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元和、长庆之际，诗人韩愈、孟郊与元稹、白居易各自成派。从前我讲文学史时，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韩、孟也写过元、白一派风格的诗篇，并举韩愈《山石》和一些七言绝句和孟郊的《游子吟》等诗为例。目的在说明韩、孟不是不能写通俗易懂的作品，而是有意回避“当时体”以求蹊径独辟。这次读白诗，才又发现白氏集中也有与韩愈风格相近的作品，即此诗便是。兹全录其诗如下：
江从西南来，浩浩无旦夕；长波逐若泻，连山凿如劈。千里不壅溃，万姓无垫溺。不尔民为鱼，大哉禹之绩。导岷既艰远，距海无咫尺；胡为不讫功，余水斯委积？洞庭与青草，大小两相敌；混合万丈深，渺茫千里白。每岁秋夏时，浩大吞七泽。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我今尚嗟叹，禹岂不爱惜！邈未究其由，想古观遗迹。疑自苗人顽，恃险不终役，帝亦无奈何，留患与今昔。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重来亲指划。疏河似剪纸，决壅如裂帛。渗作膏腴田，踏平鱼鳖宅；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
此诗从一开头即表现得气势浩瀚，句法高古，极似韩愈。自“我今尚嗟叹”以下，以想象带议论，亦韩诗中习见手法。而“安得禹复生”以下，一气呵成，尤使人有山奔潮涌之感。可见大作家的艺术风格总是不拘定式、不囿于一隅的。
细思之，此诗所以似韩诗，或者说所以与白氏其他作品不大相同的原因，还不在于章句技巧而已。最主要的一点，即白氏此篇的创作方法乃是浪漫主义的。诗人用瑰丽的幻想来表达崇高的理想，用夸张的手法来寄托远大的抱负，自然与《秦中吟》、《新乐府》等着重揭露与控诉的写法不同；更与诗人晚年由于一味耽溺看花饮酒、吟风弄月的生活而写的作品有巨大差异。这一类型的诗篇在《长庆集》中虽然数量不多，却是决定白居易成为一代大作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由于此诗意在揭橥诗人的抱负和理想，我们就不宜用一般庸常的想法来要求它。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卷四里曾批评此诗说：
香山有过洞庭湖诗，谓大禹治水，何不尽驱诸水直注之海，而流此大浸，占湖南千里之地。若去水作陆，又可活数百万生灵，增入司徒籍。岂禹时苗顽不用命，遂不能兴此役耶？此书生之见，好为议论，而不可行者也。万山之水，奔腾而下，其中途必有停潴之处，始不冲溢为患……黄河之水，无地停蓄，遂岁岁为患。若令蜀江出峡后，即挟众水直趋东海，其间吴楚经由之地，横溃冲决，将有更甚于黄河者。香山但发议论以骋其诗才，而不知见笑于有识也。
从道理讲，赵翼的话未尝无理。然执此以评白诗，适足以见其迂拘可笑。其实白居易何尝当真要办傻事，想把洞庭湖给填平，不过借此一抒其富国忧民的理想而已。这样的批评只能说明批评者还没有真正体会到诗人的用意，当然赵翼更不懂什么叫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了。可见“知人论世”，谈何容易！
此诗用典有极明显者，如“不尔民为鱼，大哉禹之绩”二句是。《左传》昭公元年：“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亦有颇为隐晦者，如“疑自苗人顽，恃险不终役，帝亦无奈何，留患与今昔”四句是。前二句盖用《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一本作‘陂’），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代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请服。”诗中的“恃险”，必须读了《外传》，才能很明确地理解，而且用典密切联系到“洞庭之波”，尤见诗人匠心。至于“帝亦无奈何”的“帝”，乃指舜而非指禹。这一点似乎连赵翼以及简野道明都没有搞清楚。现陈述理由如下：
一、《礼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郑玄注：“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淮南子·修务训》也明载着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的话。可见诗中的“无奈何”确有所指，并非空谈。（当然，如《吕氏春秋》和《韩诗外传》等书就说舜终于征服了三苗，这里恕不去考辨史实。）
二、禹治水时尚未为帝，读《尚书》和《史记》自知。而且在这两部书中每逢叙述到舜、禹对话时，总是以“帝”称舜而不以称禹。
三、此诗前后诸句皆直呼禹名，独此句称“帝”，宜非指一人也。
此诗结尾处说：“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有的选本只注：“司徒，官名。”似未解决问题。按，《周礼·地官》：“六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正因为司徒是掌管土地和人口的，所以清代才称户部尚书为司徒。而此诗的“书我司徒籍”也才显得用语贴切。又按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十七题下疏云：“《小尔雅·广言》云：‘司，主也。’《白虎通义·封公侯篇》云：‘司徒，主人（译成现代汉语是：司徒，是主管人事的官）。不言人（而）言徒者，徒，众也，重民众。’”可知“司徒”一名的词义，即“掌管众庶”之意。这对于了解白诗也不无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