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一书，虽系一部专论历史方法的著作，但刘知几在论历史方法之中，亦尝寓褒贬与夺之义。其中《疑古》一篇，题名《疑古》实即讽今。
例如他看到当武后之世，小人满朝，而武后尚以帝尧自居，则天为号。于是他在《疑古》中引据《左传》尧时有四凶而不能去之传说，而曰：“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又引据《论语》：“舜举咎繇，不仁者远”的传说，而曰：“是则当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又如他看到唐代史官，为了颂扬李渊而厚诬杨广，欲比杨广于桀、纣，以显出李渊即汤、武。于是他在同篇中引据子贡“桀、纣之恶不至是”一语而曰：“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
又如他看到李渊始则推戴恭帝，始则成其篡夺，而美其名曰禅让。于是谓尧、舜禅让不可信，而曰：“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
又如他看到李世民弑其兄，而当时论者，比之周公诛管、蔡。因为《左传》有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为了打击这种谀词谬论，于是他引据《尚书·君奭篇》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的传说，而曰：“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倾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讹。而周公自以不减，遽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
以上不过略举数例，以示其范。此种例子，散见于其他各篇者，往往而有，不及备举。但由此已可看出《史通》一书，实为一部富有灵魂的历史著作。诚如他自己所云：“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
总上所述，可以说就是刘知几的历史学之大概的内容。虽然亦有其短，但是只要我们想见刘知几是七世纪末的一位历史学家，那他的短处，就应该由时代负责了。
昔班固评司马迁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傅玄评班固曰：“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略事实，此其所失也。”
刘知几评王沈、孙盛等曰：“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黜华夏，此其大较也。”
吾于刘知几则曰：“论大道，则先《论衡》而后《六经》；述史观，则反天命而正人事；疑古史，则黜尧、舜而宽桀、纣；辨是非，则贬周公而恕管、蔡；评文献，则疑《春秋》而申《左传》；叙体裁，则耻模拟而倡创造；此其所以为长也。但其论‘本纪’则贬项羽而尊吴、蜀；评‘世家’，则退陈涉而进刘玄；此又其所以为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