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文在评价其兄袁克定时，有一句中肯的评语：“大兄因骄致败。”纵观袁大公子一生，这句评语确实很到位，他一日三餐，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无论见到谁都装大。即使到了晚年，家庭境况潦倒至极，仍然不减当年的自负，这个人的派头真是太大了。
在北洋旧属中，他最讨厌的人是徐世昌，称其为“活曹操”。对冯国璋，他打心眼里瞧不起，认为此人“草包一个”。和段祺瑞的关系闹得也很僵，虽经袁世凯一再调解，仍然隔阂很深，袁大舅和段姐夫互不买账。北洋将领中，只有一个王士珍是他所尊重的，无奈王士珍心中只装着一个大清，无论是对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民国，还是对袁世凯当皇帝的洪宪，都没有什么兴趣，他看破宦途，归隐还乡当遗老，帮不了袁大公子什么忙。
袁克定要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必须要有自己的亲信。
筹划成立“模范团”，实际上是办了个军官短训班，抽调北洋各师下级军官为士兵，中高级军官为模范团下级军官，拟定每期半年，培训出两个师的军官。第二期，由袁克定亲任团长，他挑选出的团副陈光远和陆锦虽说是很听话的跟屁虫，指挥起队伍来却是两个草包。陈光远不学无术，敛财致富倒是一把好手，此人后来成了北洋系著名的富翁。陆锦是个见风使舵的人，袁世凯上天坛祭天，原来安排亲自走上天坛的，下轿后，陆锦抢上前，搀扶即将登基的袁皇帝走上台阶，在场官员为之侧目。对这么两个“废物”袁克定感到失望，不过要他挑选驾驭优秀人才，还真是件难事。比起袁世凯来，袁大公子实在差得太多了。
洪宪帝制时期，袁大公子是最忙碌的一个人，除了伪造假《顺天时报》欺骗老袁外，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网罗人才上。1914年7月，袁克定以养病的名义移居汤山，抽调了京畿拱卫军的三个分队担任警卫，此后杨度也迁到那里，于是汤山成了洪宪帝制的重要策源地。袁大公子曾经打过维新派首领梁启超的主意，约请梁任公至汤山赴宴，大谈共和体制不适合中国国情，言下之意是探询梁启超的口风。可是梁启超也是政治老手，无论袁大公子说什么，他始终是一脸微笑，安静聆听，自己不发表任何意见。梁启超在政海浮沉多年，深知玩政治的危险，弄不好会有杀头之忧的。从汤山回到北京第二天，梁启超全家悄悄搬到天津，溜掉了。事后，梁启超回忆道：“先是去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生在焉。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至天津。”
袁克定物色的另一个人物是蔡锷（1882~1916），此人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从小家庭贫寒，父亲是个铁匠。16 岁时，蔡锷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读书，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此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4年毕业回国，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官。1911年调云南任新军37 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响应辛亥起义，被推为总指挥，后任云南都督。袁克定看了这样一份干部履历表，自然心动。心动不如行动，经请示袁世凯，要将蔡将军调进京城提拔重用。
电报发到云南，蔡锷深感疑惑：云南是块好地方，昆明四季如春，风景如画，在这里当都督山高皇帝远，连老袁的北洋势力也鞭长莫及。如今老袁调他入京，莫非是官场上常用的“明升暗降”之手段？这么一想，蔡将军心里老大不愿意，但是又怕不答应，会成为老袁对云南用兵动武的理由，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中，蔡将军依依不舍地离滇，取道越南河内，搭乘海轮到上海，袁世凯派出的代表范熙绩早已在上海恭迎。
蔡锷到京后，立马被老袁任命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是段祺瑞。到了第二年，北京参政院成立，蔡被委任参政院参政，不久又被授予昭威将军。显然，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袁克定，对蔡锷都是极其重视的，但是蔡锷毕竟不是北洋嫡系，以前和袁氏父子也没有任何瓜葛，这样的人再有才干，如果政治上不可靠也是白搭。
这时候，三公子袁克良派上用场了，他所管辖的侦缉队日夜出动，又是监视又是跟踪，偏偏又不注意保密，动作做得很大，闹得蔡将军心情很是不爽。有一天，棉花胡同66 号门前人声嘈杂，蔡将军刚起床，就听见有个天津口音的人在外边大声咋呼，看门人提醒：“这是蔡将军的公馆，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天津口音”大着嗓门说：“什么菜将军饭将军，我们奉上头命令。兄弟们，进去搜！”挥挥手，一群军人一拥而入，在每个房间里翻箱倒柜搜了一通。当然所谓的违禁品是没有的，蔡将军是玩政治的人，不会这么大意。
事后，蔡锷愤愤不平，打电话给袁克定询问情况，袁大公子的回答是：纯属误会。据袁克定的解释，这个案子关系到袁家的一桩家务纠纷。原来，蔡所住的棉花胡同66 号，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旧宅。宣统三年（1911），何仲璟在天津欠下外国商人一笔巨款，几乎倾家荡产，何的姨太太曾派人携带珠宝细软到北京，将贵重物品寄存在这所旧宅内。事隔多年，何仲璟死了，何的姨太太也不知去向，只剩下当年携带珠宝细软来此寄存的人，此人即是那个“天津口音”，如今的身份是“刘排长”。刘排长并不知道旧宅易主，现在住的是蔡锷将军，鲁莽闯入其内，上演了一出闹剧。袁克定告诉蔡锷，这个“刘排长”因强闯蔡公馆，已被绑赴西郊土地庙军法处置了。
袁氏父子把蔡锷当做座上宾，可是在蔡锷看来，自己好像是被软禁了，没有行动自由，思想更是不敢轻易流露。无奈之下，蔡将军只好开始演戏，和杨度等人在八大胡同征歌逐舞，诗酒风流。杨度也是湖南人，又曾留学日本，和蔡锷私交相当好，二人在一起很谈得来，蔡锷被袁氏父子看中，杨度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但是现在，杨度是袁世凯洪宪帝制的“设计师”，蔡锷感到他和昔日这位同学兼老乡之间，筑起了一堵无形的墙壁。
蔡锷出身寒门，生活上吃苦耐劳，也懂得自律，平生从未沾染风流韵事。8岁时订了一桩婚事，女方是湖南武冈县刘家，叫刘侠贞，后成为蔡的正室夫人。在云南担任都督期间，蔡锷刚过而立之年，经人撮合，在昆明娶了一位姨太太潘氏。此次北上京城，他就带着这位姓潘的如夫人（妾的意思）。思来想去，蔡将军只好得罪一下潘姨太了。
蔡锷要导演一出戏，由他出演男一号。女一号是云吉班的当红妓女小凤仙。这个风尘女子不寻常，原是江南大才子曾朴花80两银子买的一个婢女，见其秀色可餐，来了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将她梳栊入怀，凑成了一桩风流事。不料被特爱吃醋的妻子张彩鸾发现，大闹河东狮吼，曾朴只好赠送银子，让她离开曾家另寻出路。于是小凤仙流落花界，成了京都妓馆的一颗明星。小凤仙不懂政治，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矢志不渝，在她看来，总统和皇帝并无什么区别，推翻不推翻干卿何事？他对蔡将军的感情，也并不像电影中那样美妙。
事实上蔡锷初识小凤仙，也是缘于一次狎妓活动。小凤仙垂着眉睫，柔声问道：客官是做什么的？蔡锷闷着头撒了一个谎：皮货商人。其实一切都瞒不过小凤仙那双眼睛：客官气度不凡，外欢内郁，绝不是来买笑的商人。小凤仙也想过脱离妓籍，但她要找的是一个牢靠的男人。蔡锷用意何在，识人无数的小凤仙心里有谱，她并不想把自己当做人家政治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因此，当蔡锷急吼吼地同如夫人闹离婚，又急吼吼地要纳她为妾时，小凤仙轻声细语对蔡将军说道：“落花有主，小女子不能耽搁大人的前程。”言下之意是：在一起玩玩可以，婚配之事免谈。
此时曾朴因江苏省公债一事恰巧到京，被蔡锷侦知，即由常熟翁同龢的孙子翁振伯引见，认识了写《孽海花》的常熟人曾朴。地点是在北京西堂子胡同刘季平家。刘季平是曾朴的换帖兄弟，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蔡锷旁敲侧击，说出了要请曾朴做小凤仙思想工作的意思，据说，曾朴乐意成人之美，给小凤仙点拨了几句，意欲促成此番姻缘。
蔡将军从北京出逃走脱，是极生动而又富有戏剧色彩的一幕。故事的版本有多种，大同小异，但都与小凤仙有关。因蔡锷本人没有这方面的记录留存，传说中的情景都是由其他当事人事后回忆的，在此汲取一种，以窥一斑：这天，云吉班中有人摆酒做生日，小凤仙遂叫了蔡将军在房中饮酒，大衣皮帽挂在衣架上，拉开窗帘，让监视蔡锷的人可洞察室内。等到开往天津的火车将启程时，蔡锷不取衣帽，假装去洗手间，却趁院中人多杂乱之际，径直去了火车站，直奔天津（参见《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
一切都朝对袁氏父子不利的方向发展，袁克定本想与蔡锷结为政治盟友，期望这位俊逸之才能成为奥援，结果却是挖了一个巨坑，断送了袁氏父子的“锦绣前程”，最终还断送了老袁的性命。好比下围棋没留眼，必定成死棋，袁大公子是个不折不扣的臭手。
蔡锷离开天津前，对他的恩师梁启超说了一席话，很是慷慨激昂：“此次维护国体，大任落在老师和我身上，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成仁，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所谓哀兵必胜，蔡将军怀了这么一种背水一战的心态，其成功也在情理中—何况袁氏父子搞洪宪帝制早已闹得众叛亲离了。蔡将军回到云南举义旗时他的兵马并不多，起事之初只有三千多人，但是袁氏江山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轻轻一推，就接二连三地倒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