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后人，从“克”字辈以后逐渐走下坡路，扣在袁世凯头上的那口大黑锅，不仅压得老袁永世不能翻身，也压得袁氏家族后代喘不过气来。无论担当何种社会角色，他们都奉行低调做人、踏实做事的原则，像是进入了蛰伏期，常人很难看出其家族内部的变动。众所周知，了解袁世凯后代情况的人并不多，真相交织传说和演义，更是给袁氏家族史罩上了重重迷雾。
袁家后人中，有个人一直致力于袁氏家族史的研究。他叫袁家诚，是袁世凯第十子袁克坚的次子。
袁家诚生于1938年。出生时袁氏家族已经没落，他心目中的榜样人物是物理学博士袁家骝。他甚至还有个单纯的想法：袁家骝在美国读博士，他要在中国读博士，兄弟俩比一比。几十年以后他才发现，这个单纯的想法是如何不切实际。作为袁世凯的孙子，莫说读博士，就连上大学都很困难。说起来很荒唐，袁家诚辅导的学生一个个都考取大学了，而他的大学梦却不知在何方。为了避爷爷袁世凯的嫌，他改名袁杰，然而无济于事，大学之门犹如一扇天堂之门，永远可望而不可即，若干年后，他才进了夜大，总算圆了多年的梦想。
如前文所述，袁世凯的后人，一支跨越大西洋，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生活；还有一支留在国内，主要栖息地是天津，拉杂算来有上百人之多。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袁家诚有个愿望：要把袁家这些后代的经历、故事搜集归纳起来，通过一部家族史，来透视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某些规律。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然而做起来不容易。
成年后，他被安排在一家医院药房里工作了几年，根据“六二六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精神，袁家诚随医疗队远离城市，来到了内蒙古。有一次，医疗队分配到了一个学习X光放射技术的指标，那时候人们对X光心存疑虑，担心会影响生育，便把这个差事让给了袁家诚。于是他成了一名放射科医生。
在内蒙古一直干到80年代初，袁家诚才回到了天津。
袁家诚喜欢运动、唱歌，在内蒙古的时候，每天都要坚持打一小时以上的篮球，还参加了几次内蒙古自治区的行业内篮球比赛。他育有一子一女，儿子为硅谷一家芯片公司驻上海分公司副总裁，女儿是中央电视台的英文翻译。
对袁氏家族深入研究后，他的评价相对而言比较公允客观。比如说对人物的评价，他认为袁克定在帝制活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对中国历史，还是对袁氏家族，无疑都是罪人。对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国人公认是丧权辱国，是袁世凯意欲复辟帝制，以出卖国家利益换取日本人支持的罪恶勾当。袁家诚认为袁世凯骨子里是仇恨日本人的，一直拖延到最后时刻才签订了这份臭名昭著的条约，说明袁世凯也有难言的苦衷。在谈到袁家的历史时，袁家诚说他并不是要做什么翻案文章，只希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带偏见地对待袁世凯。他对袁家长辈的这些评价，在史学界并不是唯一的声音。
袁家诚的哥哥袁家熹，建国后一直是个“问题人物”，精神长期压抑，郁郁寡欢，经历了几次政治风波之后，更是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跳进海河自杀了。
留在国内的袁家后人中，成就最突出、名气最大的恐怕是袁家菽了。她是袁世凯六子袁克桓的四女儿，所学专业是建筑设计，曾主持设计了天津南市食品街、旅馆街等工程，赢得了同行和市民的赞誉。袁家菽也因此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她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对这件事，袁家有不同的看法。袁家倜认为，她放弃了国内施展才华的机会，到完全陌生的美国去生活，是一项错误的选择。袁家诚则认为，她的孩子都在美国，她本人也很有才华，到美国并不是不能生活，这也是她融入美国社区文化的一种方式。
袁家楫是袁克文最小的儿子，排行老四，建国前夕是国民党海军的一名下级军官，跟随蒋介石的部队去了台湾，驻防妈祖岛屿。在部队的一次行军途中，袁家楫悄悄溜号了，他躲进芦苇丛中一天一夜，之后先是逃到了香港，然后搭乘飞机回到大陆。怀抱满腔的爱国热情，却并没有受到公正待遇。对冒着生命危险回来投诚的袁世凯的子孙，有人怀疑他是台湾派遣的间谍，也有人怀疑他投诚的动机。没有人安排工作。袁家楫就在搬运大队做临时工，扛米包、抬油桶、挑砖……什么样的重活脏活都干。
“文革”爆发时，袁家楫在一片林场管理果园。大家都去闹革命了，园子里的果树无人管理，到处长满了齐膝的野草，果树也闹起了虫害，看着眼前荒芜的景象，他的心几乎要滴血。更糟糕的是，袁家楫的妻子在南开饮食公司工作，多次被单位“革命群众”揪斗，问她，世界上那么多好人，为什么偏要嫁给袁世凯的孙子。他妻子答不上来，单位造反派就安排“革命群众”轮流和她摔跤。一个弱女子，哪里是那些五大三粗“革命群众”的对手！一次次被摔在地上，跌得鼻青脸肿，人们却在一旁哈哈大笑。他妻子的肾就这么摔坏了，不久开始便血，后来发生癌变，死在医院的病床上。
袁家祉是袁克文的小女儿，袁家骝的三妹，建国后遭遇极其不幸。丈夫过早去世，她独自一人带着四个子女，又没有正式工作，靠做临时工、给人当洗衣妇养家糊口，日子过得相当艰难。“文革”期间，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她也胆战心惊，听见别人喊口号就会神经质地发抖，那间破烂不堪的房子，也被造反派抄过无数次家。1973年的一天，她接到哥哥袁家骝要回国探亲的电报，不由自主地颤栗，躲回自家低矮的屋子里，眼泪簌簌往下掉。袁家骝到北京后，政府有人上门来通知袁家祉，给她规定了几条纪律：不准议论时事政治，不准把袁家骝带进这间破烂的房子，到车站接站时全家人都要穿新衣服，见了面不准哭，要面带笑容等等。袁家祉连连点头，感谢政府给她兄妹见面的机会。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谁都能理解她的卑微和忍让。她果然服从安排，四处借钱，给四个孩子扯布做了新衣服，和哥哥袁家骝见面的时候，一直忍着泪水不让掉下来，脸上挂着微笑。然而陪哥哥袁家骝回到宾馆里，她再也忍不住了，扑到袁家骝身上叫了一声：“哥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说着泪水像开了闸似地哗哗流淌。面对亲人，所有的委屈和不幸都得到了尽情的释放。
袁克良有二子三女，长子袁家增、次子袁家霖、长女袁家潜均定居天津市，现已去世。次女袁家佶定居台湾，三女袁家芷定居美国。
袁家宾是袁克端的次子，建国后曾担任过天津一轻局日用化工厂科研办公室秘书。背负着袁氏家族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是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发表言论的。他太年轻，不懂得政治游戏的规则，受到了强制管制的惩罚。每个周末，是别人逛公园看电影的时间，对他来说，则是到派出所汇报思想、检讨自我。即使低着头，仍然常常被指责为态度不老实。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袁家宾的灾难似乎远没有尽头。直到“文革”后期，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回国访问，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用三天时间突击落实袁家后裔各项政策，袁家宾的情况才稍微有所好转。“文革”结束后，袁家宾担任过天津市河东区政协委员、文史委员、天津市民建委员等职，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袁克权的长子袁家诩，原在天津市调料厂工作。次子袁家说，原在天津市金融系统工作。三子袁家誉，原在鞍山市文化局工作。四子袁家諲，原在呼和浩特工作。四个女儿袁家训、袁家诜、袁家諿、袁家诒，除袁家诒在天津市第四十四中外，其余三个姐姐均在海外（美国和台湾）。如今大多数已去世。
袁克桓的长子袁家宸，1947年曾赴美留学，建国后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回国后不久，当时他所在的学校要扩建校舍，袁家宸主动提出将父亲留下的一块九亩的土地无偿献给学校。1958年，当他听说北京天安门广场建设需要一批风景树时，又主动提出将北京香山四王府祖坟上的二百棵松树献给了国家。北京市人民政府当时给他们作价50元，但他们分文未取（秦炳南，《银丝两鬓，一片丹心》，《教工月刊》，1984年第5期）。袁家宸曾担任天津市河西区政协委员，有二子，长子袁弘宇，在天津旅游局工作。次子袁弘哲，曾任天津市船务公司、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派驻纽约办事处主任。一女袁弘芬，现居天津市。袁克桓的次子袁家卫一直在上海。五个女儿中，袁家英、袁家仙、袁家蕖、袁家菽都定居美国，最小的女儿袁家芯，一直居住在天津市。
袁克齐只有一独子，叫袁家艺，在天津大沽因轮船失事而丧生。
袁克轸有一子三女，长子袁家政的故事前边第五章讲述过，此人后定居美国。三个女儿袁家蕴、袁家芸、袁家淦分别定居美国和加拿大。
袁克安有二子：袁家华（律）、袁徽，均定居美国。
袁克度只有一女，叫袁家敏，定居澳门。
袁克和有一子一女：袁家懋、袁家洵，圴定居天津。袁家懋曾在天津化工厂工作。
袁克有生二子一女，长子袁家兴，定居湖南长沙。次子姓名不详。女儿袁家譓定居河南安阳老家。
他们的身世、经历和人生故事，或精彩或平淡，都需要有人去挖掘整理。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已经有人在这样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