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正礼
刘少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身上处处体现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具备的各种优良品格。本文试对其较为突出的政治品格作些探讨。
一、刚正不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三大灵魂之一而被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这从理论上的理解和接受对每一位共产党员来说都不难做到，然而，要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坚持实事求是，尤其是在党的上级指导机关或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产生错误的情况下，仍能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并非易事。刘少奇同志的政治品格在敢于坚持实事求是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一些共产党人由于对国民党反动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遗憾，加上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错误，因而在革命行动中产生了“左”倾盲动的情绪。“左”的指导思想很快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盲目要求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在组织上则实行惩办主义，动辄对党员干部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给予纪律处分。1928年2月13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评刘少奇：现在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刘少奇的政治观点似乎尚未完全改正，他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可就在会后的2月16日，当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人召集罗章龙、刘少奇等四同志谈话，征求他们对于党的一般策略的意见，以备中共六大会议参考时，刘少奇不顾遭受“右倾”、“取消革命”等错误批评的危险，仍敢于向常委负责同志提出：关于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八七会议后，我们对各地暴动的群众条件估计不足，“我们的暴动计划应照群众的力量来决定”，“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
20世纪30年代初，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尚不能很好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往往唯共产国际指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意见是从。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也强烈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绝对服从其指挥，否则就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分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30年8月，刘少奇同志率中国工会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根据当时德国职工运动的经验，要求中国赤色工会在黄色工会里建立赤色反对派，公开打出旗帜与黄色工会对抗。刘少奇认为中国情况与德国不同，黄色工会力量强大且合法存在，赤色工会力量弱小且不能合理存在，在黄色工会里面搞赤色反对派不现实也不可能，因此，不同意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的办法，而是主张中国赤色工会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其合法存在来争取工人群众。刘的正确主张被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斥之为“反决议”，并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尽管如此，刘少奇同志仍根据中国职工运动的国情，书面向赤色职工国际提出：在中国，当黄色工会群众起来作经济斗争时，我们总是提“组织工人自己的赤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等口号是错误的。中国赤色工会应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统一战线，“那种认为国民党解散赤色工会我们就反对，解散黄色工会我们就不反对，是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刘少奇同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尤其是敢于在莫斯科同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的错误思想作坚决的斗争，这不仅在中共党的历史上不多见，而且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难能可贵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党的“左”倾指导思想不断得到发展，以至发动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作风也不断得到发展，全国出现了广大人民，包括党的高级领导人对毛泽东同志盲目崇拜、把毛泽东讲话神圣化的现象。这期间，刘少奇同志与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也没能完全摆脱“左”的束缚，在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活动中都犯有不同程度的“左”倾。但与众不同的是，一当刘少奇认识到党、国家和自身工作中的错误，他就敢于立即承认错误，并努力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包括纠正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错误思想和做法。例如，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前车之鉴使得许多党员干部不敢讲真话，保身远祸之风盛行。对“三面红旗”的评价，因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几乎无人敢去怀疑。1960年6月，刘少奇同志经过视察，在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大会上却勇敢地提出：最近半年来，粮食、浮夸、非正常死亡等问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因彭德怀问题一出就没有讨论下去，“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大提倡，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后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进一步提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从全国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造成目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失误，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甚至在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三面红旗”暂作保留，待过几年再作取舍的设想。这些讲话令与会者耳目一新，促使全党“朝着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了二月的“西楼会议”和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我国国民经济形势已处于“非常时期”，因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大刀阔斧地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这两次会议及其制定的国民经济调整措施，30年后被薄一波同志高度评价为“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随着“左”倾指导思想的发展，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也逐步升级。1964年9月，刘少奇在《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中却勇敢地提出：“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并将信送呈毛泽东审阅修改。1966年5月，“左”倾指导思想的恶性发展，终于导致“文革”的发动，全国政治气氛骤然紧张。5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通知》时，陈伯达、康生等依仗毛泽东的支持，连郭沫若等提出对文件个别标点和用词进行修改的建议都被一一否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同志仍敢于仗义执言：“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同志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但他仍“非常实事求是”，“表示‘欢迎摆事实，讲道理，批评多厉害都不怕’”，面对种种造谣和污蔑，平静地坚信：“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否定不了的！”充分体现出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立场。
由上可见，刘少奇同志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都表现出刚正不阿，反对随波逐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品格。
二、胸怀坦荡，顾全大局，视党内团结为党的生命，勇于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而牺牲自我
刘少奇同志在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曾担任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职务，在工作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干，然而，他的领导工作，一方面多次受到“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批评，另一方面也不止一次地遭到来自党内野心家的忌妒、攻击和凯觎。刘少奇同志一向胸怀坦荡，淡泊名利，始终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认为党内团结是“解决党的一切任务的中心关键与决定因素”，“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因此，每遇上述不幸情况发生，他都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而牺牲自己。
1928年初，刘少奇受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委托赴天津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在工作中与顺直省委的一些同志发生了争执。刘少奇同志最终并没有以势压人，要求省委的同志服从自己的意志，更反对在党内“闹无谓的纠纷和个人意气”，因此，从利于党的团结和工作出发，他向中央提出：“北方同志中有些对我确实有了些成见，最好中央能够调换我的工作。”希望以自己的让步换得顺直问题的有利解决。1954年初，高岗、饶漱石居功自傲，向党发难，企图推倒刘少奇，达到纂党夺权的目的。当毛泽东觉察到高、饶的行经后，要高岗找刘少奇直接谈清问题，高岗不予理睬。刘少奇同志自1943年以来，在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就已确立，职务和威望仅次于毛泽东，并曾长期担任高、饶的上级领导，但他却多次主动找高岗、饶漱石谈话，希望他们以党的团结为重，不要再在党内制造分裂、闹争吵，并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诚恳的检讨。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再次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但仍没有点高、饶的名，对高、饶可谓仁至义尽。刘少奇的宽宏大度本应使高、饶幡然悔悟，改邪归正，但高、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地走上了反党分裂的道路。
“文革”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来说都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文革”开始后，大批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残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陷入瘫痪。对此，刘少奇心急如焚，在众多场合，他都一再表示，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一切责任都由他负，不要怪罪下面，自己愿意辞去国家主席和其他一切职务，接受党的批评和处分，希望以此来解脱广大干部，让他们赶快出来工作，使党少受损失。1967年8月，刘少奇已完全身陷囹圄，旷日持久的批斗，使其身心遭受了严酷的摧残，但在批斗陈毅的大会上，他仍提出：“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如果说“文革”之初，刘少奇同志是以牺牲自己的职位来保护党的优秀干部，此时已是试图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得老干部的解脱，表现出舍己奉公，牺牲为党的伟人风范。面对突然降临的个人灾难，刘少奇同志则表现得从容不迫、冷静自如。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以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对此，刘少奇“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刘少奇同志经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他始终遵循党性原则，严守自己作出的保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保持了圣洁的革命晚节。
三、言行一致，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更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对“修养”身体力行
刘少奇同志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中共著名的理论家。他强调每个党员都应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党建理论，被国外一些学者称赞为：可以同马克思时代宣传共产党的学说、列宁时代强调党的路线方针和指导思想建设的党建理论相媲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的新贡献。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已教育和培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仍是每位党员同志必备的读物。刘少奇同志不仅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内涵，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途经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所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能做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刘少奇同志在《论修养》中提出：共产党人要“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要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如前所述，刘少奇同志一生刚正不阿，敢于拥护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对待“左”倾指导思想执行者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取消革命”等不实之词以及组织上的错误处理，都勇于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而牺牲自己，切实地做到了“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
建国以后，刘少奇同志历任党和政府的要职，但他继续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1961年4至5月，他对湖南农村进行了长达44天的实地考察，为了减轻地方的负担，他住养猪场饲料房、农舍和自家的旧居，身着蓝布衣，脚穿黑布鞋，身边只带几名工作人员，轻装便行，以至发生县委书记闻讯出门迎接，与刘少奇照面而过却没有认出他的故事，在中共廉政史上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他反对突出宣传个人，更不许别人为自己歌功颂德。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他不许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称其为“委员长”，提出：在我们党内，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都习惯了，不必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称同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编定后，毛泽东等人多次提议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刘少奇却一再推辞，直到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后，他才表示同意，但因忙于研究新现象，解决新问题，他无暇顾及审阅过去的文稿，后又因“文革”的发动，《选集》在他生前未能出版。1961年，刘少奇在家乡湖南宁乡县考察，当他得知部分群众的房屋在“大跃进”、全民炼钢和办公共食堂中被拆除，现已无房可住，而地方干部却违背他的意愿，将其故居改建为纪念馆，于是就耐心而又诚恳地批评地方干部：“这里搞我的旧居纪念馆，曾写信问过我，我几次写信说不要搞，结果还是搞了。”并当众宣布：纪念馆不办了，旧居腾出来给无房群众住，屋里的木板，拿去替没门的人家做门。刘少奇同志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他在《论修养》中所要求的：共产党员应做到“没有私人的目的和企图要去奉承人家，也不要人家奉承自己”。
刘少奇在《论修养》中严厉地批评了“患得患失，计较个人利益”、“假公营私”、把个人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等种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腐朽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曾思考着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以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堕落。建国后，他参与领导了全党展开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活动。他自己在这方面同样为全党作出了出色的表帅。例如，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后，他的一些亲戚和本家来到北京，试图找他帮忙。有的想从农村进城当工人，有的要调动工作，有的想用内部价买块手表等。为了使这种不良迹象彻底杜绝在萌芽之势，1959年10月，刘少奇不顾连续多日主持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的疲劳，仍抽空召开了家庭会议，语重心长地教导亲戚和子女们：“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的……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刘少奇的教悔使亲戚和孩子们心悦诚服，他们当即表示拥护他的决定。刘少奇长期自己掏钱雇车接送孩子们上学，而不许子女们使用自己的公车。三年困难时期，他要求家人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要孩子们在学校吃饭，尝尝吃不饱饭的滋味，以便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早在1948年，朱德同志就曾写诗称赞刘少奇“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1980年，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冤案平反之际，王光美同志总结刘少奇的一生为人，也深有感触地表示：“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不是欺人之谈。他自己是身体力行，努力照这本书中所说的去做的。”大量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要求别人的，自己首先做到，这是值得世世代代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永远学习的。
四、矢志不渝，历经磨难和挫折，一生忠于共产主义
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种种社会思潮和主张被介绍到中国，在各地的报刊上纷然杂陈，并被各自的信仰者推崇为“救国方案”而加以研究、宣传和实验。刘少奇同中国其他早期共产主义分子一样，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通过对各种主义和学说的鉴别、分析和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然而，中国民主革命的时代是革命斗争异常艰苦和激烈的年代，因此又是大浪淘沙的年代，意志薄弱、贪生怕死、急功近利者逐一被淘汰出革命队伍，只有斗志坚定、毅力顽强者才能在革命的大熔炉中经受住长期的考验，不断得到锻炼和成长，最终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刘少奇同志一生历经艰难和坎坷，经受了种种严峻的考验和磨炼。他曾分别于1925年和1929年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国民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异常低落，革命环境空前险恶，刘少奇同志毅然接受党组织的安排，长期战斗在敌人白色恐怖统治的心脏地带——上海、天津、奉天和北平等地，冒着生命危险与敌周旋，努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工人运动。
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除了遭自敌人的殊死破坏，险情丛生，同时，还不断受到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的干扰。如前述及，1930年8月，他因反对中国职工运动照搬德国经验而被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指责为“反决议”，并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1931年10月，因反对狭隘的宗派主义，提出中国赤色工会应同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统一战线而被中共临时中央批评为“站在工会系统上，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反对临时中央要求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武装暴动”，提议上海工人应支援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战，这一主张却被临时中央指责为“取消派的罢工斗争方针”。同年3月，他又因反对“左”倾盲动而被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批评为“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方式”，并被认定“不能担任领导工作”，撤销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面对艰难的革命形势，又接二连三地遭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批评，刘少奇同志丝毫没有动摇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念，他多次向中央表示：“将继续积极的向中央提出在各种问题上的意见，来和同志们讨论，并将继续平日的工作。”刘少奇同志就是这样，一方面顽强地与敌斗争，另一方面在党内坚持既反右又反“左”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努力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最终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成为“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
刘少奇同志一生视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消灭剥削和压迫为“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责任”，更克尽厥职地履行着这一责任。他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历经磨难和挫折，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继续奋斗，既便在遭受迫害的“文革”中仍矢志不渝地要求自己：“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并向子女们嘱咐：“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可见，他至死都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对人类美好的未来充满乐观主义的态度。
刘少奇同志诞辰50周年之际，朱德同志曾总结刘少奇前半生的革命道路，高度赞扬刘少奇“真理寻求得，生平能坚持”。今天，我们引用这句话来描述刘少奇同志一生的革命道路不仅完全贴切，而且显得更为准确，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综上所述，刘少奇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勇于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而牺牲自己、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所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等优良政治品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国内正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重温和研究刘少奇同志的政治品格，具有极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