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以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等人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
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毛泽东的日子里，“四人帮”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王洪文不通过党中央和中央办公厅，要秘书在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要求重大问题直接向他们报告，妄图架空党中央，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江青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直接给她送东西，在北大还搞了个联络点，凡是给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给她过目。
9月29日，“四人帮”大闹中央政治局。在这次会议上，江青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也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上想让她当党中央的主席。他们横生枝节，针对叶剑英、李先念等要毛远新回辽宁，而要毛远新留下处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实际上是要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多数政治局委员拒绝。
与此同时，“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夺权的部署已经就绪。“四人帮”经过策划，与上海余党一直保持“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要“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10月4日，《光明日报》的头版发表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发出了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
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就要动手，一场反革命政变已迫在眉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果断决定，先发制人，一举粉碎“四人帮”。
10月5日下午，在北京中央军委作战室内，正在酝酿着一项重大的决策。决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内容，事先发了文件通知，主要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规定，出席会议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参加，以修订文献、改动文字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
1976年10月6日晚上7时，叶剑英乘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几乎同时，华国锋也来了。叶剑英此时正襟危坐，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带着警卫人员已守候在大厅左右，等待前来开会的另外三个人。
时钟指向8时，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逐个到来。每走进大厅一个，华国锋就代表党中央严肃地向他宣布所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和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的决定。宣布之后，立即执行，由警卫人员一个一个送到侯审的地方。
张春桥听到“决定”吓坏了，没有反抗；王洪文企图挣扎，向叶剑英、华国锋坐的位置扑过去，但警卫人员很快跟上来，把他推倒在地；姚文元一下子乱了方寸，几分钟后才慌不迭地说：“我犯了路线错误，要好好检查，好好检查。”
同一时间，由另外执行任务的小组前往中南海，逮捕江青。江青听了中央的逮捕令，先是大吵大闹：“这是阴谋，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下毒手呀……”后自觉没趣，就跟着警卫人员走了，并说：“告诉他们，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为了控制舆论，耿飚带领一些人奉命接管了新华社。当夜，公安部、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地，相继被卫戍部队接管。
这样，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恶贯满盈的“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10月7日早晨，江青对看守大发雷霆：“你们告诉叶剑英，不要得意太早，他敢放我出去3天，这个天就会翻过来！”
“我的天呐！”叶帅听见这话后不禁哑然失笑，“告诉江青，我要是放他出去30分钟，老百姓就会把她揍成一团肉泥！”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并传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国一片欢腾，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声讨“四人帮”的集会和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
一年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过审判后，分别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作出了历史性的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