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唯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易处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古句新解”
孙子说：在各种不同地形上处置军队和观察判断敌情时，应该注意：通过山地，必须依靠有水草的山谷，驻扎在居高向阳的地方，敌人占领高地，不要仰攻，这是在山地上对军队的处置原则。横渡江河，应远离水流驻扎，敌人渡水来战，不要在江河中迎击，而要等他渡过一半时再攻击，这样较为有利。如果要同敌人决战，不要紧靠水边列阵；在江河地带扎营，也要居高向阳，不要面迎水流，这是在江河地带上对军队处置的原则。通过盐碱沼泽地带，要迅速离开，不要逗留；如果同敌军相遇于盐碱沼泽地带，那就必须靠近水草而背靠树林，这是在盐碱沼泽地带上对军队处置的原则。在平原上应占领开阔地域，而侧翼要依托高地，前低后高。这是在平原地带上对军队处置的原则。以上四种“处军”原则的好处，就是黄帝之所以能战胜其他四帝的原因。
孙子说：所谓“处军”，是指在军队行动时遇到各种地形的处置；所谓“相敌”，是指观察与分析判断敌情。因此，判断敌情必须先从地形研究出发，山地、河川、沼泽、平原等地理条件不同，相应的作战方案也会有所不同。
本篇中很多经典的“处军”原则已被许多战争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东汉初年，塞外的羌人经常侵入内地。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搞得当地老百姓家破人亡，民不聊生。地方官员将羌人经常侵犯内地的恶行上报给朝廷之后，汉光武帝刘秀派大将马援任陇西太守，去平定诸羌。
各羌族部落闻知马援到来，用辎重、树木堵塞了允吾谷（今青海省乐都附近）的通道，企图凭借险隘，顽抗到底。但是，马援对陇西的地形了如指掌。他看到羌人已经占据有利地形，人数又多，如果一味硬攻，肯定要吃大亏。于是，他一面派一员部将率部分兵力在正面进行佯攻，以吸引羌人；一面又亲率主力部队在当地汉人向导的指引下，巧妙地利用山谷中的小道作掩护，悄悄地迂回到羌人的大本营后面，然后突然发起进攻。
羌人仓皇应战，狼狈溃逃。但羌人对地形更熟悉，他们迅速重新集结兵力，凭借山高地险的优势，以逸待劳，与马援形成对峙。
马援在山下正面安营扎寨，并不急于进攻。到了夜间，马援挑选精锐骑兵数百名，利用夜幕作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山后，摸入羌人的大营中放起火来，山下正面的汉军乘机擂鼓助威、齐声呐喊。羌人不知汉军的虚实，乱作一团，纷纷离山逃遁。马援挥军追杀，大获全胜。
羌人退回塞外后，经过一年的准备，以参狼羌为首的诸羌联合在一起，再次侵入武都（今甘肃省成县西）。马援闻报，率领4000人马前去平息，双方在氏道县（今甘肃省礼县西北）相遇。
羌人再次凭借有利的地形，据险固守，任凭汉军百般挑战，就是稳坐山头不战。但是马援在详细勘察了羌人的据守情况和周围的山势地形后，发现了羌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水源和粮草不足。于是马援心生一计，他首先指挥部队夺取了羌人仅有的几个水源，断绝了羌人的水和粮草。然后指挥手下将士将羌人据守的山头层层包围，但也不去主动挑战，实行围而不攻、困而不战的策略。在这种策略的指导下，没过多久，羌人就因为缺乏粮草和水源，内外交困，最终不战自溃。一部分羌人投降了马援，大部分羌人远遁塞外，再不敢侵犯内地，陇西从此安定了下来。
在战场上，战争胜负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认清战场形势，正确认识到交战双方的优劣态势，从而制定出合乎实际情况的战争策略。马援之所以能最终取得胜利，就在于他根据实际情况，“依地而变”，制定出针对敌人弱点的有效战略，从而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一举击溃羌人。
隋末，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公元617年初，农民起义形成三大中心：李密起义军活动于河南，窦建德起义军转战于河北，杜伏威起义军控制了江淮地区。他们歼灭了大量隋军，使隋王朝濒临崩溃。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也纷纷起兵反隋，以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李渊父子的太原起兵就是其中之一。
李渊父子有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起兵之后，采取明智的战略策略，不但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而且军事上得力，因此不到半年，就攻下隋都长安，占据关中和河东，并迅速拓地到秦、晋、蜀等广大地区。次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唐。接着又击败了薛举、梁师都、刘武周等割据势力，引兵东进，伺机统一全国。
当时，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已经解体，李唐的主要对手是河北窦建德起义军和洛阳王世充集团。另外还有杜伏威起义军控制的江淮地区，隋残余萧铣集团控制的长江中游及粤、桂等地。李渊集团对此采取了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计划先打王世充后击窦建德，在派遣使者稳住窦建德的同时，由李世民率军出潼关进攻东都洛阳，消灭王世充集团。唐武德四年（621）三月，李世民率军十余万东进。八月，唐各路军开始相继展开攻势。王世充欲与李世民讲和，李世民未允，命各军奋力夺取洛阳外围各地，连连攻取洛城等地。后来，王世充的部将纷纷降唐，王世充除保有徐（今江苏铜山县）、梁（今河南淮阳县）、亳（今安徽亳县）、滑（今河南滑县）、随（今湖北随州）诸州及襄阳之外，仅困守洛阳及偃师、虎牢与平州（今河南孟津县东）各点。
王世充因洛阳危急，遂遣使向窦建德求救，许以破唐之后，由窦建德统治洛阳及并、汾地区，自己则取长安及蜀汉荆襄之境，双方永为兄弟之国。窦建德采纳了谋士刘斌的建议，答应出兵救援。唐武德四年（621）三月，窦建德率10万大军西援洛阳。窦军连下管州（今河南郑州）、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地，很快进抵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以东的东原一带（即东广武，河南荥阳东北广武山）。
虎牢为洛阳东面的战略要地。二月三十日夜，唐军王君廓部在内应的协助下，袭占该地。李世民在洛阳坚城未下、窦军骤至的形势面前，于青城宫召集前线指挥会议，研究破敌之策。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南）刺史郭孝恪等认为：王世充据有洛阳坚城，兵卒善战，其困难在于粮草匮乏；窦远来增援，兵众既多且锐。如果让王、窦联兵，窦以河北粮食供王，就会对唐军造成不利，使李唐的统一大业受挫。因此，主张在分兵围困洛阳的同时，由李世民率主力据虎牢，阻止窦军西进，先消灭窦军，届时洛阳城就能不攻自破。李世民采纳了这一建议，立即将唐军一分为二，令李元吉、屈突通诸将继续围攻洛阳，自率精兵3500人，于三月二十五日先期出发，进驻虎牢。
不久，李世民得到情报，说窦军企图乘唐军饲料用尽，到黄河北岸牧马的机会，袭击虎牢。李世民将计就计，遂率兵一部过河，南临广武，观察窦军情况，故意留马一千余匹在河渚，诱窦军出战。次日，窦军果然中计，全军出动，在汜水东岸布阵，北依大河，南连鹊山，绵延二十余里，摆出进攻虎牢的架势。李世民登虎牢城观察窦军动静，向诸将正确地分析情况，说：“窦军没有经历过大战，今度险而进，逼城而阵，有轻视唐军之意。我军待窦军疲惫后，再行出击，定能克敌制胜。”于是一面严阵以待，使窦军无隙可乘，一面派人召回留在河北的诱兵，准备出击。
窦建德轻视唐军，仅遣300骑过汜水向唐军挑战，李世民派部将王君廓率200长矛兵出战。两军往来冲击，交锋数次，未分胜负，各自退回本阵，战斗呈胶着状态。
窦建德军沿汜水列阵，自辰时至午时，士卒饥饿疲乏，都坐在地上，士卒又争着喝水，秩序混乱，表现出要返回军营的意向。李世民细心观察到这些迹象后，即派遣宇文士及率领300骑兵经窦军阵西而南，先行返阵，并指示说：如窦军严整不动，即回军返阵；如其阵势有动，则可引兵由东冲出。宇文士及至窦军阵前，窦军阵势即开始动摇。李世民见状，下令出战，并亲率骑兵先出，主力继进。过汜水后，直扑窦的大营，当时窦建德正召集群臣议事，唐军骤至，群臣都纷纷向窦建德处走避，致使奉调抵抗唐兵的骑兵通道被阻。窦建德急令群臣退去，为骑兵让路，但为时已晚，唐军已经冲入。窦建德被迫向东撤退，唐将窦抗的部队紧追不舍。接着李世民所率骑兵也入窦军大营，双方展开激战。李世民又命秦叔宝、程咬金、宇文歆等部迂回窦军后路。窦军见大势已去，遂惊慌溃逃。唐军乘胜追击三十余里，斩首三千余级，俘获五万余人。窦建德负伤坠马被俘，其余军卒大部溃散，仅窦建德之妻率数百骑逃回河北。至此，窦军被全部歼灭。
唐军虎牢之战得胜后，主力回师洛阳。王世充见窦军被歼，内外交困，走投无路，遂于绝望之中，献城投降。
“择便处军”原指军队行动时，遇到各种地形的处置。在个人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也要学会根据环境择善处置。尽可能趋利避害。
孙子十分重视“处军、相敌”在作战指挥中的重要作用，作为战争的行为科学，孙子从后勤供给、攻守利弊两个方面评价地理环境因素对战争的制约，兼顾攻守利弊、后勤供给（给养、武器、疾病、生活等），无疑是成功之道。
