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已经空了，搜遍时间所有的口袋——也找不到哪怕一幢柴草的屋舍，连同冬季储存白菜的地窖，酿制米酒的木槽，以及在大雪之后隐匿爱情的养马棚。
在那个难言的秋日，热闹的农场宣布解散。似乎一切都是注定要到来的，缄默和哀伤，哭泣与无奈。上工的钟很像一顶古代士兵的帽子，被人从大树上取下来。夕阳将人们最后的身影收藏，田地顿时一片荒芜，马车的轮子很快被泥土沤烂。干打垒的房子，被隆隆的推土机铲平。一只一动不动的乌鸦在树枝上蹲伏，它成了农场最后的守望者。
我踩着天空新下的厚厚的积雪，在一片小松林里找到一片乱石堆积的坟墓，还找到一些碎纸片：上面记满了与粮食收成有关的数据，还有几则十几年前的天气预报。
枯草，石碑，尖细的灌木。白皑皑的积雪又深又冷，脚步阻滞，视线越来越模糊，而往事从公路的另一端开始浮现。那时候，我二十来岁，突然有一天接到一封寄自农场的来信。里面是一摞诗稿，作者的名字很中性，不能通过名字确定性别。字迹歪扭毫无章法，诗的内容也是幼稚的，像一把野生的幼苗。很明显，这样的诗没有进入我的标准，我不假思索地将它们丢进了废纸篓里。但作者并未就此罢休，同样的信件和诗稿仍然小风车一样蹭蹭地飞临。不久之后，作者居然找来了，让我吃惊的是，她是一位的姑娘，只有十七岁。一位村姑式的少女，围着红红的头巾，带着不谙世事的矝持，脸色格外苍白。她的突然闯入令我特别尴尬，忍不住朝正在咕咕烧开的水壶粗暴地吼叫了一声，声音里充斥着比严冬更冷漠的生硬。
当时的我，可耻的虚荣心还在茂盛地生长，偏执，甚至狂躁。像一束无根的招摇过市的稻草，我缺乏对人生与苦难最基本的理解。面对这次陌生的来访，我完全忽略了一个人的心理感受：满怀希望的她如何寂然失望地踏上那条返回农场的公路……时值隆冬，路两边全是挂满雾淞的柳树。天很快就黑了，寒星一粒粒镶在天幕。她蜷缩在一辆透风的马车里，怀揣一摞被贬低得一文不值的诗稿。任由农场的赶车夫唾液四溅地讲了一路笑话，而她怀抱一缕清澈的月光，只有沉默。……是的，回忆这件事需要勇气，像打发一个急需食物的乞丐，我潦草地打发了一位急需鼓励的姑娘。
我说：“等着吧，我会与你联系的……不过，这些诗写得很糟糕。”她的脸仍旧很苍白，鼻尖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知道她的死讯是在一年后——这个农场成立了一家印刷公司，经朋友介绍，我们有一期杂志在那儿承印，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农场的领地。谈完业务后一位姓苗的经理留我与一位同事吃农家饭，向阳的山坡，野荠菜，南瓜花，炸山珍，黄灿灿的山鸡蛋，还有一盆香气四溢的野兔子肉。不知怎的，席间我突然想起了那位姑娘，我想，如果她还在农场生活，不如把她叫来吃饭，凑个热闹。经理听说后眼睛眨吧半天，思维转动半天，脱口而出：“嗯，那孩子啊，死了！死了半年多了！”我心里一惊：“……怎么会！”见我失态，经理却笑嘻嘻地打趣起来：“那丫头长得怪俊啊，嗯，你与她什么关系？哈哈，你们写文章的人，个个都是浪漫的情种……”我急忙语无伦次地辩解：“没什么关系的，哪能与什么人轻易地就有关系的……咳咳，你太会联想了。”我从内心顿时升起一股厌恶，用意念朝经理那堪称经典的商人嘴脸上狠狠唾了一口。
经理告诉我，女孩患血液病多年了，一直休学在家。全家人为了医治她的病，卖掉了所有能够换钱的家当，她的父亲甚至经常到山下一个简陋的血站卖血换钱，终于自己也倒下了。最后，为了弟弟的学业不受影响，她干脆放弃自己，拒绝治疗，任凭生命像一朵来时的花，承受魔鬼的无情摧残与枯萎。美貌与肉体多么泡沫，她死时只剩下了一副轻盈的骨架。
关于她的一切，我没有掌握更多的资料。想到她的坟前祭奠的念头闪了一下后又迅速熄灭。野趣横生的午餐再也没了原有的味道，我用沉默的表情来对付最后一勺冰冷的菜汤。
为什么人必须在经历与觉悟之上才能够不与可笑和迂腐染指？生命的温暖与虚枉的艺术指标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去吧，虚假的诗歌与文字，你的价值不及一粒纽扣大小的药丸。我在想，偏激的情绪是多么有害。对他人有害，对自己有害，对人类所处的时代不过是增加一只盛垃圾的塑料袋。我知道即使是再多的赞美也不能使病残的生命延续，但片刻的激励却可以让融化的春天抵达灵魂。如果写作带来的只是一些自以为是的清高与苛刻，我宁愿选择放弃所有的声音，让生命的根须随同一株老树默默腐烂。这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
双手插入衣袋，我沿着被废弃的孤零零的公路漫无目的地走，满眼的暮色降临到骨髓深处。一只铁皮盒被我踢了一路，耳边响着空荡荡的回音。
（原载《岁月》杂志2006年第12期，《散文选刊》2007年第3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