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反腐权力将实现优化，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一个引人关注的亮点。《决定》称，推动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作为中国新的反腐败掌门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2012年11月30日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次座谈会因为“敞开讲、说真话”，以及会议内容的全面披露，带来了巨大持久的社会回响。
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王岐山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国内外许多人士对把王岐山这样一位有着丰富金融实践经验的要员放在纪委书记职位上主管反腐工作甚感不解。对此，有专家分析指出，从处理“广国投”事件到施治海南烂尾楼，再到京城治“非典”，王岐山在过去表现出了解决棘手难题的能力，被称为“救火队长”。他做事的果敢干脆，相对开明和开放的思想，与改革派和知识界良好的私人关系，再加上熟悉金融，使他能够突破目前的反腐瓶颈，开启制度反腐新局。从这个角度看，他是纪委书记的绝佳人选。
源头反腐谋求新突破
据媒体披露，参加2012年11月30日中央纪委专家学者座谈会的八位专家中，有五六位提到了财产申报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周淑真教授指出，反腐败工作很早就有“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提法，但在推动落实中进展缓慢，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各国通行的预防腐败的有效做法，在中国虽然很早就在个别地区进行了试点，但迟迟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建议立即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周淑真表示，一步到位很难，可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谁想从政，谁先公布。各级领导干部在新提拔前，申报个人财产并核查公示公开，作为提升的前提；对现任的领导干部采取“自报”方式，规定一定时期、一定额度、一定事项，主动自报，进行备案，可减轻处理或不处理，甚至既往不咎；但“有病不自报”，一旦查出必须给予严肃处理。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专家马怀德同样力主尽快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的关键就是公开，公开才能达到财产申报的效果和目的。公开是反腐败的利器，只要公开了，很多腐败现象就没有藏身之地”。他认为，官员的财产申报公开是一个关系到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的制度，如果仅仅是从基层做起，没有制度的支撑，没有顶层设计保障的话，这些制度很难持久。“因为从财产申报，特别是公开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制度关系到公务员切身的利益，并且社会公众高度关注。”他指出，中国有700多万公务员，如果公务员财产都要申报公开，仅仅靠一个地方或者个别单位的探索是不够的，必须制度先行，进行顶层设计。“通过顶层设计，明确规定官员有义务申报公开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申报，或者申报不实，那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推进这项制度。”他解释说，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法律来推进这项工作的。
专栏
习近平吹响反腐“集结号”，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有深意
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打铁还需自身硬”，表明了党中央反腐的坚定决心。其后，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他更以“亡党亡国”来警示腐败滋生的危险，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来提醒全党反腐的深远意义。履新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频频强调反腐败，引起海内外媒体和网络高度关注。
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发言时进一步提出，从目前看，对社会上呼声最高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应有所回应，“这也是国际反腐败斗争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黄苇町主张，可以将房产公开作为突破口。由于各种隐性收入大量存在，目前，核查官员全部财产和收入难度还较大。不过，房产实名登记已能够实现全国联网，查清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名下有多少房产，从技术层面不成问题，实施起来相对容易。而且，房产价值高，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最明显线索。
中央党校辛鸣教授说，实践表明，官员财产申报是有效的反腐败举措，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将申报情况向全社会公示，效果将会更好，人民群众对于反腐败将会更加有信心。辛鸣表示，对于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一定要下大决心。只要有决心，自然会找到切实稳妥可行的办法。当然，由于既有的各种利益关系有其历史客观原因，新制度也不必一蹴而就。“当下，可以在新任职官员中推进，要求从现在开始获得职务提升的领导干部，公示财产。官员财产公示只要迈开第一步，以后的路就好走了。”
学界：官员财产公开成焦点
马怀德在座谈会上建议，反腐败要靠法治，关键是要制定三部法律。
第一部法律是《重大决策程序条例》。“腐败多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之所以会腐败，是因为他们享有重要的决策权，通过决策的行为设租、寻租，达到腐败的目的。”马怀德认为，要想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必须约束和规范领导干部的重大决策权，特别是当这个决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时，要严格加以规范和约束。
第二部法律是《政务公开法》。马怀德说，现在中国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该条例只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不是法律，无法和档案法、保密法相衔接，也无法涵盖党务公开、司法公开及各个领域的办事公开制度。因此，制定一部《政务公开法》非常必要。“财产申报制度的关键就是公开，公开才能达到财产申报的效果和目的，《政务公开法》也可以解决领导干部财产收入申报的公开问题。”
马怀德建议制定的第三部法律是《行政组织法》。马怀德认为，为了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划清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应将公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制定法律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权限、相互关系以及机构职能、编制，这对于预防和减少腐败有重要的意义。
马怀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参加中央纪委的专家学者座谈会，感受到比较强烈的信号就是，中央这次对十八大以后反腐倡廉有一些新的思路，要出台一些新的举措。”2013年是中国惩防腐败体系五年规划收官之年，目前中国反腐可以说处在承前启后的节点。马怀德认为，惩防腐败体系下一个五年规划应该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注重顶层设计，搭建有效反腐体制机制和平台；二是注重调动社会力量加入到反腐队伍中，发挥监督作用；三是高度重视信息技术现代科技，特别是网络等技术反腐，用新媒体参与的方式，推进反腐进程。
北京大学宪法和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的建议包括：制定五到十年的反腐败中长期规划、启动中国反腐败法（或称廉政法）的立法工作、进一步推动对公权力运作的制约以及建立健全公权力运作的监督机制等。姜明安发言称，需要展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的决心和反腐败的能力，虽然不主张和反对盲目的、无战略规划的、无顶层设计的、形式主义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今天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腐败，面对向老百姓承诺的“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仅应烧“三把火”，而且应该烧多把火。不仅要在上任时烧，而且要在整个任上都烧，敢于打一场攻坚战和硬仗。
周淑真认为，未来的反腐倡廉工作，要建立在一个清醒认识基础上再出重拳，当然这个出重拳的过程，既要注重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又要注重落实相关制度，使得反腐倡廉制度能够有效实行下去，达到真正建设廉洁政治的目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也指出，“再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严格执行，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和作用”。程文浩认为，廉政制度建设今后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制度整合。中国的廉政规章制度种类繁多、数量极大，这实际降低了制度的整体效力和执行效果。目前应进行适度的制度整合，要合并前后内容重复的相似制度，同时要把某些重要的规章制度上升到法律，以提高制度本身的权威性和威慑力。二是定期制度更新。有些廉政制度由于施行时间较早，已明显不适应当前的现实需要。应本着求真务实的原则，定期审查并及时更新现有的各项廉政制度，以确保其内容能够与时俱进，切实解决现实问题。三是强化制度执行。执行是制度的生命。再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严格执行，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和作用。应针对现有的各项廉政制度建立起定期的执行评估机制。对于明显执行不力的制度，要深刻反思并做出及时调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则提出，反腐要建立一个有力有效的反腐败体制。任建明认为，反腐败体制是决定能不能控制和战胜腐败很重要的一个要素，这关涉反腐败机构是否真正有效运作，从而打击、预防腐败。座谈会上，他讲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如中国香港地区及新加坡的例子，建议学习、借鉴其规律性的东西。“尽管我们1993年中纪委、监察部就合署办公，十六大以来有派出机构的统一管理改革、建立巡视制度，但这个改革远没有完成。”
专栏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引热议
在2012年11月30日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王岐山提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引发与会专家学者的热议。
马怀德认为，王岐山提到纪委监察干部，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就是对纪委监察干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所有的领导同志和纪委监察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有信任，更要有监督。实际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也是这样，监督的制度很重要，再好的干部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的机制，没有有效的制度，都会有腐败的可能，“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称，西方很多制度设计是假设人性恶，假设所有人都是坏的，导致制度设计走向法治化。我们要是假设人人都是圣人的话，对他们都是高度信任的，更希望的是道德自律和道德约束，这种情况下制度更大程度是一种形式的东西。制度到底是基于人性善的盲目信任，还是人性坏的假设，我觉得提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是有积极意义的，有助于制度设计本身更加科学有效。
姜明安认为，西方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有一种人性恶的假设，而中国则强调人性善和“大多数人是好的”，虽然“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没有积极肯定西方的那个假设，但实际上也涉及那个假设的一些意思。
任建明举例说，香港就是一个可前后比较的案例，在廉政公署设立之前有一个警察系统的反腐败机构，但很长时间里越反越腐，直到成立高度独立、充分授权的廉政公署，有一套严密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机制，保证机构本身非常廉洁，所谓的“白过白色”，这样的机构才能有效肩负反腐的重要职能。他认为，对反腐而言，人民大众的参与只是辅助作用，关键还要靠反腐机构的专业、有效运作。香港的案例对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启示是，要坚定地把改革深入下去。
任建明建议，改革当“纵向垂直、横向整合”，纵向就是保留中央和省两级机构，省以下都垂直，目的就是实现独立，从而立竿见影；横向就是整合现在分布多个系统、条块、层级分割的反腐部门和力量，改变资源分散、交叉、重叠的状况，以此改变反腐败不利的态势。
高层：源头入手提升发现腐败能力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源头上开出了药方，是对反腐败体制机制的一种创新。它的意义更在于，倒逼腐败分子必须收敛自己的行为，可能的“保护伞”被制度性地撤除了，反腐败将更好地纳入法治化轨道。
这一连串的改革实举，直破实际中的纪委反腐积弊。不仅如此，来自有关专家的消息称，对于官员贪腐等职务犯罪案件，今后纪检监察部门的侦查环节，检察机关或将介入，也就是“双规制度”某些程序要与检察机关合并。如果此言属实，那么连同上述的“扩权”一起，纪委的反腐权力将得到较大优化，这必将在未来数年给中国社会带来一场较大的变革，腐败分子将越来越没那么逍遥自在了。
正如反腐专家李永忠所言，这么多年，这么多起腐败案件，几乎没有同级纪委检举揭发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和党委班子违纪违法行为的案例。曾与某省一位市纪委书记谈心，问及对同级党委到底有没有监督，怎么监督？对方坦言没有，所有的反腐案件，只涉及下级单位。在相当意义上说，这种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存在的漏洞，也正是“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的原因所在。
而运行数十载的“双规制度”，在发挥反腐作用的同时，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纪委调查环节，检察机关重新走一遍，存在“重复劳动”。而如何实现纪委调查、侦查的科学性，也迫切需要实现法治化、程序化、规范化。
专栏
政协90位委员联名提案卫生部保留原来名称
全国政协医卫界90位委员3月10日联名提案，建议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依然叫“卫生部”。委员们一致认为，职能应该合并，但是名称没有必要合并。医卫界委员普遍认为，相对于“大卫生”的理念，“计划生育工作”应为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没有必要在部委名称中体现出来。同时，“卫生部”的称呼为国际惯例，“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则更像是把卫生和计划生育捆绑在一起，名称翻译会过于烦琐，不利于国际交流合作。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食药监局局长邵明立表示，30年前计生委就在卫生部，后计生委独立出来。此次部委合并，计生委中的“人口计划”职能已划归发改委，其管理职能比30年前要“小”了，因此更没有必要在称呼中体现出来。
当上级纪委主导了案件查办，下级纪委所掌握的腐败线索就必须报告上级，腐败分子就难以被同级党委包庇捂住，其“能量”也将很难搞定上级纪委。这将直接破除同级监督的困局。当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那些有明显犯罪嫌疑的案件将可能不需“双规”这一环节，这也会对腐败分子形成有效震慑，使其失去“活动”的机会。还有，这种法治精神的更多彰显、法治化轨道的更好纳入，也可能会减少一些“双规”的不足与失误，使违纪与违法得到更好厘清。同时，也会使纪委的办案能力得到优化和提升，使其更讲法治。
从当前社会公众的呼声看，纪委对腐败分子的发现能力，成为一大焦点。蒋洁敏的落马，使人们对“纪委走在前面”增添信心。此次纪委反腐权力的优化，最终将使纪委发现腐败分子的能力得到提升，这也正是群众所期待的。
中纪委“打虎”新策显成效
“雷鸣之后，必有大雨。”中共十八大之后，“习李”新政中最受公众瞩目、目前也取得较大成效的内容无疑是反腐败。王岐山执掌中纪委一年以来，誓言既要“拍苍蝇”，也要“打老虎”。如果说十八大后首个省部级官员、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的落马，被认为是打响了高层反腐第一枪，那么一年多以后，截至2014年全国两会前，已经有20多名省部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处，彰显了中纪委“打虎”的决心，极大提振了民众的反腐信心。
在2013年年初，全体中央纪委委员、各省级纪委书记共170余人参加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2014年1月13日，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王岐山再次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彰显了新一届中央纪委反腐的新思路。
新变化：从打“苍蝇”到打“老虎”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八大以来，截至2014年2月初，共有21位省部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处，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直到最新被查的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相继查处了一批涉嫌违法违规的地厅级、县处级干部。例如，中共十八大以来，广东查处地厅级干部29人，县处级干部242人；江苏省检察机关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47人。
十八大之后省部级官员频频被查表明中央前所未有的反腐高压态势，实现了从过去主要打“苍蝇”到更多打“老虎”的战略重心的转变。
而在反腐措施和手段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亦有创新之举。
在反腐渠道方面，2013年9月，在整合机关5个网站的基础上，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创建开通。通过该网站，公开机关内部设置，公布信访举报工作流程等。建立这一网站，是为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网络监督搭建平台，从而改变以往纪检监察机关在社会上“神秘化”“隐密化”的传统形象。
在巡视经验方面，以往中央巡视组的传统工作方式是“明察”，即巡视组公开进驻被巡视单位，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接待信访和约谈官员。而此轮巡视，王岐山意在告诫巡视组要创新巡视方式，既要“明察”，也要“暗访”。
在巡视内容上，中央巡视组要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进行抽查；在人员安排上，巡视组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一次一授权”。与以往相比，此举也被视为巡视组的一项重大的制度变革。
新路径：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不久，中央纪委及时跟进，先后三次通报违犯“八项规定”事件。
2013年5月，中央纪委下发《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清退专项活动的通知》，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要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2013年9月3日，中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
2013年10月31日，中央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
通过一系列反腐新举措，中央反腐战略路径已逐渐明晰。在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这一战略的核心思路是：从整肃自身队伍开始，加强制度化的整合，通过先头部队“火力侦察”摸底，为以治本为导向的制度反腐赢得时间。
新构想：反腐顶层设计
2013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该规划将对今后五年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将会提出一系列新的任务、目标和具体措施，一定会对反腐产生深远影响。尽管这份新的“反腐五年规划”具体内容尚未公之于众，但“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机制建设给了公众更多期待。接近规划制定的反腐研究学者透露说，作为中国的第二部反腐五年规划，将明确要求各级纪委更好地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切实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这意味着，以后，各级纪委最主要的力量都将在党风建设和反腐上。据了解，规划中还将重点部署中央巡视制度改革、中纪委派驻机构改革等内容，强调从严治党、惩防体系建设，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三中全会后人事调整展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首轮人事调整展开，其中，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接替杨晓渡，任上海纪委书记最受关注。境外华文媒体指出，这可以说是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后的首个案例。中国转入制度反腐新阶段，如果说反腐是政治改革的话，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变化。
三中全会后纪检领导体制变革首个案例
2013年11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刚过一周，中国新一波地方人事调动开启。任建明教授受访时表示，上海市纪委书记的人事变动，可以说是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后的首个案例。
香港《新报》报道说，中纪委于2013年10月启动第二轮巡视，侯凯作为第九组组长率第九巡视组进驻三峡集团。当时就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显示了中央用人的灵活性。侯凯作为中纪委常委会的领导成员，同时兼具审计专业能力，对于巡视国企无疑有重大帮助。
另有分析指出，对于侯凯来说，担任第二轮巡视组长的经验，将为其未来在上海“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提供强大的助力，入主上海市纪委开展工作也更将得心应手。
台湾《旺报》刊载《反贪一条鞭侯凯空降沪纪委书记》一文指出，为了反贪腐，中共中央收权实施纪委“一条鞭”制，加大对地方纪委系统的垂直领导力度。此前就已经有16位省级纪委书记是从外省、中央部委直接“空降”，包括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广东、广西、江西、贵州、宁夏、云南，大部分都具有纪检监察工作经历。外界猜测这样的经历对反腐将有重大的帮助。
三中全会后新一轮省部级人事调整的特点
2013年11月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一轮省部级人事调整启幕。据媒体报道，此番调整，中央地方交流任职特点突出，多位“京官”首次履新地方，广东领导班子出现三名中央委员的配备格局。
在此番调整中，一些长期在中央部委和高校任职的官员“空降”地方。工信部副部长兼国防科工局局长马兴瑞调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调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调任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分析认为，长期在北京任职的他们，或可通过此轮调动丰富自己的地方履历。
观察上述三人的履历，侯凯从1984年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审计署。2013年10月，任中纪委常委、审计署副审计长的侯凯，成为中央巡视组组长名单中唯一的“60后”官员。同为“60后”官员，胡和平自1986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除中间有三年留学日本，一直在清华大学工作。此次调任广东的马兴瑞2013年全国两会后到工信部工作，此前则长期在高校和国企任职。
除了“京官”经历，上述三人还均有较强的专业背景。马兴瑞和胡和平均为学者型官员，有长期的高校执教经历。其中，马兴瑞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是卫星及探月工程专家。而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侯凯，为高级审计师，此番调任上海使其成为目前唯一担任地方职务的中纪委常委。
除“京官”履新地方外，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刘永富调任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一职。这也凸显了此番人事变动央地官员交流任职的特点。
另外，在上述三位赴任地方的官员中，马兴瑞是十八届中央委员，其“空降”广东接任该省党委副书记后，广东党政领导班子已配备了3名十八届中央委员，即兼任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春华，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以及此次履新的马兴瑞。广东的这种党政官员配备情况与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党委“一把手”的重庆相近。2013年4月，十八届中央委员张国清卸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一职，赴任重庆市委副书记。这让重庆市出现了配备3名中央委员的格局，即兼任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以及张国清。
此外，除了省级政府首长，中央委员担任省级党委副书记的情况亦较鲜见，从全国来看，除上文所述的马兴瑞、张国清，还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车俊。
分析认为，三中全会后，新一轮人事部署意在配合改革新政的强力推进。值得注意的是，三中全会确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这两个新设机构的组织框架和人员构成。
中国进入制度反腐新阶段
外电分析认为，中共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双重领导体制，使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制度化、程序化，其中包含三个重要变化：一、突出上级纪委领导权。二、突出上级纪委领导权的同时设置具体程序。三、明确提出以后各级地方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由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美国《侨报》援引分析指出，《决定》中提出的改革纪检体制，实质是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垂直领导，是治理预防腐败的关键措施。此举加强了腐败的监督力度，是要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重要举措。
香港《大公报》文章《纪检改革扩权强化震慑》表示，就中纪委常委会提出的改革重点来看，都是事关纪检发挥反腐功能的焦点体制问题，反映了中央的清晰改革思路。如若全部理顺，将打破制约瓶颈，增强纪检权威。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文章说，中国转入制度反腐新阶段。文章指出，对于反腐败，《决定》有许多亮点，相关规定和措施一旦实施，中国反腐败的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将从运动反腐阶段转向制度反腐阶段，使腐败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如果说反腐是政治改革的话，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变化。
第一，中共已经具有明确的制度反腐思路。一是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二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三是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每个方面都突出了制度的重要性。即使是具有运动色彩的反腐败行动，中共也要求使之常态化和制度化，即通过制度形式使之巩固下来。
第二，中共正在不断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中共认识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可以防止滥用权力。对于社会比较期待的纪检机关垂直领导问题，这次决定顺应了社会的呼声。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的其他诸多措施有助于制度反腐。《决定》中其他方面的措施与制度，也会加强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作用，从而有助于从制度上防止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