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黯，本来是晚唐一个并不十分著名的诗人。可是，由于在少年时代写了一首诗，将自己患天花病后由美变丑的尊容，毫无掩饰地展现给大众观赏，歪打正着，而成为千古知名的神童。
在唐代，一个读书人欲想有所作为，在入世前必须先要获得社会显贵或知名人士的青睐或举荐。为此，当年只有十三岁的陈黯，便携带着自己的诗稿，前去拜访本郡的郡守（最高行政长官）。郡守先是漫不经心地翻阅着陈黯呈上的诗稿，继而为一首题为《咏河阳花》的诗作而惊叹不已。郡守真不敢相信，这个被天花后遗症所累，容貌丑得不能再丑的年轻人，竟然会写出这么清新、飘逸的佳作。郡守望着满脸麻坑套黑斑的陈黯，沉吟半晌，才开玩笑地问道：“才华横溢而满脸花坑，你能以此为题，当场作诗一首吗？”陈黯应声答道：“有何不能。”略一思索，出口成章：
玳瑁宁堪比，斑犀讵可加。
天嫌未端正，敷面与装花。
玳瑁，一种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海洋中的爬行动物，形状像龟。斑犀，一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犀牛头上才长有的骨质硬角。这两种动物的甲壳、骨角在唐、宋时代只有靠外国的进贡才能获得。因其质地坚硬，光润洁美，常被达官贵人当作装饰品佩戴或珍藏（犀角还可入药）。因此，不仅十分珍贵，而且是美好与高贵的象征。陈黯以玳瑁、斑犀自喻，不仅是因为玳瑁、斑犀都有或明或暗的黑斑，类似自己的容颜，更主要是用它们的高贵比喻自己不俗的才华。于是才有后来两句的绵里藏针，似贬实褒：虽然我长有像玳瑁、斑犀那样天赐的华颜，但上天仍然嫌我长得不够“漂亮”，还要在我的脸上挖满大大小小的深坑，准备在里面栽上一棵棵美丽妖娆的花树。表面上看，陈黯是围绕郡守所出题目咏天花在脸上遗留的豆瘢，实际上是反戈一击，直刺郡守：我已经毁容毁到如此地步，你这个“天”却还嫌我丑得不够，还要让我自己再羞辱自己一番。
据医学史家考证，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是西汉大将马援率军南征交趾时，感染天花病毒的士兵从交趾带回中国的。晋代的葛洪是用中文记录天花传入始末及病状的中华第一人。唐、晋相去不远，难怪这个少年诗人的这首诗会千载流传，被人吟诵至今。原来他是中国医学史上，为数有限有名有姓有记录的天花感染者。
（二）
如果说陈黯写诗直面天花后遗症毁容的现实，尚属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愿行为”的话，清代一位不知姓名的诗人留下的这首《咏麻女诗》，则既失掉了作家为人师表的尊严，又与诗歌创作应当温良敦厚的诗教背道而驰。这首诗见载于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诙谐类》中，尽管标明是开玩笑时的即兴之作，但对一个被天花后遗症毁了容的女孩子来说，这玩笑简直是一柄直刺要害的利刃：“公主明妆额点梅，芙蓉人面绣成堆。赠卿一镜临窗照，蘸着些儿麻上来。”
喜爱古典诗词的人几乎都知道，“人面桃花”是无数诗人为美貌少女描绘的图画中，备受读者崇仰的一幅。唐代诗人崔护因一句“人面桃花相映红”而享誉千古。这位《咏麻女诗》的作者，将“桃花”换为“芙蓉”（荷花），虽然有“偷梁换柱”之嫌，但他的诗以“公主明妆额点梅”开篇，无论是背影，还是侧影，留给读者的都是一个较好的形象：一个气质像高雅的公主，美丽如出水芙蓉的美人，正在梳妆打扮。瞧她那微微上扬的手臂，可能正在往额头正中涂抹梅花样的红点……正当读者浮想联翩时，诗句语气突转，诗人以嘲弄的口吻说：花多不艳，一朵荷花浴水，足以映衬美貌女子的不俗，怎么这个女子的面孔成了一床绣花被面，上面密密麻麻地绣满了一朵接一朵，一株掩一株的大大小小的“荷花”？给你一面镜子，快到窗前阳光明媚处照一照吧。镜子里映照出的竟是一个大豆瘢挤压小豆瘢，小麻坑簇拥大麻坑的大花脸。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抹脸的脂粉中混进了炒煳的黑芝麻粒，让这美丽的女子变成了丑八怪。
还是清代末年著名学者阮元，为广东一家牛痘馆成立时赋写的这首诗让人读了舒心：“阿芙蓉毒流中国，力禁犹愁禁未全；若把此丹传各省，稍待儿寿补人年。”受中国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病发明的启示，英国人琴纳于1796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从而不仅开启了天花防治的新纪元，而且掀开了现代医学免疫学发展的新篇章。由于牛痘接种比人痘接种安全有效，所以，牛痘接种术刚刚发明不久，便受到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的理解和推崇。作为一个有见识的文人，阮元深知传统诗词对普及、推广最新科学技术知识所起的作用。他的这首诗，在庆幸牛痘接种技术推广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为鸦片（阿芙蓉）的久禁不绝而忧心忡忡，并希望能通过牛痘的接种，挽回一点因鸦片肆虐给中国人健康长寿带来的损失。为此他在诗末署题道：“南海邱氏浩川传西洋引小儿牛痘之法；二十年来行之甚广，余家小儿亦行之有验。”希望通过现身说法，使人们远离毒害，趋附科学。
以诗教人须为善，莫助病魔毒人心。这恐怕是上述两首诗，留给我们的一点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