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年。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又甜又嫩的童年。那年我11岁。我们有姐妹兄弟九人，父母双全。第二年，我们的母亲就去世了。
很奇怪，前面四个都是女孩，后面五个都是男孩。最大的13岁，最小的一岁。孩子们都在双亲的爱护教导下，健康地成长。
我们四姐妹，大姐元和、我允和、三妹兆和、小四妹充和。前三名没有进过小学，就是四妹后来也不过象征性地进了一年小学。小四妹，这生下的第四个女孩，一断奶就送给合肥二房亲奶奶做孙女了。这1920年的春天，小四妹才七岁，回到了苏州——她的亲姐妹的家里。我们三个大姐姐欢喜得要命。小四妹神得很，她小小年纪，临碑临帖，写两个字，还真有点帖意，我们三个大姐姐都不及她。虽然我们也在书房里念了些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我们不但念司马迁的《史记》，还念王孟鸾老师教的白话文。
我们三名女学生，就有四位男女老师教学，还有两位刻蜡版、抄讲义的先生。我们私塾里的老师多于学生。
我们的妈妈名字叫陆英，拥有自己一个小书房。我记得书房墙上，有一个精致的横匾，四个字我只记得两个，一个“兰”字，一个“室”字。书桌前是一排大玻璃窗子。窗子外面有一个小小院子，院子里有假山，假山上有芭蕉。院子对面就是我爸爸张冀牖个人的书房。只有爸爸的书房有门通这个小院子。爸爸书房前面是一排落地的大玻璃窗子。可是妈妈的书房没有门通这个小院子。爸爸妈妈可以隔窗相望。
就在1920年，我们家掀起一个教保姆认字的高潮。最聪明而又用功的是三妹的保姆朱干干。她每天早上为妈妈梳头篦头的时候，要念十个到二十个方块字。我的保姆窦干干是我的学生，成绩最差。人家问她认识多少字，她说：“西瓜大的字，我认识一大担。”我这位小先生很丢面子。
小四妹回来了，妈妈就派我当她的小先生，因为我比她大四岁。大姐教大弟宗和，三妹教二弟寅和。三位小先生很来劲。妈妈买了蓝布，教我们为每一个学生做一个书包。书包做好后，三位小先生都认为得替学生起个学名。每位小先生都对自己的学生特别巴结。尤其是我，我认为我的学生最难对付。她虽然只有七岁，可是她在合肥有两位老学究教她念古文，古文的底子比姐姐们强。但是姐姐们知道胡适之，她就不知道。我们新文学水平比她高。我左思右想，要替小四妹改上一个名字。叫“王觉悟”。不但改了名字，连姓也改了。我在四妹书包上用粉红丝线，小心地绣上了“王觉悟”三个字，我好得意。大姐规规矩矩绣了“宗和”两个字，三妹不会绣，只好作罢。小四妹不及大弟二弟乖，看来她对我这样的老师不敬重，不怎么佩服。有一天，四妹忽然问我：“我为什么要改名觉悟？”我说：“觉悟么，就是一觉醒来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她又问：“明白了什么？”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所以然，就煞有介事地回答：“现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救中国。”她摇摇头说：“就算你起的名字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我问你明白道理的人，你为什么改我的姓。我姓张，为什么要姓王？大王、皇帝也要觉悟，老百姓可不是要吃苦。什么王觉悟，我不稀罕这个名字。”她撇撇嘴：“还是老师呢，姓名都起得不通，哈哈！”这一笑可把我气坏了。我不能打她、骂她。我说：“把书包还我，我不当你的老师了！”我拿了一把小剪刀，一面哭、一面拆书包上“王觉悟”三个字。“王”字好拆，“悟”字也不难拆，就是“觉”字不好拆，是有二十笔划的繁体字。
1945年允和和四妹充和在四川华西坝上。此时的小老师和“王觉悟”成了互相切磋学问对手。
1978年，小四妹带了洋女婿Hans H.Frankel（傅汉斯）回来。我们谈到58年前的往事，哈哈大笑。我说：“王觉悟呀，王觉悟！你到现在‘觉悟’了没有？”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就是1995年10月了。我们四姐妹都是80岁以上的人了。小四妹真正觉悟了，她成了我的老师。我的旧诗词做不过她。我做的歪诗都要请她大笔斧正。过去11岁的“拆字先生”的伤心往事，现在成了姐妹间最最甜嫩和美好的回忆。
1979年11月初稿
1995年10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