在自己的账户上支付，国家可以规定账户不得提现。这个制度是面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这才称之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在这个基本制度之上，可以考虑对特殊人群的特殊保障制度，如大病（住院、特种病、疑难病）统筹、离退休统筹、高级干部保健补贴等，如果需要可以从政府支付个人的部分划出1%用于统筹，我想老百姓会接受的，因为谁也保不准不生个大病。另外，由于规定个人账户不能提现，那一大块沉淀资金也足够支付统筹了，不可能全体雇员都同时生病吧。
这些事本可以拿出来让全体市民来讨论，因为大部分市民都是某个单位的雇员，而且事关人身基本保障，应该相信市民会积极参加讨论的。可惜没有，是没有想起来，还是不愿意，我不得而知。结果规定把政府支付给个人的大部分划入统筹账户，这是对个人财产的一种侵犯不说，由此做出这规定、那须知，造成诸多麻烦也就是不得已的行为。我实在怀疑有人借机揽权，把政府和雇主支付给个人的钱统统揽在自己怀里，让小老百姓都去他那里“烧香拜佛”；我也怀疑有人想为今后挪用这笔款子创造条件，君不见，早些年建立养老金保障制度时，就有那么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挪用了养老金为本部门盖起楼、买了车。
假如有了利益的“私心”，最简单的事情也会变得复杂起来。
议论了半天，我还是很佩服省会城市的市政府，这本书还没有写完，他们听取了百姓的意见，已经决定对医疗制度改革方案进行再改革，基本上废除了原改革方案。毕竟，现在不是治理的年代了。
还是那句话，政府或者企业在加强管理而建章立制之前，首先要对“建章立制”建个章、立个制，解决一个程序问题，如今已不再是“老子说了算”的时代了。方便群众还是方便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会少一些这类管理者的尴尬。
45.斑马企业
有了规章并没有万事大吉，有时甚至问题更严重。
比如股份制的实施。股份制是西方企业发展的产物，曾经两度大规模引入中国。一次是在19世纪后半叶，由当时的“洋务派”“师夷长技”时学来的。李鸿章就曾说过：“所谓公司，就是公集股本，合司其事，往来账目共同查看。”并亲自下令创办一些股份公司，并建立起“官督民办”的管理体制，套用现代语言，就是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另一次是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中引入的，这一次把股份制冠以“现代企业制度”，由中央政府下令在全国国有企业中大力推广，实施改制。然而，相当一部分企业负责人只是看中了股份制的第一项功能——“公集股本”，也就是敛钱；而对股份制的另一大功能——“合司其事”，也就是其内部的权利制衡结构并不太感兴趣，结果形成了一大批被戏称为“斑马企业”的股份制企业——外表上看是股份制企业，而实际除了那些条条，什么都不像。有人曾经查过，在上市公司中管理层出问题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类“斑马企业”，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
可见，有了规章，并不都能解决问题。
还有相当多的企业管理者相当重视规章制度的建立，却不懂规章制度的变动规律，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必须对已有的规章进行修改。规章，大体上有两大功能，一是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一是约束事故的发生。当规章只剩下约束功能时，既不知、不会，也从来想不起来进行修改的管理者却大有人在。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差旅费报销标准，执行的是政府颁布的统一标准，与市场标准相去甚远。可政府有关部门直到10年后，才在国际融资的压力下开始改革这一标准，才有了《企业财务通则》、《会计法》等符合企业实际的法律。当年迟迟不改的原因根本就没有被人提及过，但由此形成的结果却是有目共睹：当时所有的国有企业几乎在所有的市场上都竞争不过个体私营企业主了。
并不是没有制度，只是制度不合用了。不合用的制度就必须改。人人皆知的道理，可实行起来却并不容易。
46.尴尬之四：以规章反对规章
一般来说，好的管理，是在有了规章之后，加上一个“严”字。
佛家传说，当年释迦牟尼的弟子越来越多，香客也越来越多。于是就让弥勒去看门，一来借用他的笑面广迎四海，二来对进出的人有个约束，严防把香资挟带出去。可是弥勒是个好好君子，谁来谁去都笑脸相迎，香客是多了，供品损失也大。不得已，如来只好请韦驮拿着金刚杵站在弥勒的背后，怒目以对外出之人。此举果然有效，既广迎了四海来宾，又严格了管理，佛事从此兴隆。
按照传统的管理概念，如来的这一手，一是用人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特长，达到共同的效果，很有些系统论的味道；二是把创业与守成分开，也就是把开拓与管理分开。开拓者负责对外争夺市场份额（或其他什么事业需要的份额），“笑脸”就很有些开拓的真谛。管理者负责把争夺到手的东西井井有条地加以利用，“怒目”也深得管理三昧。谁说王子出身的如来就真的四大皆空，仅就管理而论，对没有到手的和已经到手的东西，他都是很有一套的。《西游记》中的唐僧，历经千辛万苦登门求经，他不为其诚心感动，一手交紫金钵盂，一手才肯给经文，嘴里还絮叨着“卖贱了”。说明作者看透了如来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
这里面有个管理上的悖论：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而人人平等则制度肯定难以执行。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的介入管理，这个悖论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因为无论是对外开拓的“笑脸”，还是对内管理的“怒目”，都越来越需要界定出一个清晰的边缘。如果这个边缘不清楚，那么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只要想象一下，让弥勒去遵守韦驮的制度，他还能笑脸迎宾吗？或者让韦驮遵守弥勒的规章，他还能执法必严吗？可叹的是，现在管理中越来越多地遇到了这类以规章制约规章，乃至于以规章反对规章的尴尬之事。
相信大多数的地方行政首长都碰到过这样的事，费了很多心血策划设计了某一方面的重大改革，可开会研究时，总有一些部门的同志说：这一条不行，不符某一规定，或那一句话不妥，与现在上面的要求相抵触。于是，全部策划告吹。20年前，我曾参加一次省政府的工作会议，会刚开没多久，主持会议的副省长即愤怒地宣布散会，因为第一位发言的同志就搬出国家权威部门的意见，证明省里设想的改革试点根本不可行。10年前我又听过另一位省长在会议开始时宣布：今天讨论这个文件，谁也不准拿出部门规定来轻易否定。看到哪一条不好，请你说出好的意见来。说不出来，就按此规定执行。
佛曰：善之为善，恶之为恶，在于一念。说得极妙。为了利益而制定规章，为了利益而坚守规章，当利益发生改变时，规章却不能变，管理的目标必然发生偏差。大和尚如来找小和尚唐僧要“常例银”，四大皆空之后尚且规矩不能坏，何况我辈肉体凡胎？
47.规章的目的与管理的目的相悖
拿出以前的规章反对新建规章。拿出改革开放前的文件证明现今的改革是错误的。行为的惯性实际上是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惯性。因为有些人不明白，管理的目的在于促进流动。
我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经常碰到改革与既有文件之间的矛盾。
毫无疑问，改革的目标取向是经济能够得到发展，具体地说，就是作为经济细胞的经济人与企业在规范的秩序下活起来。如果不活，就查找企业和经济人的问题，解决之后还是不活，肯定是哪个规范出了问题。
这就是改革。假如墨守成规，就不会有改革，经济也不会有活力。大坝是规章，保证河水不泛滥。但大坝的意义更在于让河水规范地流动，渠灌沃野。假如大坝阻水，要改的肯定不是水，而是大坝。
作为管理的一个范畴，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无论哪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都无可避免地发生一些尴尬的事：总有一些部门拿着过时的文件认真地告诉你，这个方面不能改革，因为这是规定，或者这是法律。
1995年前后，美国联邦政府准备撤掉农业推广部门，因为这个部门是按照19世纪的生产力水平，确定在骑马一天能够到达的地方就要建立一个农业推广站。这到了20世纪的末期显然已经严重不合时宜。可撤之前还是有那么一些议员或一些农业部门的人表示反对，理由就是这些推广站是按照法律建立起来的。
在中国，似乎谁都知道，发展小城镇是中国加速城市化的道路之一，小城镇的重要战略意义自不必说。可作为小城镇政府的一些管理权限至今被一些上级部门肢解着。不能说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是处心积虑不想改革，那是冤枉。这些部门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尽心尽力希望中国改革成功，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只是在按章办事，办得顺手，办得没有错，所以不想改变。错在部门的职责协调机制不完善或者不正确，错在基础上、制度上，错在规章。他们越是勤奋，改革工作碰到的阻力就越大。
48.尴尬之五：被管理者的尴尬——“渔网定律”
很早就听说过一个著名的管理学概念：纲举目张。那意思就是办事情要学会抓住关键环节。最近我开始研究渔网，时不时想起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想起了另一个有名的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怎么会疏而不漏呢？
网，很有意思的一个物件。摊开来看，是一个平面，一条条的纲目，构成了一个个的网眼，换句话说，那就是一条条的边界划定了一个个小小的空间。拎起来看，是一个金字塔体，一层层的网眼构成了一排排的阶梯，越往下越多。
渔民们知道，捕什么样的鱼，网眼的形状不一样；在多大的范围内捕鱼，需要的网长度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网的层次和网眼的大小是根据捕鱼者的能量、鱼塘的大小和捕捉对象来设计的。
可捕住天下的百姓，或者说捕住一个企业的全体员工，已经立了和还要立多少条界限？这些界限的强度如何？（就像渔网的网眼大小和网绳强度）这些界限和规章用什么形状编织在一起，能达到最佳效果？恐怕就没有人知道了。而事实上，人类就生活在这一个个小小的“网眼”空间里。
在研究了许多的企业和组织之后，我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结论，即：一个人、一个企业或一个团体的活动空间，与周边的界限多少有着规律性的关系。当界限大于2而小于N时，企业（个人）活动空间与界限多少成正比，与界限强度成反比。我们也来学学数学模型经济学家，以数学公式来表述一下这一定律，沾一点科学之光：
SC·L/F（L＞1，0＜F＜1）
S代表活动空间，L代表界限也就是规章制度的条数，F代表执行的强度，C为系数。这个公式表明，当规章制度的条数越多、执行的强度越大时，个人或企业活动的空间就越小；反之就越大。同样可以解释，当规章制度的条数虽然很多，可执行强度很小，个人或企业活动的空间也会最大；反之条数虽少，执行的强度却大，个人或企业活动空间同样会最小。
49.空间与边界的辩证法
坦率地说，我是不大相信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的，总觉得那有些滑稽。我这里用数学模型来表示我想说的意思，诸位也莫当真。我不过是想解释一个现象：为什么企业总是大叫捆绑太死却又为所欲为？
如果企业只遵守市场规律这一条界限，那么企业将有无限的空间自由发展。如果企业在遵守市场规律的同时，还要遵守法律，也就是对社会发展、对市场规律进行必要的限制，那么企业的行为将只能在两条线构成的空间内自由发展。如果在市场规律和法律之外还有什么力量比如行政力量可以左右企业行为的话，那么企业的活动空间将最小。也就是说三条边线最容易形成的就是一个稳固的三角形，在边线长度（在社会生活中就是执行的强度）一定的情况下，三角形的面积最小，也即企业的活动空间将最小。另一个结论是，当边线越多，边线的长度越短，形成的空间也越大。也就是说，当社会上各种力量形成的对企业限制的界限越多，各种限制执行的强度肯定越低，企业的活动空间反而越大。这似乎像几何学上的同一圆内，其内接几何图形，三角形面积最小而N边形面积最大。
中国现在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企业受到了市场规律、法律和行政力量三重限制，这就是企业为什么总是大叫捆绑太多的缘故。但同时，由于三方面各自都做了诸多的具体规定，特别是行政规章方面的条款太多，力量抵消，企业在非正常活动方面又总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特别是企业的领导人。
在美国，行政力量主要是执行法律，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他们那儿只有两条强有力的长线，他们的企业相对来讲，活动空间要比我们的企业大得多，这也是他们可以“自由的”在国内国外开展竞争的根本原因所在。可是，也正是因为他们只有两条长线，在各自的领域内具体规定虽然也很多，但抵消的力量要小得多，执行的强度就比较大，他们的企业在非正常活动方面就“不自由”得多。举个例子来说，不少美国的大老板对中国的小老板在美国的阔气举动惊叹不已，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大老板不能像中国小老板那样消费：他们害怕个人所得税的上升；而中国的小老板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一点。他的所有消费都可以打在差旅费内进行报销，差旅费是企业开支，是中国的财务制度明文规定可以进入成本的一项合法开支，政府也就这项制度规定了非常详细的可以报销和不可以报销的内容。结果是所有执法的部门没有一个可以准确地说清楚，现实出差中哪些费用应该报销，哪些费用就不应该报销。所以，对这一块的监督力度也最小。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又好像十分的自相矛盾：在最小的空间里，各种力量互相抵消，反而形成了最大的空间；在最大的空间里，各种力量强度最大，形成的空间反而最小。这就是“渔网定律”的全部内容。渔民们懂得，大眼渔网是用来捕大鱼的，小眼渔网虽然也能网住大鱼，但极有可能拉上来的是一张破网。
实在地说，我们的企业行为被捆绑得最紧，而我们的企业领导人实在是太自由了！原因就在于，市场规律不能创造，法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二者都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的就是减少我们现在还很强大的行政干预职责，减弱行政推行的力量，我们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经营成本自然也就会大幅度降下来；长官意志的力量减弱了，法律的力量就会增强，企业管理者的行为自然要受到自我约束。这是我国现在最大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策取向之处。
50.美国企业与员工自由吗
有智者说，且慢，这里面好像还有些不对头。你自己也说过，美国的企业也大叫捆绑太多，美国的百姓也大叫没有自由而当官的不叫，你却只说中国的企业太受限制，而中国企业的领导人太不受限制。
不错，美国企业领导人大叫受到限制太多，正在于他们没有我们的企业领导人“自由”，这不用太多解释了。
至于美国百姓喊没有自由，却有着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美国的单位也罢、企业也罢、团体也罢，同样没有超越时代来设置他们的管理体制，相当多的还是金字塔形，也就是说在最高处的权力最大。所以，他们虽然没有政府的行政干预力量的存在，在单位内部却存在着极强有力的第三条线——行政管理，丝毫不比我国企业逊色。对于个人来说，普通职员同样感到各种各样的“不自由”，而公司领导却矢口否认，他们认为那是规章制度。只不过在中国，这种规章制度大体是由政府制定的，而在美国是由企业领导者制定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政府制定企业规章制度容易养成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甚至是置法律和市场规律于不顾的干预，并成为别国攻击中国人权的口实之一；而企业制定的规则却只能是以服从市场规律和法律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有相当多的美国企业甚至剥夺员工的某些个人自由、侵犯人权，对此美国的政客与媒体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的。
51.渔网构造的启示
“渔网定律”只适用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不过，这不是我的研究目的，我更感兴趣的是渔网的平面构造。
摊开看，渔网的每一条“筋”是一样的粗细，每一个网眼是一样的大小，这意味着每一个网眼的活动空间也同样。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似乎通张网看不出谁是CEO，也看不出谁是NUMBER ONE，只有一根“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管理目标吧，只要它一举，整个大网就撒了出去。有点妙不可言。
这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层次管理与平面管理的最佳结合方式？如果是，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也就很简单了：向渔民学习！构造我们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也就是我们看见的那一条条同样粗细的“筋”；再根据我们需要捕获的对象，来精心测量和计算我们需要多大的“网眼”，也就是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活动空间。
有专家指出，就像装配线使得生产中的关键因素由劳动变为资本，电脑及互联网正在使生产中的关键因素由资本变为知识。这是知识经济的基础之一。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是深刻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性的。对中国来说，还不仅如此，由于中国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采取的对策是走“结合式”道路，也就是想在传统的产业中“结合”上智能，从而改造传统产业，直接步入知识经济。这样，就带来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当知识经济的信息、电脑、互联网越来越深入社会生活中时，管理如何在层次管理之上实现与平面管理的结合？换句话说，我们能否建立起一个既适用于金字塔式的层次管理模式，又适用于电脑带来的平面管理需要的新的管理模式，我们能否建起一张新的“大网”。
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编织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之网。如果织网者都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干什么，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会更有效。构造企业管理乃至社会管理之网。第一，取决于建网程序，也就是法律和法规的立法理念，是为“纲”服务，还是为网中的某一个“目”服务；说白了，是为人民、企业服务，还是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服务。第二，取决于建网的材料，也就是执法的强度。第三，取决于建网的设计，太繁或太简都不行，必须要很好地解决范围问题。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取决于捕什么样的鱼，这才是真正的建网目的。社会管理之网与真正渔网的根本区别在于，渔网是要将鱼绑捆上来，而管理之网则是要鱼在网中成长。
52.尴尬之六：管理自身的尴尬
也许是管理太过于精灵，也许是它已经落伍，人类正在慢慢地摆脱管理。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人们正在努力摆脱传统意义上的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对产品质量尽善尽美的要求产生出一个新名词，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全面质量管理”，大家都认为很准确、很好，政府也大力号召加以推广。美国人则不这样翻译，他们坚决不要“管理”这个词，说成是“可持续性质量改进”。一位美国的经济学教授解释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喜欢“管理”这个词，认为它含有自上而下统治的意思，所以他们用“改进”来代替。
传统管理的等级制正日益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作为等级制的象征——等级与办公室面积成正比关系也正受到嘲弄。比尔·盖茨认为：办公室和人的等级无关，和人的智慧有关。只有在一个独立的富有个性的环境中，软件开发人员的智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个更大、更舒适的办公室却不能使一个高级经理更加聪明，反而会助长其高人一等的念头，进而变得愚蠢。所以，微软的工作人员，从总裁到一般办事员，每人一个单间，标准一样。比尔·盖茨要求每一个员工都可以把电子邮件直接发给他，从而越过了所有的管理层次。
将眼光再投向其他国家一些大型公司特别是技术含量高、增长率也高的公司，就会发现已经有相当多的地方在相当程度上利用现代技术，将传统的垂直管理改掉了。善于说嘴的经济学家立即找到了新解释，称之为“扁平式”管理，并称之为巨大的无与伦比的革命，于是有了一个新的惊人名词：知识经济。
我买来几本介绍知识经济的书认真拜读，读完后坦率地说，正应了一句话：“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倒是前不久报纸报道的一件事让我思索良久：说是某大城市交警大队为了更好地管理出租车，准备出台新的管理规则，事先将这些规则交给出租车业主讨论，并多次召开有私人车主参加的各方面论证会，同时决定将这一行为组织化、制度化从而固定下来，以期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长期共同研究管理问题。我很好奇，因为这里面并没有任何高技术在内，却很像经济学家所说的“扁平式”管理方式，便打电话给那个城市的一个朋友询问此事，才知道在此之前曾出现过一个风波：交警部门出台了新的出租车管理办法，而全体出租车主拒绝这种新的管理，闹了矛盾打了架，砸了岗亭抓了人，这才有了现在的“新”管理制度。我明白了，传统的垂直式管理不行了，在没有多少“知识”的地方，照样会产生“知识经济”的扁平式管理制度。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当今的中国并不鲜见，我经常听到一些基层乡镇的领导干部抱怨：现在的农民太难管理了，因为他们知道的法律和规定也许比我们还多，稍有不当就告你。我总是笑着反问：为什么你就应该有不当行为？事先和人家商议过没有？
如果我们把管理认定为垂直式的，那么管理一词已经被淘汰或正在被淘汰。如果我们把管理认定为集合式，这种集体行动表达的管理方式还是管理，是不是一定要有“知识”，是不是称之为“扁平式”，倒在其次了。
无论是已经进入信息经济并正在向知识经济迈进的国家，还是像我们中国这样正在从传统经济同时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迈进的国家，都碰到了逐步淘汰垂直式管理，推广试用扁平式管理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的管理者能够接受这种挑战吗？如果不能，尴尬的不是管理者个人，而是管理本身。
53.嫁接出来的都是好果子吗
2000年的一天夜里，我看中央电视台4频道英文“对话”栏目，女主持人请我国科技部的一名官员和美国科学委员会的一位先生谈中国应该如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中国官员说中央政府已经确定了一条路径，那就是通过运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使中国走入知识经济。美国先生说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言下之意就是要淘汰传统产业，就像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
我不是科学家，我也不是经济学家，我正在学习信息经济，也想弄懂知识经济，我无法评判是嫁接方式好呢（中方主张）还是淘汰方式好（美方主张）。也许是职业习惯，我更关注先生们所谈论的这些方式对管理的需求，或者是冲击。
举例来说：随着通信和交通的现代化，社会管理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层次，甚至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政府或政府派出机构。从电视电话会议节省了大量管理费用和成本，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撤乡并镇并村都是证明。我们可能不再需要五级政府，从中央到基层，只需要四级或三级就足以实施有效管理。关键的问题在于对“有效管理”是如何理解和解释。政府的管理层次都可以大幅度缩减，企业特别是企业集团自然需要更加简捷、更加高效的管理层次。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管理方式都不应该还是以“开会”为主要形式。
电脑与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管理带来的冲击更大。当人们无论高低贵贱都可以直接沟通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传统社会中通常具有的那种等级差别就变得模糊了。等级制的取消，人的因素第一，即人的创造力第一，管理就是服务，社会权力与财富向知识集中，信息最大限度地被全社会共享，当这一切成为现实的时候，就意味着没有知识就没有工作，传统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就有了全新的解释。能否接受这一切的改变，不仅仅是管理者，而是全体中国人。
技术的嫁接也许并不太难，管理的嫁接肯定不那么容易。技术的嫁接不成功，可以拆了重来；管理的嫁接不成功，是无法拆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培养出“一代新人”。宛如杂交物种，大家只看到杂交的优势。殊不知那都是经过千挑万选之后的产物。在千挑万选之中，产生多少从未见过的劣种，科学家并不说，弃之不用就完了。可惜管理者如果嫁接失败，是无法弃之不用的：他必须面对全部的结果。
中国将面临着传统社会观念及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与新知识观念的对抗与冲突，能否像中央希望的那样，在用高新技术嫁接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也把社会管理新旧观念嫁接为一体，从而达到我们的目的？是否会整合出一种非驴非马式的东西？或者更糟糕，做成了一锅夹生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煮好这锅饭，是摆在我们各级政府、各级管理者面前严峻而紧迫的大课题。煮好这锅饭，是我们每一位企业管理者都面临的紧迫问题。企业，付不起高额学费，更不应该以巨大浪费来为社会总结管理方式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