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建立，自成吉思汗（太祖）开其基业，中经窝阔台（太宗）、贵由（定宗）、蒙哥（宪宗），至忽必烈（世祖）统一中国，定国号为元，历经70余年的征战。在这场封建统一战争中，忽必烈实行“祖述变通”、“附会汉法”的治国方针，终于取得巨大成功，他自己则成为元朝开国的一代英主。
忽必烈生于公元1215年，卒于公元1294年，他是蒙古国成吉思汗之孙，监国拖雷次子。忽必烈的母亲唆鲁忽帖尼受汉族文化影响颇深，曾多次从她的“汤沐邑”真定（今河北正定）征召儒士至漠北教授其子女，因此忽必烈从小就受到汉文化的熏陶。青年时代的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史·世祖本纪》）公元1242年，燕京大庆寿寺高僧海云禅师被召至藩府，忽必烈问佛法中有无安天下之法，海云禅师回答，若问天下兴亡之道，应寻求天下大贤硕儒，并把儒士出身的徒弟刘秉忠（僧名子聪）留了下来。刘秉忠博览群书，对天下兴亡事了如指掌，对答如流，入情入理，从而得到忽必烈的青睐。也就在这一年，忽必烈又从怀仁（今山西怀仁）召儒士赵璧到藩府，委以罗致人才、访求治国之道的重任。几年间，忽必烈周围就聚集了刘秉忠、赵璧、姚枢、许衡、张文谦等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后来他们在忽必烈手下为治理国家发挥过重大作用。
忽必烈的哥哥蒙哥于公元1251年继承汗位。忽必烈被指派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政。他“附会汉法”，治理汉地，于公元1251年在邢州（今河北邢台）设安抚使，公元1252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经略使，公元1253年在京兆（今陕西西安）设宣抚使，继承蒙古汗庭自耶律楚材以来的一些好的传统，吸收历代汉族统治者的经验，选贤任能，廉政清污，取得了良好效果。特别是姚枢担任京兆宣抚使后，积极整顿吏治，实行屯田，恢复农业生产，印发钞票，兴建学校，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从而使关陇地区成为忽必烈的重要基地。公元1253年冬，他受命进军滇、黔，攻打云南大理城。城破之日，忽必烈又接受刘秉忠、姚枢等人的建议，裂帛为旗，书“止杀令”张之于街衢，禁止军士掳掠，使居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公元1256年，他命刘秉忠营建开平府，并奏准在中原地区签发汉军，扩充兵力。这时的忽必烈由于“收召才杰，悉从人望，子惠黎庶，率土归心”（《元史·世祖本纪》），赢得了中原汉族地主阶级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忽必烈“附会汉法”的举措，损害了部分蒙古贵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他们便在蒙哥面前进行挑拨，公元1257年忽必烈被解除兵权，其下属也因罗织的罪名遭受迫害。这时他又听从姚枢等人的劝告，将自己的妻子、儿女送到汗廷作为人质，表明自己并无异志。年底，他又亲往谒见蒙哥。兄弟相见，忽必烈以谦恭忍让重新获得了蒙哥的信任，并重掌了军权。公元1259年，蒙哥在对宋军的战斗中受伤病逝，忽必烈即从鄂州率师北上。为了争夺汗位，从公元1260年开始，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进行了长达5年之久的战争。忽必烈在这场战争中依靠中原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最后取得胜利，阿里不哥表示归降。这次胜利，是蒙古贵族中“附会汉法”派对守旧派的胜利，其结果是漠北与中原联为一体，忽必烈的汗位得到巩固和加强。
忽必烈即汗位诏告天下时承认，“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为了加强文治，他表示“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元史·世祖本纪》）换言之，他决心在继承祖宗之法的基础上，“附会汉法”，进行一系列改革，建立与中原经济基础大体相适应的国家制度，使大蒙古最后完成向统一的封建制国家的转变。
忽必烈“附会汉法”的改革内容是多方面的。
（1）建立年号、国号、礼仪制度，南迁都城
公元1260年，忽必烈下诏建元“中统”，采用传统的中国历代王朝的年号纪年。公元1264年，阿里不哥归降后，他又下令改年号为“至元”，大赦天下。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他宣布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以示国家“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同时由刘秉忠、许衡、徐世隆等人采纳中原礼仪制度，定朝仪服色，百官行跪拜礼。迁都中原，也是忽必烈“附会汉法”的重要步骤。大蒙古国的都城原在漠北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忽必烈放弃和林，在漠南和中原设两个都城，升开平（今内蒙多伦县一带）为上都，改燕京（今北京市）为中都，并在中都大建宫室和城墙。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中都旧城和新城合称为大都。大都自此成为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2）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和封建职官制度
大蒙古国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代曾经草创过一套国家制度，但比中原封建王朝的体制简略。忽必烈令刘秉忠、许衡等人参考前代典章制度，结合当时情况，逐步确立了元朝的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中央设中书省，执掌政事，太子真金兼领中书令，实际负责的是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枢密院主管军务，枢密使也由太子兼领，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和枢密副使负责实际工作。设御史台，由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掌握对百官的督察，大宗正府则管理蒙古内部事务，在地方上设10道宣抚司（后改为宣慰司），主持日常军政事务，提刑按察司（后改为肃政廉访司），负责对下级官吏和百姓的督察监护。这些常设国家机构，官有常职，位有常员，食有常禄，并有一定的赏罚制度，这样就使中央集权大为加强。随着各级国家机构的建立，大批知识分子从政，加强了与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系。同时，忽必烈又采取措施限制诸王勋贵的特权，规定赏赐定例，禁止他们的违例越轨行为，如不许随意使用驿传，不许擅取官物、擅征赋役、擅招民户，使社会得以安定。
（3）实行劝农政策
实行垦荒屯田，兴修水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央建立劝导督察农事的机构，先称劝农司，后改称司农司、大司农司，姚枢、张文谦等汉族重臣先后主其事。其职责是“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地方10道宣抚司，规定有劝农的任务。从公元1264年起，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各级官吏的首要标准，对于怠惰者加以惩处。又采取措施整顿户口，招集逃亡，禁止杀戮，保护劳动力，鼓励开荒，发展屯田，兴修水利，禁止军队占用农田、践毁庄稼，禁止有误农时的劳役等，因而中原地区遭受破坏的农业逐渐得到恢复，使以后对宋的战争获得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第四，尊重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提倡用汉文化教育勋戚子弟。忽必烈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热爱汉族文化传统，招揽儒士，即位以后更大力提倡儒学。公元1261年设立翰林国史院，由儒士王鹗主持，王鹗奏准纂修辽史、金史。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在上都修建孔子庙。同年秋，以曾任京兆提学的许衡为国子祭酒。自此以后，许衡长期在大都主持国子监的教育工作。蒙古诸王勋贵和七品以上朝官的子弟为国子生，在这里接受文化教育，三品以上朝官可举荐“民之俊秀者”为陪堂生。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又另立蒙古国子监，蒙、汉两个国子监同时并立。随着生产的发展，各地的学校也有了恢复和发展。为了使蒙古诸王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忽必烈还别出心裁地命令诸王除有僚属外，还设有专门的“说书官”。这些都有利于汉文化的保存和各级官员素质的提高。
忽必烈“附会汉法”，是以不损害蒙古贵族既得利益为前提的，因此他的革新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坚持民族压迫，防止大权旁落，他在自觉地“附会汉法”的同时，又有意地保留一些蒙古旧制，如食邑制度、蓄奴制度、官商制度、科差制度、军事长官世袭制，以及达鲁花赤（镇守官）的设置等等。在民族关系上规定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等级森严。到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后，潜伏着的矛盾逐渐暴露。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独擅朝政的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被杀。阿合马深得忽必烈的宠信，而反对汉法也最力，千户王著奋起而锤杀他。忽必烈晚年趋于消极保守，太子真金继续执行汉法也以夭折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