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做人的成功要素之一就是要识时务，要能看透世事发展的趋势，并顺应世事的发展，及时采取应变之策。而不识时务地瞎走，那只会是在人生陷阱中徒自挣扎而已，永远也成不了大事。般识时务者大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如何防患于未然并转危为安。固执的人对识时务者往往感到不齿，这缘于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特别是在考验一个人是否识时务的关键时刻，原来的地位和身份似乎并不具有多少价值，在情势复杂的时候，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大可做些变通的工作。“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一个应付变化世界的永恒法则。有了这样的生存适应能力，人生往往能够平稳地走下去。而所谓时务就是指事态的发展状态，发展趋势。根据这个趋势把握自己的行为举止，根据趋势决定自己何去何从就是“适时务”。
一般认为，任何世事的构成或运动变化都是由系统内外条件和多种因素决定的。当某些条件和因素达到一定的排列组合和结构状态时，只要从系统外部再加入一定的能量、信息或物质，整个世事就会发生结构上的重大变化，而身处局内之人可能就会因此而被卷入这一变化之中。即将发生变化的这一转折点可以称为世事。世事的事机对应着的时间数轴上的某一点，被称为时机。事机和时机统归于时务的涵盖之下，时务则在事机和时机之上，更具有待选择、决策和行动的意味。抓住时机和事机进行选择、决策和行动，一般就能出现更高的工作效率，不仅时效高，效能大，运动的势能强，而且实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任何世事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时机和事机，尤其对人生选择、经营决策、计划实施等至关重要。能够较准确地识别时机和事机的到来，并据此做出人生抉择，即识时务者。
时务中最重要的是时机问题。准确地把握时机，便能事半功倍；一旦失去时机，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不说，走向失败甚至毁灭的境地也不为过。而良机不能坐等天上掉下来，捕捉时机，转移视角或重新选择都贵在善于捕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机具有开放价值，它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和驾驭好。其原因正如著名生物学家巴斯德所说“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只有辛勤劳动，反复思索，才能抓住灵感，赢得最佳时机。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坐失良机和不思变通而留下了千古悔恨和终生遗憾。
审时度势是识时务最基本的功夫之一，看透世事发展的趋势，并顺应世事发展，及时采取应变之策，才是识实务的要义。
武则天是唐太宗的嫔妃，她入宫时只有14岁，她离太宗驯烈马时因说了一句“驯烈马要一用铁，二用刀”的话而使太宗对她另眼相看。当唐太宗病危之时，她还非常年轻，太宗很有让她随去的意思。在这时，武则天除了与准皇帝——当时的太子，后来的高宗建立私情外，还主动选择出家当尼姑这种当时时兴的一种衍罪修身的方式。这样一来，一则对太宗表示了忠贞，二则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她在特定情况下的这种选择，一让外人无可非议，二为自己日后大权在握埋下了伏笔。这是识时务中何等惊人的大手笔，这种人日后的手腕和作为也可想而知！
人生总有各种各样难以应付的局面出现，关键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保全自己。武则天削发为尼，表面上是遁世逃避，实则为东山再起积聚力量。
古人说：成者王侯败者寇。而历来古今中外之成就者，无一不是识实务的俊杰。识实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变的哲学，“穷则变，变则通”实乃千古不变之理。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曾听从谋士的建议，大力改变个人的一些生活细节问题。《史记》中记载：“沛公（刘邦）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公人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这种个人生活习惯的调整，成就了刘邦统一天下的大业。
孙中山、郭沫若、鲁迅，早年都是学医的，但由于人们的生活环境及条件的变化，各自都进行了人生大目标的调整。
孙中山后来投身政治，为推翻清王朝，创建中华民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鲁迅转而献身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倡导者之一。
郭沫若则亦文亦政，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又参加过南昌起义，还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等高级领导职务。
这三个成功卓越者，都先后把学医之志调整掉了，对应于时世，做出了正确的利于时代、利于自我的可贵抉择。
毛泽东早年想当好一个教师，学的也是师范，后来却转向闹革命，成为大军事家、政治家。
要成功卓越，就必须要审时度势，睁大眼睛，不断进行人生步伐的调整。只要能识实务的调整，就一定会使自己找到通向成功的捷径；只要是识时务的变故，就一定会使自己踏上通往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