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对内徙的党项羌实行了“羁縻府州制”。党项羌虽有叛乱，但总体上与中原王朝保持着隶属关系。这种环境为党项羌诸部的发展和勃兴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内徙后的党项羌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内徙党项羌的原氏族、部落的血统关系逐渐松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向地域关系转化。同一个地区，不同族姓的部落有了联合的趋势，形成了以地域为名的部落集团。同时，在部落或部落集团内出现了势力强劲的大姓，这些大姓的部落首领自然而然地担当了部落联盟或部落集团的首领，有的还兼任唐州刺史、部落游弈使等官职。
党项羌的内迁都是从战乱频繁的地区迁往较为和平稳定的地区，从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沙碛高寒地区迁往水草肥美、适合农牧的内陆西北地区。尽管在迁徙的过程中，党项各族原有的牲畜、人口、财产等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能迁徙到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下致力于农业生产、畜牧，这对于党项羌族而言，是一个较大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党项羌内徙后所居住的河套一带是农业发达、水草肥美、易于畜牧的地区，汉族人民曾经长期在这里生产、生活并创造了先进的封建文明。党项人民在这里定居下来，对于促进他们吸收封建文明、发展生产都是极为有力的。唐玄宗时，唐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党项羌的羁縻统治，巩固边防，“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鼓励党项羌族人民定居，从事农牧业生产。在唐朝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党项羌人逐渐开始学习农耕技术。
虽然有部分党项羌人已逐渐开始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活动，但此时党项羌族的经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对于战则为骑、和则为牧的党项羌族而言，马就是他们的生存之本，也是他们与邻近民族进行交换生活用品的重要商品之一。内徙的党项羌与内地汉族及其他民族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他们主要以自己的牲畜来换取汉族的丝织品、珍珠、银、铜、铁和武器等生活用品。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中曾描写过这一现象：“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塬上头……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芪贱。”这里所写的盐州，在今宁夏盐池县境内，五原，在今内蒙临河境内，鄜州在今陕西富县，都是西夏的地域范围。内009徙的党项羌正是在这种与他族的不断交往中，逐渐发展、强盛起来的。除与汉族交往外，内徙的党项羌还与吐蕃、吐谷浑、室韦等族有密切的往来。由于党项、吐谷浑、室韦等都处于杂居状态，三者的社会发展情况相近，互相影响较深。河套地区还杂居一些原突厥等族人口，他们同党项羌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不可忽视，党项羌无论从风俗或是语言文化方面都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这也成为后来内徙的党项羌所建立的西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无不带有北方民族特点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