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袁世凯故居，说不清心中涌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在这幢饱经风雨侵蚀、油彩已经脱落剥离的老房子里，一百多年前，一个婴儿脚踢着蓝花布的襁褓，发出了生命中的第一声啼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地位越来越显赫，有人夸他是人才，有人骂他是奸雄，无论是夸他的或是骂他的，都会附带这么一句话：“百年难得一遇。”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个人生前能量巨大，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甚至一时间改变了历史行进的方向。即使在他死后，其忽隐忽现的幽灵似乎仍然在神州大地上游荡，久久不散。
袁世凯故居位于河南项城东南17公里处的袁寨村。显然，这幢老房子经过了重新改造和修缮，院落里铺的青砖年代并不久远。房屋的雕梁画栋也还散发着淡淡的油漆味，门檐下悬挂的一对红灯笼上面的那个“福”字，更是透露出浓郁的现代气息。据解说员介绍，袁世凯故居原占地270亩，有明清特色和传统风格的各式建筑248间（现保存50余间），周围是1800米长、10米多高的寨墙，还有六座炮楼和三道护城河。建筑群由传统砖瓦、木材、白灰等建筑材料构成，整体按东、中、西轴线布局，左右对称，从高处鸟瞰呈一个“富”字形状。房顶屋脊处皆有狮、虎、豹、马、猴等动物砖雕，四角挑檐高耸，饰有龙纹兽尖，气势恢宏，直指苍穹。
来此参观的人零零星星，整幢院落显得十分冷清。此情此景，让我忽然想起昨晚在项城街头看到的一幕：一个穿着蓝布衣衫的年轻人蹲在那儿，手掌上排着一摞“袁大头”，他捏起一枚放到嘴边吹了吹，然后放到耳边静默聆听，似乎有无限的秘密隐藏在那枚银圆之中。有个看上去和我一样的外地旅游者上前问他：“多少钱？”年轻人伸出一个巴掌晃了晃。旅游者又问：“真的还是假的？”年轻人眯着眼睛笑了笑，脸上露出了河南人常有的那种憨厚的狡黠：“当然是假的啊，真的‘袁大头’会五块钱卖给你？这里是项城，是袁世凯的老家，来一趟不买个纪念品回去，说不过去的。你看，这玩艺儿虽说是假的，做工却很精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旅游者用两元钱一枚的价格买了两枚，解嘲地笑笑，说要带回家给他的女儿玩耍，从假银圆中找点历史的沧桑感。
话中隐含的冷幽默，让我不由得哑然失笑。笑过之后，心中不免多了一丝酸涩。袁世凯，一个影响过中国历史的人物，已经随着时间一起沉寂了。即使有人至今记得他，也不是因为他对国家的功罪，而是因为以他头像为标志的“袁大头”能赚钱。
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筹备当洪宪皇帝，拍马屁者从四方云集而来，环绕在他身边。有些御用文人考证“龙脉”之来源，认定其远祖是三国时代的袁术，近祖是明末名将袁崇焕，在效忠信中献计献策，请求袁世凯每年要祭祀袁氏先祖，以保“龙脉”兴盛。袁世凯看了这些效忠信，没点头也没摇头。那阵子他正在筹划坐龙椅的大事，没工夫操心这些鸡零狗碎。何况有人在他耳边嘀咕，那两个姓袁的大人物在历史记载中并不怎么光彩。
袁寨村的人告诉我，多年前袁氏祠堂墙壁上有一块铁铸的牌匾，上面刻印着族谱。据说，这块牌匾是清朝咸丰年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所主修，被当地人称做“袁氏铁板家谱”。上面一共排列了袁家谱系八十代人的辈分，依次是“志三耀九，保世克家，启文绍武，卫伟国华……”。相传这份族谱是清道光十五年（1835）有个叫袁道涣的人撰写的，后来到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袁家后代又将这份族谱重修了一次。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多半是这份重修的族谱。
在现存的《项城袁氏家集》中，有文字可考的袁氏先祖名叫袁九芝，生活在清代乾隆盛世，是个私塾先生。其子袁耀东，从小跟随父亲读书，长大后子承父业，也以在蒙馆教授学童为立身之本。追溯起来，到了袁耀东这一代，袁家的光景仍然不好过，但是父子两代教书匠却在项城远近乡邻中赢得了一些清正的好名声，提起袁家父子塾师，人们都认为那是很有学问的两代人。以至于淮宁富户郭如珽也不嫌弃其家境清贫，心甘情愿地将小女郭氏嫁给了声名鹊起的袁耀东。
谁知道郭氏刚嫁到袁家后不久，公爹袁九芝就一病不起，没过多少日子竟一命呜呼了。袁家有人背地里嘀咕，认为是郭氏带来了霉运。郭氏出身富家，是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和当塾师的夫君一商量，决定搬出来另立门户。
河南项城是个穷地方，这里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袁家此时刚刚脱离贫困，不再租种地主的土地，顶多只能算是“下中农”。过惯了富家生活的郭氏，现在知道了清贫的滋味不好受。不过，这个有教养的女子堪称优秀，她身上没有富家子女那种懒散习气，相反，贫寒的处境更是激起了她要帮助这个家族出人头地的决心。袁耀东是个庠生（庠生，科举制度中府、州、县学生的别称），肩不能挑重担，手不能干农活，郭氏鼓励夫君，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奋读书。
这个活了90多岁的郭老夫人，她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传奇。
郭氏身上具备中国传统妇女的许多优点，她不仅勤劳、勇敢、善良、吃苦耐劳，而且能生育，会治家。
先说她的能生育。她和袁耀东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袁树三，次子袁甲三，第三子袁凤三，第四子袁重三，女儿排在第五，姓名不详。子女一个接一个出生，家庭中的经济收入却并没有增加，这样一来，家境越发显得窘迫。郭氏毅然辞退了家中唯一的一个婢仆，事必躬亲。白天下田忙活，还要围着锅台转，夜晚稍有点空闲就纺纱织布。附近的人家见郭氏这般能干，无不伸出大拇指夸赞。
中原一带有句古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命运、风水和积阴德这些属于玄学，简单几句话说不清楚，这里暂且不论。让我们先看看袁家先辈是如何看待读书的。郭氏是个心性很高的女性，她自从嫁到袁家后，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丈夫袁耀东身上，除了承担所有家务活外，还一门心思要帮助丈夫参加科举考试。在中国古代，这类故事成千上万，只不过历史学家一般不会注意这些细节，任其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方志、笔记中了。
谁知道袁耀东到了40岁光景，不仅科举考试没有成功，反倒因为用功过度，不幸染上了痨病。用今天的医学观点来看，痨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症，医学上叫做肺结核，打几针青霉素就能解决问题。但是，100多年前，痨病同今天的癌症一样是不治之症。每天，郭氏看着丈夫袁耀东在书桌前佝偻着身躯咯血的情景，心中就如同刀割般难受。为了治愈丈夫的病，她经常出入于典当铺和中药铺之间，当掉从娘家带来的金银首饰，抓来一副副中草药，杀掉家中正在下蛋的老母鸡，炖鸡汤端到丈夫跟前，伺候他喝下去。可是袁耀东的身体依然一天天继续消瘦，痨病到了晚期，咯血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身亡。
袁耀东的去世，使这个家庭失去了栋梁和主心骨，靠一屋子的孤儿寡母，还能将袁氏家族这一支脉支撑起来吗？丈夫的葬礼结束之后，郭氏望着几个尚未长大成人的孩子，悄无声息地抹掉眼泪。尚未脱掉孝服，刚成新寡的郭氏拿起丈夫用过的教鞭，在袁耀东的灵牌前给几个儿子训话：“如果谁不发奋读书，就不是他爹的儿子！”几个儿子眼里噙着眼泪，一边跪着朝父亲的灵牌磕头，一边聆听母亲的教诲。
跪在地上的几个儿子都还很小。老大袁树三14岁，次子袁甲三10岁，老三袁凤三和老四袁重三分别是5岁和3岁。几个年龄尚小的儿子看着母亲铁青色的脸，似懂非懂地点头。14岁的袁树三和10岁的袁甲三已经开始懂事，在遭遇了这场父亲去世的变故之后，他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他们对母亲的承诺，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这之后，袁树三和袁甲三果然很争气，每天闻鸡起舞，用功读书。
为了给几个儿子请个好塾师，郭氏不仅自己辛勤劳作，还三番五次去向娘家求援。在郭氏的精心操持下，几年后，袁树三、袁甲三相继考入县学，成为秀才，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廪生”的荣誉称号，官方定期发给“廪饩”，“廪饩”用今天的语言解释，叫做困难补助金。
在当时，对于所有想有所作为的人来说，科举之路是他们唯一的途径。然而这条路又是那么狭窄、拥挤和艰难。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谈到袁世凯先祖们的科举之路时，感慨万千地将科举考试比喻为买彩票，买的人不计其数，中奖的幸运儿只有少数几个。他举例说，在他祖籍安徽的唐氏家族中，清朝268年，只考取了一个秀才，由此可见科举考试之不易。“屡试不第，才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唐德刚语）考进士是皇帝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的方式，每四年才一次，荣登红榜的仅有百余人，用今天的参照系数比较，远不亚于考取一个博士后的难度。
让人称奇的是，原来数百年间默默无闻的项城袁家，忽然好运连连。道光十四年（1834），袁甲三中了举人，次年赴京应试，又中进士。红榜发出，报喜的人马排了一里多地，袁甲三身披大红绶带，骑在高高大大的大洋马上游乡串村，着实风光了一回。十几年后，袁家再传捷报，这一回给袁家带来荣耀的是袁甲三的大儿子袁保恒。道光三十年（1850），袁保恒考中进士，此时袁家的家境已经摆脱了先前的穷困，袁保恒考取进士后的喜庆活动，要比他父亲当年隆重很多。
一门两进士，一时间在项城这个穷乡僻壤成了爆炸性的新闻。在旧时官宦升迁制度的影响下，聚族而居的大家族，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是全族的事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仅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袁氏家族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显赫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