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繁荣兴盛的时代，当时诸子并起，儒、墨、道、名、法、阴阳诸家，各以其独特的理论启迪人智。”作为道家思想代表人物的庄子，就曾称这种现象“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一曲之士也”。可见当时诸子百家思想活跃，理论繁富且各成一统，然而他们表达思想和理论的方式自有高下。“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的《庄子》，则“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记载其“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占全书“十之九”的寓言，是其思想、理论的直接载体，承负着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双重使命，而且把形象与思想、故事与理念、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它不像《孟子》《韩非子》等子家的寓言只是作为论理的佐证，也不同于专用论说或推理的其他子书，使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之表述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
寓言是理性的文学产物，它要求表达一定的哲理、教训或思想。因此，生动性和深刻性及其紧密结合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两者又必须完美地融合在一个独立的本体（寓言故事本身）中。《庄子》寓言不再是表达思想的一个环节，而是思想的直接载体，它用形象思维的方式表现理念内容，将思想融化于形象之中，使得“形象”具有了“抽象”的功能，而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又使其作用得到进一步深化。当然，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的方式出现，并不意味着形象只是理念的图解，事实上，二者是密不可分、水乳交融的。杜勃罗留波夫说：“艺术家们所处理的，不是抽象的思维与一般的原则，而是活的形象，思想就在其中显现。”作者在观照生活时，不仅有着深刻的感受，而且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两者的结合，便是其思想形成的动因。这种思想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蕴藏在生活之中的，作者从生活出发把生活塑造为艺术形象，就已经表现出了思想，这思想本身便是形象化的。从理论的高度说来，《庄子》寓言寓理念于形象之中，正是将生活或变了形的生活加以形象化的结果，而他之所以要将深邃的思想纳入形象思维的轨道，使寓言承负起双重使命的责任，则是意识到它具有纯抽象的思维无法代替的感染力。这种特殊效果在《庄子》寓言里有出色的体现。
《秋水》篇中，作者用寓言、故事的形式，通过论证时空的无穷、无限性，论证了人的认识的相对性。一开始，作者就从百川引到河，复由河引到“难穷”之海，并以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形式一问一答，讲了空间大小的相对论，接触到了“宏观世界”的问题，接着又从时间观念引入“盈虚”、“生死”、“得失”等，兜一个圈再回到相对论：大到“数之所不能穷”，小到“无形”甚至于“数之所不能分”、“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不能分析的“精细”空间，从而接触到“微观世界”的问题。整个寓言，寓含着知识的相对性哲理。这深刻的哲理完全是通过各种形象如河伯、北海若、井蛙、夏虫、曲士、垒空、大泽、毫末、马体等的类比和寓意而展示的。在这由多种形象组成的形象体系中，体现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形象与理念的使命双遣、相纠相结、错杂综合。
庄子的人生哲学讲求无为，顺其自然，但这种理念内容往往并不通过理论论证的方式来表现。且看：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
这个“佝偻承蜩”寓言，意在阐明达生之旨，强调养神的重要作用，以“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作为养生之道。这一意蕴的揭示，是通过形象化的手段实现的，二者互相渗透，思想在形象中迸射出来。寓言细致刻画了佝偻老人的形象，首先经过“累丸二、累三、累五”三个层次，表现情节的进展，渐臻理想境界。“若厥株枸”、“若槁木之枝”两个比喻，虽是想象中的外貌勾勒，却已灌注了思想流程的明确走向，则“佝偻承蜩犹掇之”的画面，不仅具有了鲜明性和可感性，而且自然使人悟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主旨。寓言的形象表现是多层次多侧面的，有外貌勾画、语言交流、情节进展、行为动作，这一切形成完整的结构和气氛，见出文学手段的丰富性，思想也就被形象化了，双重承负也由此完成，不留痕迹，可说天衣无缝。
《逍遥游》中许多寓言在论证“有待”与“无待”关系的同时，展示了一个由“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枪榆枋而止”的蜩与学鸠；“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宋荣子；“御风而行”的列子；以及“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等多种形象组成的形象系统，使理念与形象两者相得益彰，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与融合。
由上可见，《庄子》寓言用形象思维表现理念内容，把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有机地糅合在寓言统一体里，生动、深刻地揭示出思想和哲理的内涵，突出了形象思维的特殊功效。从思维表述的发展看，《庄子》寓言是成功地运用这种方式的较早实践者。翻开我国古代思想史，先秦诸子百家几乎很少像庄子一样有意识地把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起来，让寓言担负起“结合”的任务，《墨子》《孟子》《韩非子》都不曾具有这种“结合”之功能。
从两汉一直到中唐之韩愈，几乎所有思想家都惯用语言陈述和论析的方式表达其思想。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尽管曾用《梓人传》《三戒》之类独立成篇的寓言以表明其思想观点，但其有限的寓言作品远远不能涵盖他整个思想体系，也就是说，他的大部分思想不是以寓言形式体现出来。到了宋代，程朱为思想界之巨擘，但其思想也是用陈述性语言直接倾吐。其他思想家虽也有用寓言形式表述的，但情形大致与柳宗元相当。明清时代亦然，只是宋濂、刘基、蒲松龄、石成金等所作寓言数量较多，但也未曾像庄子一样把形象与理念和谐地统一起来。因此可以说，《庄子》寓言在古代思想之表述史上有其标志性的意义和独特的地位。《庄子》寓言的情形是这样，古希腊《伊索寓言》又如何？众所周知，《伊索寓言》大多在讲完一个故事或陈述一个事件之后，往往加上劝诫或教训的尾巴，生怕读者无从把握其寓意，至于故事本身的陈述，也谈不上形象与理念的完美结合。比如同一题材的寓言故事，在《庄子》那里是形象与理念水乳交融，形象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思想理念的产生过程。而在《伊索寓言》中，却没有这个特点。同是反映人的认识有其相对性的寓意，《庄子》用“河伯与北海若”的寓言通过形象体现出来，其形成过程上文已有分析。《伊索寓言》则用“灯”来体现：
灯喝油喝醉了，光发得很亮，自认为比星星和太阳还要亮得多。一阵风吹来，灯立即被吹灭了。有人重新点上，并对他说：“灯啊，不要再夸口了，从今后就不声不响地发亮吧，星星的光是从不灭的。”
这纯粹是作者在发议论，寓言的含义或思想，读者是通过作者的道白才明白的，故显浅露。
《庄子》寓言不但把形象与理念完美地结合起来，而且还包罗了庄子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和生活命题，其中涵盖得尤其丰富的是他的哲学思想。他的宇宙观、认识论、人生观、自由观、人性理论、美学思想、文学思想，以及对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种种看法，几乎无一不在寓言中充分体现。因此可以说，《庄子》寓言是包罗万象的思想宝库，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长河里，几乎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像庄子一样用“寓言”这种短小的叙事文体涵盖人世间如此多的意识范畴。这确实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笔宝贵财富。它告诉人们，在表现社会意识形态时，别忘了“寓言”这个小精灵所担负的任务。下面略举数例以明。
“道”为万物本源的思想可见于“东郭子问道”的寓言：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稗。”曰：“何其愈下矣？”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成玄英《疏》云：“大道无不在，而所在皆无，故处处有之，不简秽贱。”
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可见于“陷井之蛙”（《秋水》）的寓言。隐者的人生观可见于“尧让天下于许由”（《逍遥游》）的寓言。
超脱逍遥的自由观可见于“藐姑射之神人”：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郭象《注》云：“遗身而自得，虽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
人性自然的理论见于“伯乐治马”的寓言：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弛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笞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郭象《注》：“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为不善于治也，揉曲为直，厉驽习骥，能为规矩以矫指其性，便死而后已，乃谓之善治也，不亦过乎！”
以自然为美的美学观可见于“东施效颦”（《天运》）的寓言。
诸如此类反映某种思想观点的寓言不胜枚举。此外还有一些反映意识形态中某些概念和范畴的寓言，大致可分为六类。
一是关于时空观念的寓言。
“鲲鹏”（《逍遥游》）：空间为物质的运动提供广阔的舞台；时间孕育着无穷的变化。
二是关于死生问题的寓言。
“妻死鼓盆”（《至乐》）；“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
三是关于名实问题的寓言。
庄子是一贯不计名誉的，如“尧让天下于许由”（《逍遥游》）。
四是关于动机效果问题的寓言。
a.动机效果不统一者，如“丑女效颦”（《天运》）、“邯郸学步”（《秋水》）。
b.动机不同而效果相同者，如“臧谷亡羊”（《骈拇》）。
五是关于形神关系的寓言。
a.强调精神：“豚子食于死母”、“哀骀它”、“支离无唇”、“瓮盎大瘿”（均见《德充符》）、“醉者坠车”（《达生》）。
b.精神涣散则招致灾祸，如“桓公见鬼”（《达生》）。
c.精神专一则得福，如“佝偻承蜩”、“操舟若神”、“蹈水之道”（均见《达生》）。
d.养生莫过于养神，如“纪渻子养斗鸡”（《达生》）。
六是关于言意关系的寓言。
庄子只讲意会，不重言传，如“轮扁斫轮”（《天道》）、“得鱼忘筌”（《外物》）。
如前所述，《庄子》寓言在抽象的逻辑线索上缀连着形象的花环，这与讲究分析、注重普遍和概括，偏于抽象的西方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它与传统的中国思维着重在特殊、具体的直观领悟中把握真理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与战国时代其他子家相比，《庄子》更自觉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来阐述他的“道”，这种带有审美积淀特征的思维方式又是由道家特殊的哲学思辨决定的。众所周知，老子提出“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认为一经抽象概括了的语言只是关于现实的一幅近似的、相对的图画，用以反映和表达世界有其局限性，无法使原来世界毫无改变地存真。为了突破语言和概念的局限以表达寂寞无形，变化无常的“道”，庄子对“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追求，他一方面提出了“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理论，重视“言外之意”，即重视文字作用于感情所引起的想象和联想；另一方面主张言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从而在表达其哲学思想时注意用感性直观的形象即“寓言”来说话，这就使得一部哲学的《庄子》，同时也是一部优美的文学寓言故事集，使得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两者并行不悖，相映生辉。
《庄子》寓言把形象与理念、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完美地结合起来，还在于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以形见理的直观思维方式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善于在美的形象和意境中启示认知，通过具体的形象向人们展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真理性认识。《老子》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论语》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云：“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都带有以形见理的直观思维方式的特点。自觉而大量采用寓言说理的《庄子》，正是鲜明而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思维方式的这一特点。《庄子》寓言之所以把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完美地结合起来，两者浑然天成，原因就在于此。
（原载《中州学刊》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