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鼎白宫搞竞选，财团政客竞相劝；
政治赌博非儿戏，将军审慎二又三。
1945年11月至1947年2月，艾森豪威尔担任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期间，形形色色的政客纷纷盘算着利用这位将军的显赫名字，进行最冒险的政治赌博，而赌博的筹码是入主白宫。
东部财团的显贵们几乎在他还没有担任新职务以前，就已向他靠拢。例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托马斯·T·华生，在1946年3月初到五角大楼来会见将军，坚持要请他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去演讲。纽约的其他一些大公司的头头也各有打算，他们利用自己在团体或大学中的地位来开始接近艾森豪威尔。在大战以前，他对美国商界的领袖人物几乎一个也不认识；在大战期间见过少数几个人；到1947年时，他会见过他们中间的好几百个人，或者至少与他们有过书信往来，其中包括最有财势的10Q名大亨中的大多数。许多人成了他亲密的私人朋友。
当20年前艾森豪威尔和玛咪住在华盛顿时，他们的社交圈子是些默默无闻的军官和他们的妻子。然而从1946年到1948年，他们的社交生活中几乎已无一名军人。当他们在30年代打桥牌时，对手是其他的少校和他们的妻子；而在40年代，则对手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裁，或者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或者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从1946年起，艾森豪威尔的新朋友，几乎清一色都是百万富翁。
大多数敦促艾森豪威尔参加竟选的人都认为，如果他竟选的话，他会以绝对的优势取得胜利。艾森豪威尔没有答应。他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政治经验或基础，没有从政的记录，没有组织，他怀疑“艾森豪威尔热”的真实性。他或者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深罕众望”，或者便是拒绝相信在别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当布彻写信告诉他，“许多人”对他谈到国家非常需要艾克来当总统，并预言艾森豪威尔将“被迫作出决定”，艾森豪威尔报之以嘲笑。他答道：“你谈到的那种情绪是很稀疏地散布着的东西，我对于你说我将不得不表态的结论，表示怀疑。”他认为这热潮由于得不到未来候选人的鼓励，将趋于自生自灭。
艾森豪威尔对其处境深感痛苦。他非常讨厌党派政治。请求人们给予支持的想法，如同搞政治交易、争取提名、参加竞选、封官许愿以及其余一切属于党派政治的想法一样，都是与他格格不入的。但是，整个国家，从一些最大的企业家和著名的政治家，到成千上万名退伍军人，劝他不要推辞。人们执著地要求他当总统候选人，迫使他意识到想脱身是不容易的，同时也迫使他考虑当总统是怎么回事。毕竟他很快要从军队退休，他也应该考虑一下他今后的“前程”了。
形成艾森豪威尔热潮的突出原因之一，是艾森豪威尔从来不表示他喜欢哪一个政党，甚至连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没透露过。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很容易把艾森豪威尔看作是自己党的党员。他的家中唯一与华盛顿政治舞台有关系的人是米尔顿，他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中都工作得相当出色。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向小心地绝对避免谈论国内的政治问题，因此谁也不知道他对这些问题的立场。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不得不避免对国内政治妄加评论，对赤字财政、福利国家、政府对工农业的调整或者种族关系之类的问题保持沉默，已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对于他自己持有的观点，他执著地坚持着，但是这些观点在政治上始终是中间路线的。
就竞选总统的问题，艾森豪威尔不止一次地征询不同倾向的人的意见，麦克阿瑟和马歇尔就是其中的两位。然而，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弟弟米尔顿已经是他的主要顾问，艾克对他言听计从。米尔顿认为，政客们需要的是德怀特风云一时的名字，而不是他本人。艾森豪威尔家族的这个“讲求实际的自由派”，反对德怀特参加竟选总统。
1948年6月，艾森豪威尔当上了全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此之前，他已拥有世界许多大学的名誉学位和称号，但是，周围的人，首先是他本人十分清楚，他获得这些学术上的荣誉并不是因为他对某一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是出于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军事贡献的尊敬。
还没有迈入这所驰名国内外的大学门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就面临着在新岗位上许多他回避不了的棘手问题。一些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反对新任校长，他们认为这样的学府应当由学者主持，而不是将军。艾森豪威尔听到这种议论，心里并不痛快。但是，他有一套处世本领，因而这次他又想出了摆脱困境的妥善办法。他在和学校教授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宣布，他不追求学者的桂冠，因而在处理学术问题时，将主要听取教授们卓有见地的意见。
艾森豪威尔虚心学习，他经常到各个班级和院系去听课，这在一所名牌大学内几乎是少见的事。他对历史和物理特别有兴趣。他把较年轻的历史学家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发表讲话，谈他们的职责和任务。他最喜欢的是物理系，他对原子能极感兴趣。他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西多·拉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当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向拉比提出聘请时，艾森豪威尔使尽他浑身解数，挽留拉比，艾森豪威尔对拉比说，哥伦比亚需要他，他本人需要他，如果拉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声誉会遭到十分沉重的打击等等。拉比被说服同意留下来。
这对哥伦比亚大学显然是一个收获。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收获。艾森豪威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半时间内，实际上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半，他开始实行了一连串的计划，给学校带来声誉、金钱和更加活跃的知识气氛。艾森豪威尔在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也是“全美议事会”的组织者。这个议事会的宗旨是把企业家、劳工、学者、党派代表聚集在一起研究全国性问题。这个组织不仅为哥伦比亚带来了基金，也为学校带来了显赫的名声。
艾森豪威尔为世界有名的经济学家埃利·金兹伯格主持的“保持人类资源”计划筹措款项和开展工作。艾森豪威尔说，他觉得“几乎不可理解，竟没有一所美国大学长期从事有关战争的原因、进行和后果的研究”。为了纠正这一情况，他为“战争与和平研究所”筹集基金。他想说服乔治·凯甫任所长。凯南拒绝后，他说服威廉·福克斯离开那鲁大学担任这一职务。福克斯使这个研究所不断前进和成功地开展工作。
艾森豪威尔到哥伦比亚大学上任时，正是“冷战”寒风吹遍大学课堂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也被宣布为大逆不道。哥伦比亚大学新校长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虽无好感，但却主张必须对其进行研究。一些人说：“艾森豪威尔懂得要掌握事实这个道理。因此，他认为应当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以便了解它们，从而找到与其斗争的有效方法。”
为了改善农业条件，艾森豪威尔还创设了一个研究土壤——美国“最大的资源”——的“侵蚀和浪费”的计划，并利用他的关系，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参与其事。他还建立了一个新“工程中心”。随着给学校的赠款增加，教师的薪金也提高了。研究生院朝气勃勃。总之，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短短任期内，在开展新的计划方面的成就，比大多数校长在十年中的成就还大。
艾森豪威尔非常善于筹集基金。他从不直接要求捐款，但是，他给他的有钱朋友和熟识的人们写了很多信，解释哥伦比亚大学各方面计划的情况。他向他们清楚表明，如果他们捐款“帮助哥伦比亚来帮助美国”，他会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支持。有一次艾森豪威尔专程到得克萨斯，去见一些石油富豪，他设法为哥伦比亚大学筹集到近50万美元。艾森豪威尔能够筹集到大笔的钱，部分地是由于他的介绍和热忱，但主要是由于这些施主们知道，这是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建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方法。
在哥伦比亚任职其间，艾森豪威尔一面主持校务，一面撰写回忆录。
1948年，他的《远征欧陆》第一版间世。这部书引起了巨大反响，也给作者赚得了不小的收入。征税机关考虑到艾克不是专业作家，向他提供了特殊的征税优惠，作者的纯收入达476250美元。到1966年底，《远征欧陆》一书在美国销售量达170万册，还被译成了22种文字。
许多关于他的传记作者都肯定，艾森豪威尔离开军队到哥伦比亚大学任职只是他要入主白宫的一个跳板。他们指出，按照美国的传统，国家总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职工作经验，而德怀特缺少的正是这个。
然而，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职务的时间并不长。正当他探索大学生活奥秘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发动的“冷战”席卷了世界。它涉及到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外交各个领域。
1949年4月，在美国庇护之下，成立了北大西洋的政治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根据参加国首脑们的一致意见，艾森豪威尔将军是领导这个组织的最合适的人选。
1950年12月18日，德怀特和玛咪舒适地坐在普尔曼式卧车里，经俄亥俄州前往远方的一个学院。在一个火车站上，一名铁路员工通知艾森豪威尔，杜鲁门总统正在通过电话找他。到有电话的地方，要走一段积雪很深的荒地。这是一条走向“冷战”之路。杜鲁门将北约成员国首脑们的一致意见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回忆说：“这一要求引起我一种失望的感觉，必须重新改变已经走上正规的生活习惯，动身去欧洲。”但是，他又肯定他说：“我对北约的观点是深信无疑的。在我看来，西方文明的前途有赖于它的成功。”
1951年1月7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来到巴黎，领导西方大国一北约成员国的陆、海、空军队，他必须为组建北约武装部队付出较多的心血。艾森豪威尔聘请蒙哥马利元帅担任最高司令官的副职。这是一项准备战争期间英美进行政治军事合作的政治交易。在北约组织者们看来，聘请蒙哥马利担任这个集团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的副职，为的是突出英美在新的政治军事同盟中的团结。
艾森豪威尔聘请艾尔弗雷德·格伦瑟中将担任他的参谋长。“五角大楼”对格伦瑟的评价是：他既是一位优秀计划专家，又是一个全军最好的桥牌手。尽管艾森豪威尔为压缩编制尽了最大努力，在巴黎的北约司令部驻地仍聚集了来自12个国家穿着40种军装的200名军官。
北约的创建者想尽量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传统，使这个“冷战”的畸形儿仪表堂堂。艾森豪威尔为建立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武装部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仍把所谓大西洋团结、全面加强在美国庇护下的北约参加国集团的原则，作为其所有外交活动的基础。
像北约所有战略家一样，艾森豪威尔不断重复一个观点：只有西方的政治军事统一，才能使资本主义世界免遭“共产主义威胁”。在苏联制成原子武器之后，他宣称：“现在美国人在本国历史上第一次被迫生活在受到完全毁灭危险的条件下。”“苏联威胁”这个可怕的东西，当时已被利用来混淆西方国家的舆论视听，并成为帝国主义集团奉行侵略的对外政策的借口。
艾森豪威尔所以叫嚷“共产主义威胁”，主要是在政治上和西方右翼集团保持一致，这些反对集团正企图联合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阻挠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欧洲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过去和当时都异常重要。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整个面貌。欧洲已成为两种体系斗争的中心，它在很多方面决定着整个国际生活的发展。
在北约成立之后，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利益冲突，在地球上的这个地区就特别激烈了。艾森豪威尔作为北约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官，积极推行美国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而在这个政策中，欧洲的地位又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身居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要职的艾森豪威尔是怎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呢？最好的办法是用他的私人通信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官方公布的声明中，有不少关于北大西洋集团“防务使命”、“保卫西方文明”、西方的二次世界大战盟友间的“战斗兄弟情谊”等言论。在私人通信中却谈到艾森豪威尔的另外一种重要使命。这位北约武装部队司令官，1953年3月8日写信对国会议员沃尔特·周以德说：“我作为不分党派的所有美国人的战士和公仆，在欧洲这里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和加强美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的投资。”
文森豪威尔本人也清楚，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连普通美国人也经常提醒他这一点。在他的个人档案中，保存不少美国士兵和军官、普通老百姓写给他的信。信中很坦率地指出，美国人民强烈谴责孕育着新军事冒险的侵略政策。一个美国普通军人1951年8月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说，士兵们“经常喝着啤酒议论世界大事和个人的前途”。士兵们情绪忧郁，他们得出结论，在未来的战争中他们的命运是：“杀人或者被杀，杀人的想法使他们厌恶，被杀的前景使他们感到恐惧。”写信的人代表自己的伙伴质问艾森豪威尔：“我们这一代人真有必要成为职业杀人者，就像大家称呼朝鲜战场上的老兵一样吗？”
德怀特给寄信人复了信。他搬用“冷战”理论家和实践家创造的一切论据，在信中写道，在他看来，只是因为“共产党实行无神论，才迫使美国武装起来”。艾森豪威尔清楚地感觉这些道理不能令人信服，在信中最后便老实他说：“我知道，您和您的伙伴不会把这封信看作是对强烈引起你们不安的问题给予了准确的或者是稍令你们满意的答复。”真是不打自招了！
坚定地主张为了北约的政治利益，可以利用西德的军事经济潜力，这一方针是美国“大西洋政策”的基础，而这个政策在大西洋两岸舆论界眼中是声名狼藉的。美国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这种急剧的政治变态上，因而它事先就估计到不仅会遭到舆论界的强烈谴责，也会遇到北约盟国的强烈的反对。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曾任西方盟国欧洲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现在又是北约武装部队第一任最高司令官。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预料到，接纳联邦德国参加北约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强烈反对，首先是欧洲国家的反对。他的预料和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在70年来的三次大战中，深受德国侵略之害的法国，拒绝批准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协定。
艾森豪威尔像在战场一样，对此反应迅速而果断。在华盛顿的谈判中，他同丘吉尔协调了步骤之后，便要求法国政府刻不容缓地“结束含糊不清的态度”，因为“继续拖延将是对大西洋国家团结的一个打击”。在这次外交行动之后，立即成立了英美“研究小组”，研究一旦法国拒绝批准条约应采取的具体制裁措施。在美英威胁面前，法国政府最终还是表示同意重新武装德国，让它加入大西洋集团。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应聘就任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阶段。这时期的活动巩固了他在美国右翼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这是政治上可靠的高标准。美国政客们确信，这样的职务能为艾森豪威尔轻而易举地开辟通向白宫之路。
当文森豪威尔在巴黎忙于北约事务时，在美国国内狂热的政治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1952年的竞选运动看来将要达到少有的激烈程度。在华盛顿政治交易所里，对杜鲁门总统的评价不高。在1952年竞选运动开始前，杜鲁门实际上是个政治破产者。经济已转入和平轨道，但却不裁减军备，因而恢复平时生产进行得相当吃力。
1948—1949年经济危机的伤疤也还没有痊愈。在朝鲜，美国被迫承担侵略战争的主要负担，战争虽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但也没有因此受到普通美国人的欢迎。美国的盟友在这场军事冒险中只是出了最小的力。共和党向民主党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击，声称美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困难，是由于杜鲁门领导无能和民主党的总的政治方针所造成的。
许多政治领袖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时刻已经到来。要执行新的政治方针，必须有新的领袖。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都同样希望艾森豪威尔上台。而要搞清楚他属于哪个党派，是不可能的。他一生中没有投过票，从没有公开发表言论对两党中的一党表示好感或反感，尽管他的父亲一贯投票赞成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有一个与提名将军为总统候选人有关的麻烦问题。北约参加国领导人担心，一旦他辞去这个集团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的职务，将发生这个同盟是否还存在的严重问题。例如，蒙哥马利就把战争时期同艾森豪威尔的争吵置之脑后，对他宣称：“如果你要回国竞选总统，我也要去你们那里进行反竞选。”
艾森豪威尔虽然领导北约的时间不长，但是，就在这有限时期内，他已表现出是妄想统治世界的美国垄断集团意志的一个出色执行者。对华盛顿实现侵略性对外政策的路途坎坷，他的心中是有数的。可能从他未来的政治前途来考虑，艾森豪威尔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表现出了他利用自己全部威望和才能，去实现美国统治集团提出的侵略性对外政策目的的决心。
提名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日益展开。堪萨斯城的出版人罗伊·罗维尔特斯肯定他说，他还在30年前就知道，艾克是“堪萨斯的优秀共和党人”。参议员约翰·斯巴克曼在亚拉巴马宣称，他将争取让德怀特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但是艾森豪威尔，他从自己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表现了一种“善于控制自己的重要品质”，从不轻易表态。
杜鲁门总统两次派遣原驻苏联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去见艾森豪威尔。这位外交官肩负着一个难以完成的使命：说服德怀特以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尽管杜鲁门向将军保证，在未来的选举中将全力支持他，艾森豪威尔仍然回答说：“我不能接受以民主党候选人参加竞选的建议，因为我好像是共和党人的成分比民主党人的成分多。”僵局打开了。艾森豪威尔第一次相当肯定地暗示，他打算竟选总统。
1951年11月4日，共和党有威望的领袖之一、参议员亨利·凯波特·洛奇飞抵巴黎。艾森豪威尔的这位从战争年代以来的老友告诉他，在美国有很多组织在发动提他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德怀特说：“您在政界享有盛名，为什么您自己不参加竞选呢？”洛奇毫不踌躇地回答说：“因为我不可能当选。”在交谈中洛奇强调：“您是唯一能被共和党选作总统候选人的人，您必须同意在即将到来的预选中利用您的声望。”艾森豪威尔答应他将“认真考虑这件事”。
艾森豪威尔本人对自己在选民中的威望只是看了在纽约拍摄的15000名选民集会支持他竞选总统场面的影片之后，才深信不疑。2月11日，为了推动德怀特参加竞选，金融家洛伊德·奥德伦的妻子杰奎琳·科克伦，带了一部长达两小时的影片飞往巴黎。片中记录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一场拳击比赛后，在午夜举行的拥护艾森豪威尔集会的实况。这部影片是由艾森豪威尔的朋友们和“拥护艾森豪威尔公民协会”精心导演的。据科克伦说，尽管完全得不到这个城市的官员合作，还是大约有15000人参加。影片显示了人群一边齐声高喊：“我们要艾克！我们要艾克！”一边挥动着“我喜欢艾克”的标语牌的场景。艾森豪威尔和玛咪在他们的起居室中观看这部影片，深深受到感动。
当影片结束时，艾森豪威尔给科克伦斟上一杯酒。当他们举起酒杯时，玛咪不觉脱口而出，“为总统干杯！”她后来回忆当时情况说：“我是第一个对他这样说的人，而他突然哭起来……泪水从他眼中涌出，他太激动了……因此他接着开始谈起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和他的家庭，但主要谈起他的母亲，他谈了一个小时。”接着科克伦对他说，他应表明自己的态度，回到美国去。“就像我坐在这里，看着你一样地肯定，假如你不表明你的态度，塔夫脱会得到提名。”艾森豪威尔沉思了一会儿，最后表态说：“你回去可以告诉朋友们，我准备参加竞选。”
第二天上午，艾森豪威尔口授了好多封信给他最亲密的朋友们。他的每一位朋友都表示惊奇和激动。例如，他在给斯韦德的信中说，影片“使我第一次深感，美国人今天要求变革的深切愿望……我无法向你表达，一个人突然意识到他自己成为迫切期待和希望的象征时，是多么激动”。在另一封信中，他谈到人民的“委托”，他看到人民需要他，他是如何感动。“如果任何美国人竟对这种信任不感到无比骄做，我可以说，他几乎是缺乏人的感情的。”
到了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了。
1952年4月11日，将军得到了白宫同意，从1952年7月1日起，解除他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职务和从军队退役。在北约主要成员国首都进行告别拜会之后，艾森豪威尔于1952年6月1日返回美国，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竞选。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显然是从实际出发考虑的。一般说来，美国大多数选民都把自己看作民主党人，但对这位有名望的将军同佯也会给予广泛支持的。以共和党候选人竞选，能保证他能得到有势力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帮助，垄断资本集团对共和党的倾向大大超过民主党。这就是他竞选策略的总轮廓。在美国正全力以赴地为他筹备竞选运动。这项艰难而又麻烦的事，由参议员亨利·凯波特·洛奇主持。
在1952年6月7日至12m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因为艾森豪威尔虽然是一个最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但却不是唯一的。代表大会上，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位将军作为候选人的呼声也相当高。他就是德怀特的上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党内的各集团中，曾就“大西洋英雄”和“太平洋英雄”之间的竞争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谈判。有一个共和党的领袖曾考虑组成这样一个两驾马车：麦克阿瑟竟选总统，塔夫胁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进行的错综复杂的政治赌博中，艾森豪威尔是手握王牌的：“头号”战争英雄的威望和工商界的积极支持。大企业家的头面人物通常不亲自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在幕后左右风云，并以此自得其乐。在艾森豪威尔问题上却是个例外。“汽车大王”福特二世和“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查尔斯·威尔逊等垄断集团的头目，都出席了共和党代表大会，积极支持艾森豪威尔竟选总统。
第一轮投票的结果，艾森豪威尔获得595票。离取得胜利，他还差9票。他的主要对手塔夫脱获得500票，沃伦获得81票。但是，没有经过重新投票，事情就得到了解决。因为明尼苏达州代表团团长突然站起来宣布，该州代表票的19票改投艾克。竞选运动中的第一道重要壁垒被顺利攻克。芝加哥代表大会后，艾森豪威尔立即精力充沛地投入竟选斗争。他身边有经验丰富、善于运筹的竞选运动指挥，其中洛奇和亚当斯成了他最有力的竞选助手。
但是，艾森豪威尔仍遵循美国的老习惯，对这项新的事业的一切细节考虑得尽量周到，并像对待军事活动一样组织得“天衣无缝”，有一次他说：“将军的工作归结一点，就是纠正外交家们造成的混乱局面，以便让外交家们能够将局面重新搅乱。”而这一次，德怀特既是将军，也是外交家，他亲自组织和主持自己的竞选运动，而没有完全依赖由于政治阅历而变得练达的助手们。
共和党代表大会提出加利福尼亚州年轻的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为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没有卓著功勋，但以他的全部政治倾向，特别是以他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时的种种表现，证明了他是个狂妄的反共分子。共和党打算在反共口号下开展竞选运动。该党的战略家认为，艾森豪威尔所需要的副总统候选人正是一个有这种名声的人。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运动过程中面临严重考验。按照计划，为了竞选，他将乘飞机和火车行驶五万英里，还不包括乘汽车的路程。
这相当子绕地球两圈以上，按照计划，他将访问45个州的232个居民区。会见、演说、答记者间、谈话、数千次握手，所到之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到了晚上，艾森豪威尔脸上的一道道皱纹更加明显可见，身体感到异常沉重，嘴唇不断抽搐，眼神中充满了疲惫。到了日未，如果告诉他还有一次约好的谈话，他常常咬牙切齿他说：“全国委员会的这些白痴！他们想以选举一个死人才高兴吗？”但是，他稍事休息后又说：“走！他们想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月4日，他在阿比伦首次向全国发表电视政治演说。总的来说是不热闹的。天下着雨，大看台上一半是空的；他穿着平民的雨衣，看起来有点奇特；他无表情又口齿不清地念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他的话来回重复，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比他出现在电视机前更重要，因为他使共和党的保守派放心。他说，他是通货膨胀的敌人，是高税收、政府集权、欺骗和腐败等等的死敌。尤其是，他对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丢失中国表示痛惜。虽然他也确实谴责了“任何孤立政策之毫无益处”，但是他强调雅尔塔和中国，正是那些没有表态的代表们想听的。这篇演说也为以后的竞选定下了调子。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们一致认为，他与事先准备好的演说相比，艾森豪威尔对即席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精彩的。詹姆斯·赖斯顿认为，艾森豪威尔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大师。赖斯顿写道：“他说话直截了当，平易近人，不使性子，不挖苦讽刺。同样重要的是，在回答某些问题时，他好像比他实际上更为坦率；他说话简洁，不像知识分子那样绕弯子。”
在具体问题上，艾森豪威尔说，他没有结束朝鲜战争的秘密方法，指出轰炸鸭绿江对岸的危险性。他说，他愿意为“体面的停战协定”而努力。他拥护公民权利，但是他认为这是各个州的责任，因此他反对公平就业委员会。他要使经济摆脱“人为的直接立法手段的控制”，而依靠自由市场。对于麦卡锡的挑战，他提高声调说，他比任何人更坚决地“要把任何共产党、颠覆或赤色影响从我们政府的负责岗位上彻底清除掉”。至于说，谁要对丢掉中国负责，他再一次拒绝纠缠个人问题。
对外政策问题在艾森豪威尔的竟选运动中占有特殊重要位置。在争夺入主白宫的过程中，就国际局势，他也发表了一些清醒的见解。他反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俄罗斯、西怕利亚和中国是不可能占领的。即使共产党撤退，让出了地盘，美国也无法去填补这些真空地带。”一旦发生战争，西欧是否能给美国以有效的军事援助，他是非常怀疑的。因此他说：“在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唯一途径便是制止发生战争。”
艾森豪威尔明白，扩大朝鲜冲突的方针，孕育着外交连续反应的危险。因此，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一次对外政策的冒险，它给美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朝鲜战争证明，靠武力解决亚洲争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且它已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亚洲人民的心目中名声扫地。不仅需要寻找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还要制定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长期方针。
1952年10月1日，艾森豪威尔宣称，朝鲜战争的主要担子应当由南朝鲜人自己承担，而不是美国人。未来的总统说：“我们不想让亚洲把西方的白种人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假如那里必须进行战争，就让它是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而我们要支持的是捍卫自由事业的一方。”
竞选运动接近尾声。艾森豪威尔考虑到现实的政治局势，便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去注意亿万选民感到最迫切的难题。他越来越肯定地表示，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势在必行。
10月29日，总统候选人宣称，美国不应永远陷在朝鲜的陷饼里，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美国只是在同真正敌人的辅助部队作战。11月3日，他进一步强调：“和平事业是自由人民眼中的瑰宝，新政府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结束这场涉及美国千家万户、孕育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的悲剧冲突。”麦卡锡（1909—1957）美国参议员。1951—1954年间，一度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搜集黑名单，进行非法审讯，采取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有麦卡锡主义之称。
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艾森豪威尔小心地降低他评论民主党腐败的调子，而他和其他共和党人加强了他们对政府中共产党同情者的攻击。反共产主义的刺耳声调使艾森豪威尔的一些东海岸支持者感到不安，尤其是爱德华·米德·厄尔。厄尔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厄尔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谈到他听到或者在报上看到对艾森豪威尔的剧烈抨击时，他感到的“精神上的痛苦”。艾森豪威尔非常尊重厄尔，而厄尔显然触到了他的痛处，或者引起某些内疚。他在回信中指出，民主党人造成了麦卡锡主义的横行。然而，他仍“谴责不公正的指控”，并说，“我不宽恕不公平”。他还向美国人民许诺，如果他当选，他将给他们带来和平与繁荣，平衡的预算，联邦政府机构的精简，白宫的尊严，并结束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和腐败现象。他认定这是美国人民所最需要的。
11月4日举行大选，投票结果艾森豪威尔获得33936234张选票，而史蒂文森获得27314992张选票，或者艾克的55.1%对史蒂文森的44.4%。艾森豪威尔获得442张选举人的选票，而史蒂文森仅获得89张。艾森豪威尔在共和党候选人名单中到处领先，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在威斯康星州比麦卡锡多得10万张选票。
他设法使共和党在国会中占了多数。这一胜利使艾森豪威尔击败了民主党人，从而使他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